王�运诗学思想的“为人”“为己”之辨 沧浪诗话的诗学思想
时间：2019-02-11 05:40: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为人为己”之辨是通往王�运诗学思想诸多观念的源头所在，“经学以自治”凸显出的“为己”特征，可以作为解读王�运诗学思想的一把钥匙，其诗学主张体现出对明末清初以来士人精神日益世俗化的反思。
关键词：王�运 诗学 为己之学
王 运文风以奇谲怪诞著称，他在《湘绮楼论诗》中曾多处论“情”，有学者提出其诗论核心是“缘情说”；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论之情同袁枚等人有何不同？毋庸置疑，“情”在王 运诗学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其上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谈论，这需要参照其经学思想方能看出，这层谈论恰恰显示出王 运的论情特色，也是通往其诗学诸观念的源头所在，此即“为人为己”之辨。
王 运把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作为分辨一切学术高下的标准，如他在《论经学词章人品之异•答陈斋七问》中言：“今世所云经学、词章，即史家儒林、文苑，皆士人之一艺，入世之羔雁，曾非学也。……至于老庄，本非一道。老出史官，专论治术；庄传《春秋》，但在自治。同本经学，用意则殊。老之流为申韩，务欲治人也；庄之传为道、释，均于为己也。为己自可不学，特恐无以治人，故始游消摇，而终膺帝王。所谓成己成人，合外内之道也。”
王 运于此指出今人之学因不依于仁而流于游艺，与己之德性无关，成为入世之羔雁的“为人”之学，并于此中引出“经学自治”之思想，关于“经学自治”，如他治《春秋》，笺注甚简，重视钞写，意不在示人，而在治己，他在《论致用当通〈春秋〉》一文中言：“身居篡夺之中，日有修平之乐，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故握要以图，不下席而天下治。至于化通无外，莫不尊亲，而我志不纷，乾乾在抱。”
王 运认为《春秋》中的“事”是一层面，而更重要的是评价这些事的“经义”层面，而“经义”则与“自治”紧密相关，即他所谓的“恒见己之不足”。
王 运对他的学生一再所言、对其亲友一再所讲的也正是此“为人”“为己”之辨：如王代功于《湘绮府君年谱》中记述王 运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为诸生讲《大学》吃紧处在自治及不聚财二义，知古今人心不相远也”。又如《论行可之仕•答萧少玉问》文中言：“孔子言为学先在志，又曰‘匹夫不可夺志’，则志即勇也。治人先智，治己先勇，皆仁之用耳。故罕言仁，而惟曰克己，己非私也。古之学者为己。己欲立达，志乃克之。”
王 运在《论道咸以来事》中说一些学者“及跻通显，乃耻无文，则又取训诂、词章、性理、考据，择其易欺人者而托足焉，又科举后之科举也。有悍然者曾不自耻，乃以学为无用，皆后世学者所自取。孔子曰；‘今之学者为人。’足括二千年学人之敝”。
再如他在《论扶立中人救亡之术》文中指出：“修己则自贤，不待更求贤也。……士君子出身循人，要必有感激之谊。未有挟策纳资，先为干进；因人荐达，以冀功勋。枉尺直寻，必无之理也。”
不“为己”便不能自立，此类学者虽勤苦为学，但实为“伪儒”，他在《论耐贫》中亦言明此义：“子贡欲济世，即是忧贫。人必先忧己之贫，而后思博施。孔子之教切矣，己不能立，即所谓未足与议者。学者胡可不勉也。若宋子京在书院食粥，是为后日笙歌地步，则耐苦者亦为伪儒。要之自立当自无求始。能自立而后立人，是学者第一要义。”
明王朝覆灭后，学者多对陆王心学有深刻反思，意识到“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可悲，治学多转向音韵勘舆等格致之学。尽管如此，王 运并未放弃儒家的“为己”之说，因为在他看来“为己”正为古学之要义，如他所说：“要知生五代后世间，皆冯道桑维翰之徒，故一见有耻之人以为天人，而其人亦自喜，以天下为己任，至于范仲淹王安石得大位而无以自立，曾侯平寇之后而惟戒满盈，由分道学为二，不知无忮求之不能立也。”此处即明若为政先须自立之义，后人失此古学要义而终导致为政无博大气象。王 运屡言其弟子廖平“倡新说，谈革命，遂令天下纷扰”；“酉阳王竹闲以知医来视余疾，且以诗为贽，不求闻达而有哀怨之音，盖其隐居求志，固比胡、廖（平）为足多矣。当今处士横议，本无是非之可言，其或奔走国事者，不过如贾人之趋市耳。”
王 运进一步把“为己”“为人”之辨推之于文词、引向诗文，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载:“（光绪廿一年）十月朔日出讲堂讲论书有恒之旨，训饬诸生云：孔子以无而为有为无恒，又曰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恒之通于君民盖与孝同也，学者宜无此不恒之事，而后世学者乃尽无恒，故后世学者遂绝，虽手不释卷，犹未学也，恒之一言，不易业之谓，而必自不好名始，好名非求达之谓，方志于仁而自谓仁人，方历于学而自命学人，则其志外驰而言必违心。宋人尤多此弊，故学圣愈以诬圣，自命高而行愈卑，学人下同于文人，文人不逮于古人，皆自欲标置误之。古之为文，词达而已。自文以载道之说起，而文成徘优。何也？欲人之称好也。八股名目虽自后起，观退之所作，下笔便有千古之意。愈自矜慎，愈求人知。夫徘优所以贱者，必悦人以求知耳。奈何文人亦求知耶。文学一道也必自不为人始，不为人则不好名，不好名则自有恒。有恒次于君子，而内圣外王之学始此，《论语》言政学宗旨实在于是，余乃推之文词耳。”
王 运认为“文以载道”之文是“欲人称好”，而终成“为人”之文，湘绮把此类文词比作俳优，因均是“悦人以求知”，而告诫诸生“文学一道也必自不为人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 运用了一个“始”字，即“不为人”是谈论文学的起点。
王 运讲诗时常把这个“为人”“为己”之辨示与诸生，如其在《论文法•答张正 问》中说：“人病在好名欲速，偷懒姑息，孰肯三年而刻褚叶，七日以削棘猴？”在《论诗示黄 》中言：“凡为文求工便俳优，诗不求工，何如敛手？故诗与诸文不同，必求动人者。动人而何以免俳优之贱？以其处于至尊至贵而无夭冶之心也。以人求之，唐以前人尚不循人，宋以后人知者稀矣。杜子美语必惊人，便有循人之意。”“杜所以成家者，所存诗多而题目平易，咏景物多，恰近人情，故流俗喜传之，易于见好矣。”又如：“暇阅旧作诗篇，自乙卯以前，有超秀之气，乙卯至丁巳三年，遂至二百首，殊多扭捏求好之弊。”
也正是因为讲究“为人”“为己”的分辨，王 运论诗才极重诗之六义中的“兴”，因为在他看来，“兴”不同于“讼”“雅”之处即在于其所兴发乃个人之情志，非关他人，而“讼”“雅”乃“为人”之体，专为人作，如他在《答唐凤延问论诗法》中言：“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余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又如他所说：“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意，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
一般论“兴”者，或重在讲“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或重在讲因物而感、因事发端；或重在讲古人之辞兴今人之志，即前后心灵相继之义。而在王 运的诗学思想中，“兴”被阐释出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即“兴”所隐含的通向“己”的维度，因“己”是诗歌真正的开端。这里的“己”可分两个层面理解：一、情性乃“己”之情性，非他人所予之情，只有“己”方能得心之幽微、情之深浅，诗即通向此幽微之途，故极微妙极细腻，故“己”为诗之开端；二、这个“己”，即不看他人，亦无意示于他人，自然而然，素朴而为，《诗经》《古诗十九首》中的篇目都说明了这一点。
王 运论诗也极重“情”，如他在为杨蓬海诗所作的序中说：“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善文杨子之情者，杨子之诗耶？ 运与交几廿年，读其诗，意其人穆穆温温，如在寤对。既又观其诸杂曲，诙嘲颓唐，想其清狂。初无以品题之，直以己之情知杨子之善治情，而后知诗之贵情也。”
但以上王 运对“情”的谈论其实也是在“为己”“为人”之辨基础上展开，在他看来，诗并非直接是“情”的载体，由“情”也不能直接抵达诗，“诗”与“情”二者间需要有个过渡，这中间的行为便是“治”的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去除妖冶恣肆之心，达乎至尊至贵之情。因为在王 运看来，诗属乎“为己”之物，因而诗的言辞能充当这个“治”的工具，好像琢玉之刀，以对“情”进行切磋琢磨，但这个打磨的过程始终不是欲要示人的，其目的不是引人关注，也并非意欲超越某家某派而刻意创新，而是向自己心灵与德性的维度展开，诗因此而成为“为己”之学。
因此，理解王 运诗论中所讲的“情”，必须联系其论诗的前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便与袁枚等人的诗学主张有了区别，王 运的诗学更重以言辞治情、治己修身，这可以说是对明清以来渐呈世俗化的尊情诗学的一种反思。
参考文献：
[1]吴淑钿.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J].汕头大学学报，1996（5）.
[2]王 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资助课题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A.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