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苦难与真相_生存因苦难而美丽
时间：2019-02-11 05:42: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通过对张爱玲后期小说《秧歌》政治性、真实性的分析与解读，认为《秧歌》是一部超越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反映制度与人性恒久矛盾的作品，驳斥了主流评论家对《秧歌》反共倾向的认定。
关键词：张爱玲 《秧歌》 反共倾向 制度 人性
在国内张爱玲的接受史上，《秧歌》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1984年，柯灵在《遥寄张爱玲》①中为其定性说：
对于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的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
柯灵的看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国内学者的观点。1989年，严家炎在《张爱玲与新感觉派小说》②中直接继承了柯的观点，他指出：
张爱玲的起点也就是她的顶点，在四十年代，她可能已把自己的生活积蓄乃至艺术积蓄使尽了。五十年代所写《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但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
张爱玲的主要研究者金宏达、于青在1992年也说：
《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虽也被海外某些评论者揄扬有加，无论作者，还是评论者，文字中都无可否认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用以观察、表现、评价解放初期中国社会生活，必然与真实相忤。而与真实相忤的作品，其价值就值得怀疑。③
柯、严、金、于等人乃是国内“张学”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颇能代表学界的整体倾向。由是观之，国内批评家对《秧歌》的主要批驳点有二，即：
严重偏颇的政治倾向性――即“肤浅而歪曲的暴露”。
艺术虚构的虚假性――即“违背生活逻辑”。
这两项罪名足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令国内读者对《秧歌》望而却步，尤其是所谓的“反共”倾向，使其在国内遭到长期封杀，大连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过一万本后，花城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及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张爱玲全集》时均对该作品采取了回避。然而，名家如张爱玲，却不会因个体的主观意志或一段历史的“失误”，就可以抹掉他们客观存在的价值。“左”的影响，限制了文学史家的客观性，而主观视野的限制，又使评论家们不可能完全脱离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对《秧歌》所谓的“反共倾向”，我们更应该客观、公允地予以科学的评价，在新时代予以重新的解读。
一、政治性的一贯淡化
张爱玲创作政治性的淡化是几乎国内外所有研究者的共识。她生平不喜和政治有太多的牵连，这在她的作品及为人中均有所体现。最初的胡兰成，其后的赖雅，一个是沦陷期的文化汉奸，一个是美国的左翼文人，张爱玲永远同政治环境背道而驰。她不是像丁玲那样不断改造的知识分子，用自我批判来完善现代文学史的政治主题。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④很多左翼作家坚持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强调革命斗争，却忽略了生活及人性，然而事实却是，即使是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依旧存在着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大多数沦陷区的人民来讲，日常生活仍然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照样继续，人的欲望及各种生存需要仍需满足。一味将革命神圣化，将生活庸俗化，是政治介入文学的惯常表现。然而，可变的是政治，不变的是生活，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人性的变化却是缓慢的，现代的读者或许难以理解舍生取义的伟大，然而人性中的挣扎和困扰，却一样能体会感受。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内容，文学也因此创造着人类生存的永恒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少有为国为民的英雄，就连《色・戒》中的热血学生王佳芝，在“锄奸”的过程中依然跌落到情感的陷阱中。在她笔下，社会政治已淡化成一种背景，成为人物生存的舞台，而那些琐屑的、不彻底的人物，正是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挣扎着、苟活着、计算着。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的《倾城之恋》，有一段关于战争的描写，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张爱玲小说中政治与人物的关系：
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的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啪啪打着，下劲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⑤
在这里，战争已被抽象为一种不可测的、未知的力量，可以摧毁一切，它并不是写作的重点，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推动主题的发展，逼出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情感而已。张爱玲中学时的创作《牛》，写于1936年，难道可以说反映的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吗？如果换到旅美时期，是否依旧可以归入“反共”？同理，《秧歌》中，张爱玲描写的社会背景虽然是20世纪５０年代土改时期，但它不一定就是“反共”的，它所展示的，是人与社会的冲突。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局部个体利益的牺牲，这种牺牲，在任何时代，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可能存在，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正如龙应台所言：
把《秧歌》中的“人民政府”改成“衙门”，“同志”改成“老爷”，再换个年代，金根一家还是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悲剧。⑥
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反对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这是对制度的批判，更是一种对人性的批判。作品中的“王同志”“费同志”是制度的代言人，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导致了金根一家最终的悲剧。不排除张爱玲一直带有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和反感，但这种恐惧和反感并非单纯对某一社会意识形态，她是对取代自己所熟悉和依附的生活的新生活方式的本能抗拒，《浮花浪蕊》中洛贞从罗湖出境的描写无疑写出了她离开大陆时的心境。对于大陆的政治空气，她感到恐惧、陌生，生活中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共和国建立后接连不断的运动显然令她感觉到荒诞、恐怖，这种情绪折射到作品中，就是金根一家对未来的莫名恐惧。初分田地时，他们是欢欣的，在金根给月香看地契一节，作品细致地写着：
纸上的字写得整整齐齐，盖着极大的圆章与印戳。数目字他是认得的，他又指给她看他的名字在哪里。他们仔细研究着，两只头凑在那蜡烛小小的光圈里。她非常快乐，他又向她解释，“这田是我们自己的田了，眼前的日子过的苦些，那是因为打仗，等仗打完了就好了，苦是一时的事，田是总在那儿的。”这样坐在那里，他的两只手臂在她的棉袄底下妥帖搂着她，她很容易想象到那幸福的未来，一代一代，像无穷尽的稻田，在阳光中伸展开去。这时候她觉得她有无限的耐心 。⑦
然而，苦难不期而至，永恒的饥饿迫使他们看到的生存的真相：分了田地，当了劳模，依旧不能维持温饱。阿招老闹肚子饿，亲戚邻里不绝地来借钱，政府逼交公粮，逼着给军属送年礼。因为饥饿，因为穷，夫妻间矛盾丛生，亲友关系紧张。当月香拒绝借钱给金花时，金根愤怒了，他和妹妹相依为命，但是，他无法借钱给妹妹，让她在婆家免受嘴脸，甚至无法让她吃顿好饭――月香不敢，她怕露了富，在邻里间无法立足。生存的苦难使人性一点点剥离，在对未来未知的恐惧中，一家人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去思考造成这种境况的根源在哪儿，如何去改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除逆来顺受外，无从改变。一代代挨苦的本能，促使他们抓紧微薄的所有，对方，田地，即将告罄的米缸，仅有的一点救命钱，然而很快，他们连这些也失去了。本能的反抗带来的是毁灭的悲剧，这是在那个时代被牺牲了的蚁民。
二、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
在饥饿中，张爱玲把人性发掘到了极致。她把笔墨大量放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把人情世故，错综复杂的关系淋漓地表现出来：夫妻，母女，兄妹，姑嫂，婆媳不和，邻里纠葛，干群矛盾，城乡隔阂，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轻微敌视……《秧歌》的大部分笔墨皆用于此。刻画人物微妙的心理，捕捉人性中潜藏的真相，是张爱玲最擅长，也是最感兴趣的地方。《秧歌》中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的真实，我们看到乡间景物，地方色彩，劳作场面，日常起居，人情世故，甚至鲜活的杀猪场面……月香的能干与有心计，谭大娘的老于世故，金有嫂的爱挑拨是非，金花对嫂嫂的猜忌，金根对岳母的猜疑……都写得恰如其分。张爱玲不像主流作家描那样把农民当做讴歌的对象，也没有顾冈那样做作的情调心态，她保有了一贯的态度，客观超然，有同情，但也绝不放过那可怜、可厌、可笑、可气的地方，她笔下的人物并不夸张，是地地道道的写实，真切可感，触手可及。
张爱玲运用了她一贯的手法，把她间接了解的情形、事件移植到背景中，把她曾经接触过的人物调去面对这些矛盾，运用她对人情的洞悉，过人的想象力，推想出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的反应。“我的情节向来是归它自己发展，只有处理方面是由我支配的。”⑧在《秧歌》创作之前，张爱玲曾在乡下住过三四个月，《华丽缘》曾提到过在１９４７年在乡下过年一事，无疑为《秧歌》的背景储备下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当时未必有“体验生活”的动机。她在《惘然记》中曾说《华丽缘》部分写入《秧歌》指的也恰是此事。
而柯灵认为《秧歌》的失败在于作家对题材的不熟悉：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爱玲在1953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⑨
柯灵的攻击，在于两点：一、张爱玲未履农村，《秧歌》必然出于想象；二、“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文学创作必须依照客观生活，不允许“合理想象”。其一，上文已从《华丽缘》中得到佐证，“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之说不攻自破，不惟如此，张爱玲还曾去温州乡下探望过胡兰成，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敏感的作家来说，不一定真要在农村体验经年才能进行创作。柯灵认为虚构的理由，只是因为“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以此类推，所有的历史小说，似乎全存在着“虚假”的嫌疑。张爱玲与《秧歌》中的故事，空间虽不同，起码还存在于同一时间体系内，虽有地域差距，但相隔毕竟不远。而历史小说，时空均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我们绝不因此而否认历史小说的价值。其二，即柯灵所批判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有“生活真实”及“艺术真实”之分，一是指实有其事的材料，二则指逻辑真实，材料本身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不一定要实有其事。实用文章的写作，如调查报告、新闻报道等，一定要选择真实可靠的材料，而文艺创作，如小说，戏剧，则多指艺术的真实。鲁迅先生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
所写的事迹，大概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着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⑩
显然，“事实不容假借”的观念在文学创作中难以成立。柯灵批判《秧歌》虚假，不外乎要证明：
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绝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11}
正所谓“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只要有点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在土改时期，国内已经出现了“左”倾思潮，虽然在当时远没文革时期那样达到极致，可极“左”的隐患却早已种下，这是我们必须客观承认的。极“左”思潮在文革时期席卷一切，它必然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的确犯过错误，走过弯路，正因为不讳疾忌医，我们更要客观地对文学创作进行公正的评价，认识到其产生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不能因为揭了所谓的短就大肆批驳，扣上各种政治性的“左”“右”的帽子，这恰恰才是抛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表现。《秧歌》的缘起，可能与政治有关，然而张爱玲超越了政治，她批判了极“左”思潮，体现了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背景下，人与制度的对立，她惯于超越现实与时代，在传奇中，表现生命的平凡与普通，关注人的生存。这个不变的主题，贯穿于她的创作，不论是在港战时期、沦陷时期、还是旅美时期。
文学的政治性在今天已经松弛，我们思维的灵活度也已大大加强，我们可以接纳余华《活着》，认同刘恒《狗日的粮食》，可以高度评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却不能宽容地去解读张爱玲的《秧歌》。他们探讨的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由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拓展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张爱玲以她的敏感，以超前二十年的时间领航于大陆文坛，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而且，在主题的表现上，张爱玲又不同于后来者，她的立场更为超脱，视角更为客观，想象的空间更大，描写的力度更充实，因而悲剧性也就更强。柯灵的评价，在1984年，代表着相当一部分评论家的认知，也恰恰带着政治时代的遗留，虽声称“抛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包袱，却时时处处都在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着，这种悖论恰恰表明了当时中国政治文人的矛盾和无所适从。他们以自己的心度了张爱玲的腹，很自然地敏感起来，其结果却自相矛盾。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在科学、客观、公正中趋向成熟，而《秧歌》，这部张爱玲美国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创作，更需要国内的研究者们以客观的态度去解读、评判。
①⑨{11}向弓.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贵族才女张爱玲 [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②严家炎.张爱玲与新感觉派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4.
③④⑤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⑥龙应台.一支淡淡的哀歌评――张爱玲《秧歌》.龙应台作品精选[M].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⑦张爱玲.秧歌[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⑧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张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⑩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