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相关的理论 困境\抗争\自审:梅娘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时间：2019-02-11 05:44: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梅娘的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东北沦陷区为背景；以家庭、婚恋纠葛为主要题材，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在形象的刻画中，梅娘既熔铸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又充满了女性对男权世界的抗争，更有着对女性依附心理的自审，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生存困境 抗争意识 自审意识 女性意识
梅娘是活跃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与之并称为“南玲北梅”的沦陷区时期的重要女作家。她成长于战乱频繁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却创作出远离硝烟气息的作品。从1936年开始出版第一本作品集《小姐集》到1945年发表《夜合花开》(未完)为止，梅娘始终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以委婉的忧伤和深挚的情感描绘了一幅幅惨淡而又无奈的画面，在对男权的控诉中，为女子撑起一片自己诉说的天空。
梅娘的小说主要以40年代东北沦陷区为背景，以家庭、婚恋纠葛为主要题材，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在形象的刻画中，梅娘既熔铸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又充满了女性对男权世界的抗争，更有着对女性依附心理的白审，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而梅娘则说“女人的路是窄的”。这并非是巧合，而是身为女性的他们在男权社会中共同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一旦升华为艺术，被写进文学，被聚焦，便具有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给人带来无尽的思考。
与萧红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无知的中国农村妇女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的历史和命运不同，梅娘关注的主要是她所熟悉的生活在大家庭里的知识女性的命运。这些知识女性大多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但又受过先进文化的教育，她们有主见、有个性，敢于冲破一切繁文缛节，追求自由的爱情、幸福和人格独立。她们不甘心顺从家庭为她们安排的婚姻，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自以为从此获得了自由幸福，但不久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迈向另一个牢笼，从一个陷阱落入另一个陷阱。于是，她们痛苦、迷茫、悲愤，不甘屈服却又无可奈何，陷入人生的困境，演绎了一出出悲剧。这恰似梅娘小说《蟹》开篇所讲的“捕蟹的故事”：“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
发表于1941年的《鱼》通过女主人公芬的内心独白，回忆自己由少女情窦初开到为爱而反叛家庭，再到理想中爱的破灭，最后移情别恋，但终究不能排解内心孤独的生命历程。芬是封建大家庭桎梏下的一个衣食无忧的女高中生。少女时代的芬对爱情充满了幻想，在发现自己暗恋的国文先生与一个叫小玉的女孩在一起时，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正当她痛苦万分、万念俱焚的当口，在公演剧场的后花园遇到了出身官宦之家的已婚纨绔子弟林省民。林省民英俊潇洒又工于心计，芬为他的花言巧语所哄骗，为他的善解人意、热切关心所感动，不久便陷入了他设置的情网。为了能跟恋人自由通信，她骗过父亲，到银行就职；为了能跟恋人长相厮守，她拒绝了父亲要她嫁给一个公司经理的儿子的命令，彻底地惹怒了父亲，被赶出家门。她叛逆了父亲的家，自以为获得了新生，憧憬着美好的小家庭。但好梦不长，不久，林省民便厌弃了她，不时地出去喝酒、游逛，有时还羞辱、打骂她。在隐忍中过活的芬很快就有了孩子，家庭琐事让她不堪其扰。急于抱孙子的林家原谅了儿子的荒唐行径，而条件是芬必须做林家的姨太太。倔强的她认定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一再遭受丈夫打骂。孤独、痛苦的芬迫切需要一个能给她温暖、能让倾吐苦水的知心人。这时，另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林省民的表弟――琳。琳表现出了对她的同情和怜悯，所以她爱上了琳，她迫切希望同样获得琳的爱。然而，这次她能在琳那儿得到真正的爱，找到最终的归宿吗?否。关于此连芬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她向琳倾诉的那样：“琳，现在我明白了……我想以往我是太珍贵我自己了，在你的爱中，你只是一个富人，并没在意地扔出了你手中的面包，结果饿得要死的我拾得了，便以为是无比的恩惠，你，琳，你并没有爱我，你只是随手地抛出了你一点闲适的感情而已，我这样说，你生气吗?”可见，芬与琳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芬是乞怜者，琳则是施予者。在那个男权环境下，同情甚至喜欢芬如琳这样的男人也不过将女人当做消遣而已，不会成为女人的依靠。
其实，芬的命运和困境并非个案，除《鱼》之外，梅娘其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有着与芬相同或相似的命运。《小妇人》中聪慧、美丽、坚毅的凤凰与袁良私奔，不久即有了孩子，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窘迫的家庭经济中，消瘦了容颜、枯萎了情感而日渐与丈夫发生矛盾，而丈夫的冷漠和外遇差点毁了那个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一个蚌》的主人公梅丽的好朋友秀文感慨道：“想从家里走出来，其实跟着就得走进另一个家去，一样的洗衣服、做饭，还得看孩子，到天边也得扮演着受欺负的角色。”。这就是弥漫着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宿命。正像梅娘借作品人物之口所表达的那样：天地之大，找不到盛放女人丰盛的感情的地方。男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他们“玩女人消遣生命”。
二、女性抗争意识的展示
面对男性强权的欺凌和压迫，面对这个“吃女人”的社会，梅娘笔下的女性并没有一味地低眉顺从、自怨自艾，而是在绝境中奋起，有着一股鱼死网破的抗争精神。正像《鱼》中芬绝望中所言：“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躜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去杀头，不然就郁死。”
梅娘小说的女性抗争意识首先表现在对父权和旧家庭的叛离上。如果我们将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说(《一个蚌》《鱼》《蟹》)串联起来可以发现，这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在叛逆父权和旧家庭道路上走着一条充满曲折艰辛而又不断前行的路线：《蚌》中的梅丽空有“冲出封建家庭束缚、追求自由爱情婚姻”的想法，却又没有勇气和毅力去实现《鱼》中的芬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父权束缚，却又盲目地陷入夫权束缚的泥沼中而苦苦挣扎；而《蟹》中的铃则敢于同封建家庭决裂，又能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依靠婚姻寻求女性解放。
梅丽在与琦相爱的过程中遭到家庭阻挠，强迫她嫁给一个出了名的“坐汽车吊膀子，捧舞女，染了一身脏病的”阔家少爷。她虽然有过“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去做马路天使”的激进想法。但“二十年的家教”注定她无法冲破家庭的桎梏。在愿望难以实现的情形下，她绝望地哀叹：“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
芬虽然有着强烈的反抗性，她拒绝男人利用权利压迫、虐待她。但芬的反抗又很盲目，不知道自己真正该怎么做。她只是在父亲的压迫下才与林省民在一起，又因林省民的虐待而反抗而接受了琳的安慰。她的这种盲目，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使她有着寻求解放的意识，却仍然幻想着依靠某一个男人，“我要那温煦的慰藉，我要一个存放我的丰盛的感情的地方。”
铃出身于东北沦陷区的一个大家庭里，她的父亲 孙二爷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智与俄国人做生意发财，但父亲死后，兄弟妯娌之间为争夺家产而明争暗斗，手段毒辣；母亲早已亡故，继母表面上对她挺好，但处处提防她，担心她的私房钱被铃知道；奶奶虽然关心她，但却不能真正理解她，只是想给她找个好婆家；她虽然贵为小姐，却已游离于家之外。铃把家看成是牢笼，因为“除了年老的祖母，这个奢侈的家在感情上对她是吝啬的”。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做贡献，“像爸爸一样，创建有利于人生的实业”。在这个男权中心的封建大家庭中，铃是孤寂的，她试图用幻想的爱情抚慰自己。言情小说中“那些恋爱的场面煽惑了她的正在需要爱情的心，她常常幻想着爱。用幻想的爱盖上了一切心中的不愉”。但爱情的念头刚刚萌芽，又被她掐死了。因为铃看到“家里只许大伯包人家，三叔嫖妓，而不许女孩子讲恋爱”。更令铃失望的是属于新型男人的堂哥祥也不过是披了张新派的外壳，与家里的其他男人并无二致。他虽深爱着小翠，但为了安逸的生活他还是顺从了太太的意思不再去见小翠了；在小翠失踪后他又显得无动于衷，让铃“觉到了初次在祥身上感到的憎恶”。其实，在他眼里，小翠充其量不过是他无聊生活的点缀而已。玲对这个大家庭彻底绝望了，“‘走!’在她脑中逐渐加大加强起来……铃知道自己该给自己开辟路途了。”她最终离家出走了。
对于这三个女性梅娘显然更钟爱玲，因为在玲身上更多地寄托了她对女性的希望，更能表现“女人的郁结”(梅娘语)和抗争精神。
其次，梅娘小说的女性抗争意识表现在对女性本体欲求的关注与言说上。女性文学研究学者乔以钢教授认为：“对女性本能欲望的肯定，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女性的生理本能受到压制，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非人贬抑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男权社会，性禁忌、贞操成为捆绑在女性身上的一道非人性的巨大而沉重的精神枷锁，致使传统中国女子往往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尤其是“性”与“爱”的感受和体验。这道精神枷锁压制女性生理本能，扼杀了女性的生命力，压抑了女性的人格，造成了无数悲剧。这道精神枷锁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也没有被彻底砸碎。例如当时许多女作家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作为反封建礼教、争得人格独立、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表现女主人公情与理、灵与肉的冲突时，仍然受着封建礼教的羁绊，他们往往选择精神层面的爱情，有意无意地回避爱情的肉欲成分，较典型的如冯沅君小说《旅行》。身心健康、热烈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在冲破家庭束缚结伴旅行的途中，两人同榻而卧却能自觉摒弃性爱，认为这才是真正高尚纯洁的爱情。可见其流毒之深，影响之大。
梅娘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于是，她从人性和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女性的目光观照女性生命的内部世界，塑造了反对男权禁忌的新型的女性形象，大胆展示了女性的身体渴求、精神欲望，肯定了女性本能欲望，表现出现代新女性不甘继续充当欲望对象而要成为欲望主体的惊世骇俗的反叛精神。
梅娘笔下的女性也同男性一样具有享受性爱的权力。在《一个蚌》里，她表现了受压抑的女性的性爱冲动。女主人公梅丽受本能的驱使去追求男女间的欢乐，欢乐过后虽面临着无路可走的悲哀，但她却在日记中毅然表示：“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我不该院惜我处女的失去。”她把性视为人天然合理的本性，将爱与性相联系，显示出叛逆、开放的性爱观。
《动手术之前》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有着丰盛爱欲的美丽的少妇，在一个被动的夜里，被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引动了从未满足过、已经压抑了很久的人性之情，结果失身。她被那个男子染上了性病，并怀了孩子。动手术之前她向医生吐露真言：“宁可发疯，撕破假面，也要随心所欲地过上一个女人应有的一天。”写出了女性对自由放纵的情欲的主动需求。女主人公最后发出的“让我抛开一切，什么情爱，什么贞操，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生命才最可贵”的呼喊。这呼喊是对千百年来摧残女性身心的荒谬贞操观念最无情的宣判，也是觉悟女性对男权社会性别压迫的最无畏的挑战。
《雨夜》的女主人公李铃丈夫出洋，留守的寂寞日子里。她在镜前欣赏自己的躯体，“如鉴赏一件悦目的杰作，骄傲飞到心上，也正因看到了自己的美，而愈意识到寂寞”，内心泛起了浓郁的情欲。她的身体“正如盛开的花，一切都发育到了极点，各部都丰满，美丽”，有着“诱人的，几乎近于逼迫的诱人的风致”。为排遣这种原始的冲动，在近邻的海滨旅馆里传来的热烈的鼓声和歌声的引领和鼓舞下，她奔向海边，脱去鞋子，伸开双臂，飞动长衫，在雨夜的沙滩疯狂热烈地舞蹈，尽情释放着生命的激情。这种对女性自我身体欣赏和生命激情释放的描写，大有西方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身体写作”的意味，是女性生命激情的一次美丽的绽放。
在这些小说中，梅娘以人类本能的张扬，冲击那些框架女性生命的封建规范，其批判锋芒直指传统文化中漠视生命的伦理道德。
三、女性本体弱点的审视
西蒙・波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漫长的男权制社会的进程中，男强，女弱、男尊/女卑、阳主/阴次等男性强权文化观念如裹脚布般长期地压迫和束缚着女性的精神。由此，女性渐渐地丧失了自己性别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对男性极度的依附心理：生活上的依赖，感情上的依恋，都十分有力地制约着女性，使其不能以一种平等的心态与男性相处。这种被动的依附心理，不仅存在于传统女性身上，就是那些受过一定程度的新教育的新女性也未能彻底摆脱。
发生在生母和大姐等亲人身上的遭遇和悲剧使梅娘对女性的依附心理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清醒的认识。梅娘曾回忆说：“我的出生之家在这方面给予我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我不能走我娘、我大姐那生活中锦衣玉食、精神上备受凌辱的老路。他们全部的生涯证明：女人不过是一条藤，只有依附男人，才能占有人世间的荣华；而他们的荣华，对我毫无价值。”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促使梅娘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男权文化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女性意识的深层，思考和探究女性滞留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自身原因。
梅娘作品中的很多女性身上都存在着依附于男性的软弱的心理，其中《鱼》中芬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当芬意识到“我是这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一个做了人妻的女人。人们不拿我当人，只当我是林省民的一个附属品”后，对林省民所代表的男性中心社会进行愤怒的控诉和指责，并表示要像“躜出”网的鱼一样拼死冲出牢笼般的家，奔赴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她所倾诉的对象，她所给予希望的男人――林省民的表弟琳一不过是第二个林省民而已。芬明白这个“留恋于一杯咖啡甚于一杯冷水的”有妇之夫琳是不会给她真爱，更不会给她幸福的，不过是把她当做消遣罢了。但绝望中的芬却把他当做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不放，“可悲的是女主人公把她的‘第二次’希望仍然寄托在无望的婚姻上，依恋的又是一个有妇之夫，她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从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芬这样的新女性的意识深处也带有女性因袭下来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他们一样在重复着男性为女性所选择、所规定的“第二性”的角色。他们外形上是为了爱情脱离旧家庭的新女性，骨子里精神上却与旧时女性不无本质的联系。所以，女性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求得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一味依附于男性的被动、软弱的心理。正如对梅娘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梅娘的父亲告诫她的那样：“一定要学好立身的本领，做一个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不要依附男人、仰赖男人吃饭。”
上述表明，梅娘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是深刻的，她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困境，展示了女性对男权的抗争精神，而且进一步探究了造成女性悲剧的女性自身的原因，显示了一个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女作家自审的勇气和理性思索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