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言说困境 女性身体言说身份困境
时间：2019-02-11 05:44: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剥离和剔除使女性终于认识到男性视域下的女性形象与女性真正的自我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在昆德拉的创作中，一些女性挣脱了男性话语灌输体制下的“他者”客体身份，以自己被释放了的身体对女性本身重新获得了认知。然而她们能够实现女性作为自我的独特身份吗?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集中探讨女性身体获得突围之后，其自身仍然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昆德拉 女性身体 身份困境
在昆德拉笔下的女性形象群体中，以身体言说女性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两性之间的尴尬关系成为不容忽视的焦点问题。除了之前引述的女性作为“他者”客体身份生活在男性的注视目光之下，她们的身体仅是作为物的存在方式生存的，被囚禁和压抑的身体失去了鲜活的力量源泉之外，在昆德拉的中后期创作中，一些女性挣脱了男性话语灌输体制下的“他者”客体身份，以自己被释放了的身体对女性本身重新获得了认知。她们通过自身真实的身体感受表达着本身固有的欲望和意识，这成为女性确立自我个体身份的依据，并以此重构自我本真的存在价值。然而她们能够实现女性作为自我的独特身份吗?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集中阐述尚塔尔――“放荡的身体”、萨比娜――“背叛的身体”，以此来探讨女性身体获得突围之后，其自身仍然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一、尚塔尔――“放荡的身体”
尚塔尔是昆德拉的作品《身份》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里卡尔曾指出尚塔尔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或者说是“叙述式爱情”的女主角，使她跃然成为昆德拉笔下那些最著名的女主角的姐妹。尚塔尔年轻时由于不堪忍受丈夫及其家人的无形折磨而毅然同丈夫离婚，并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生活。而后同让一马克的相识相恋使她初次感受到生活的完整和充实。在爱情的港湾里，尚塔尔渴望做一个依赖顺从的小女人，她曾憧憬着同爱人让一马克过一种脱离世俗的困扰及安宁平静的生活。然而，让一马克的生活经历表明他是被排斥在世界中心之外的人，对职业的种种不满与离弃使他“处身于堕落的边缘”。在这样的生活情形之下，尚塔尔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她放弃了热爱的教书事业，基于工资的考虑不得不选择了一家广告事务所来维持生活。尚塔尔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但无法同时拥有它们。这两副面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尚塔尔在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徘徊，在更深层意义上则表明尚塔尔在获得同男性平等地位并投身于事业之后，重又陷入了男性话语世界的恐慌和迷失女性独特身份魅力的焦虑。由此，尚塔尔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身体，期望以身体来征服男性获得女性的自我认知。从最初的“男人们不再回头看我一眼了”至让一马克导演的匿名信事件，尚塔尔的身体渐至放荡，她为想象中的不存在的男子精心打扮，卖弄风姿，甚至还穿上了自己并不喜爱的红色睡衣，以充满刺激欲望的淫邪身体诱惑着让一马克和幻象中的男子，沉醉在迷离的癫狂之中。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在身体的感官享受中失去了灵魂感知。据此，尚塔尔或许寻回了作为女性的独特魅力，但她因此也失去了同爱人让一马克之间的精神交流与心灵相契，丧失了女性生存的本真价值，并未真正实现女性作为自我的独特身份。
二、萨比娜――“背叛的身体”
如果说女性尚塔尔在事业的重压下觉察出了男性话语体制下的无形压制，而试图凭借“放荡的身体”来重新伸张女性的角色和魅力，那么昆德拉笔下的另一位女性人物――萨比娜则与此相反。昆德拉曾经指出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定格了的瞬间场景画面中即可显示出人物的存在境遇。如同特蕾莎产生于肚子咕咕叫的那一刻，暗示了灵与肉的不可调和性；萨比娜则产生于戴着圆顶礼帽做爱的情景。徐葆耕先生在分析杜拉斯的作品《情人》时，着意描述过法国女孩戴的那顶平檐男帽，他认为“服饰，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情感表征。一个穿着纱裙的女人却选择了一顶男式平檐帽。……这显露出对男性粗野、奔放性格的垂涎，其中涌动着性的渴望。当她同那个男人上床时所表现出的迫不及待，是毫不奇怪的，在那顶男帽上已经显露端倪”。圆顶礼帽成为萨比娜所有背叛行为的物化和寄托，由此在更深层意义上，萨比娜戴着圆顶礼帽做爱的情景表现了萨比娜渴望超越传统意义上对女性诸如忠诚、贤惠、温柔、善良的特有定义，而以叛逆不羁的性格实现女性自我的真实身份。萨比娜生命中的两位男性――弗兰茨和托马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忠诚与背叛的两极，因此对这两位男性实行生命解码即是对萨比娜的精神境界进行解剖，对彰显其作为女性的特有生存境遇有着重要的揭示作用。
弗兰茨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他相信忠诚是人类的第一美德，当弗兰茨偶遇萨比娜，便被其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孤傲气质所吸引。作为乐观主义的梦想家，弗兰茨盼望着娶萨比娜为妻，以支撑自己的光荣的事业与理想，并承担男人本应尽的家庭责任。而对于萨比娜来说，“爱情一旦公之于众就会变得沉重，成为负担”，她崇尚的是一种抹去了责任与义务的自由独我的感情生活，并用自己“背叛的身体”言说着这一价值观念。作品中的另一男性人物托马斯的爱情价值观与萨比娜的可谓不谋而合。灵与肉在托马斯身上自觉地分离着。他拥有无数个仅保持着“性友谊”关系的情人。这种朋友式的情侣关系代表着双方互不妨碍各自的私生活和自由，允许有别样的情人存在，这就消解了作为爱人的忠诚和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情爱关系的挑战和颠覆。身为女性，萨比娜拒绝在组建了家庭的小巢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崇尚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南的流浪生活。当弗兰茨终于下定决心要娶她时，萨比娜像听到背叛的金号角一样毅然离开弗兰茨远走他乡，舍弃了安宁和甜美的传统家庭的定义，她的身体也成为背叛的代名词在大地上无声徘徊流浪而缺失了饱满灵魂的填充。
萨比娜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女性别样存在可能性的试验场。然而，她毕竟不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作为女性的特有敏感和脆弱：当孤身一人在巴黎流浪时，她悔恨当初对弗兰茨太缺乏耐心，深感“假如他们相处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他们就会渐渐地开始理解彼此说的话。他们的言语会像非常腼腆的情人一样，羞涩地慢慢相互靠近，而他们的乐章会开始与对方的融为一体”。萨比娜被自己杜撰出来的天伦之爱所深深感动，幻想着两扇窗户后面生活着幸福的一家人，她的心灵深处不时奏响着一曲喜悦而感伤的歌。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萨比娜所信奉的情爱观的终点也成为一个迷失空间向度的圆点，沉沦在晕眩一般的迷雾之中。
昆德拉作品中的这两位独立女性在实现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以自己张扬的身体作为对抗男性话语霸权的武器，女性的身体获得了突围。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自身分为两个部分即“意识”和“身体”：意识总是人的决定性要素，身体不过是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随着启蒙哲学的发展，身体渐渐意识到了它的受压迫地位并起身反抗。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同时伴随着性解放运动的发展。1968年，法国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激进主义口号，将性解放运动推向了顶峰。与之相对应，女性解放运动也将女性的性解放作为女性解放的目标之一，以此来争取女性的自由和平等。据此，女性在性解放中不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性自由，而且还争取到了享受性快乐的权利：性活动不再只是繁衍后代的手段，对于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来说，性的目的即是它自身所带给人们的快感：它不但唤醒了女性的性意识，让女性懂得去享受自己生命的快乐，而且还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完全被动的角色。女性在对自己身体的观照中寻找到了自我，她们在镜像中确立了女性主体，用身体来检阅男人，身体成为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自此，女性主义者们把女性的身体提到了理论的中心地位。
然而，通过分析昆德拉笔下的女性尚塔尔和萨比娜可知，这些女性在身体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之后，并未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女性作为自我的真实身份。尚塔尔和萨比娜的身体实践表明，当身体从哲学中重新抢回地盘并且占据哲学的话语中心的时候，当它把灵魂连根拔起并且抛弃的时候，这个身体也是变形的身体，它失去了小写的细节和灵魂参照。身体愈是失去作为灵魂的过渡和表达领域的意义，它就愈是成为性，成为物质。当身体在理论化和政治化过程中沦落为纯然的、赤裸裸的欲望身体时，身体随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失去了身体应有的个体性、神秘性、诗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相接通的灵性维度和功能；当身体完全将灵魂和终极意义的整体性抛除在身体范围之外，依凭这种理论生存着的人就必然要陷入欲望的片面存在或单面存在的危险。托马斯由此发现自己与萨比娜在一起的生活跌进了人生的虚无状态，而如何让自己的肉身真正幸福仍然是一个问题。他最终选择了特蕾莎沉重的身体，用以迎接那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
然而，“世界上所有古老的道德规范都是男人按自身的意愿编织出来的”。不论是特蕾莎美好沉重的身体还是萨比娜丰盈轻逸的身体，都是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男权话语体系一直主宰着这个世界。在现代女性已经赢得众多与男子平等权利的今天，如何从“身体解放”走向“女性解放”仍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