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表征:苦难中的人文诉求 幼儿建构游戏的表征性
时间：2019-02-12 05:31: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圣经》引文 互文性 日常生活 叙述模式 母题 摘 要:《日光流年》里的圣经引文和小说正文共同营造了一个互文性的话语空间,建构起消弭了历时性的一个相互诠释的不断探寻生命原初意义的共时态话语形态。这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深沉思考,体现了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家园情怀以及对人类、对存在的深层忧患意识和人文诉求。
从文化地理学上讲,特定的地域有特定的生活形态,承载了这个地方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形成了该地域人们与众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从而造就了该地域特定的生态景观下的丰富文化内涵。对特定地域的书写,其实就是对该地域文化内涵的表征,也是对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揭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笔下精心营构过独具艺术特色的地域世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孙犁的冀中平原,贾平凹的商州,等等。在这些精心营构的地域世界里,这些作家不断走向成熟、成功。阎连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稳重,各方面有着扎实功底的实力派作家,他一直以来笔耕不辍,在自己精心营构的耙耧山脉世界,以自己的才智、勤劳、真诚、深沉、厚重、负责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在《日光流年》里面,阎连科通过自己的精心设计,运用互文性的手法,以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不断探讨生命的原初意义,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深沉思考,体现了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家园情怀以及对人类、对存在的深层忧患意识和人文诉求。
据《圣经》记载,古代以色列人为逃避古埃及人的迫害,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历尽艰辛,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家园,回到了“奶与蜜之地”。小说第四卷《奶与蜜》每章都引用了一些《圣经》原文作题叙,以简约的文字叙述了出埃及的过程。小说第三十四章里的引文介绍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起因:上帝不忍心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悲惨遭遇而要摩西率领众人出走埃及到“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去。接下来几章的引文叙述上帝用神力确立了摩西的权威并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摩西率领众人由此一路克服饥渴与纷争等艰难险阻,最后“果然获了那宽阔的奶与蜜之地”。而摩西则功成归天。《圣经》引文在此具有类比意义。小说中以司马蓝为代表的四任村长率领众人为活过四十岁不惜牺牲的艰苦奋斗经历与此具有同构色彩。司马蓝就是摩西。在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语境观照下,三姓村人的这种奋斗牺牲其实就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引文和小说互相交织,互相渗透,在相似的语境下两者构成了互文性的关系。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叙事学词典》中将互文性定义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1}互文性对于实现文学的表意功能十分重要,在文学作品中主要有两种形态:引语及典故和原型。按照后结构主义理论,每一个文本都是互文本,是一个交织物,和其他文本之间都存在互文性。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小说《日光流年》第四卷的每章开头字数或多或少的《圣经》段落引文与小说的正文并置。这两个文本互相交织、碰撞、渗透、影响,共同营造了一个互文性的话语空间,建构了一个消弭了历时性的共时态话语形态,进行着创作主体的表意实践。这种表意的实践,首先从三姓村人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所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焦虑开始。
作者在小说中蓄意建构了一个偏远、贫瘠、落后、闭塞的被人遗忘的角落――三姓村。它在耙耧山脉的褶皱里,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三省交汇处。“县长在全县所有的新老地图上找不到三姓村……三姓村到底归哪个县、乡还没弄清楚。”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因为神秘的堵喉症,人人活不过四十岁。活不过四十岁似乎成了一种天意。为此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却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习惯。这种折磨、这种习惯的死亡与恐惧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日常生活。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具有惰性,这种惰性能够妨碍人们的进一步发展,阻止人们由特性向个性的转变,很难实现“自在”的类本质与“自为”的类本质的自觉统一。这种生活是缺乏意义的。“逃避日常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一味沉溺于日常生活只能使人沉沦、异化,只有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抵制精神世界被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湮没,才有可能达到人生的理想状态。”{2}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就能够让日常生活具有意义。这种批判在小说中便是三姓村人为活过四十岁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三姓村人“通过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而塑造自身”{3}。三姓村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便在由特性到个性――活得更长,活到人的正常寿命的追求中,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实现“自在”的类本质与“自为”的类本质的自觉统一。周作人提出,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的,耶稣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代表了广阔的人道主义理想,诸如社会平等,发展利他主义,人人皆兄弟,以及世界和平。历史于是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圣经》的视阈内的三姓村人的奋斗经历如笼罩在上帝的光环下,获得了神圣和诗性的光辉,便具有了人道主义色彩,崇高而庄严,令人景仰,具有不朽的意义。这种人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基督教精神的光彩。
三姓村人的悲剧,并非只是源于莫名的堵喉症,而是古老病痛的折磨与现代文明的挤压合力造成的。三姓村人是孤独而不幸的。三姓村人的命运是阎连科基于自身的遭遇对存在于这个世界、这片土地的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隐喻。写作对于阎连科而言,既是一种生存手段,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长期不断的努力写作,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病痛折磨。亲身的遭遇,切身的生活体验,使他感到了生存之难,尤其在现代性境遇下,更是如此。他由此将之引向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思考。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家才是人的灵魂的栖居之所,是精神的守护之地,才是真正的港湾。那里存在真正的上帝,真正的基督,有他的守护神。只有回到家,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这里,尽管贫瘠,却让人感觉到一种真正的存在,一种身心交融契合无间的存在,生命和灵魂的真正皈依。阎连科在整部小说的开篇献词里是这样说的:“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阎连科对人类、世界、土地是充满深情和留恋的,他愿与之同在。这就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托尔斯泰)在遭遇了一系列精神危机之后,在《圣经》的启示下,认识到存在的真谛,领悟了生命的意义,伴随着他对家乡土地的皈依,灵魂得到救赎,生命由此神圣而庄严,崇高而伟大,人生由此变得不凡而有意义。阎连科在这篇小说的附录《回家(代后记)》里以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他在城市与农村家乡的遭遇和体验。城市的遭遇只有简短的四个字,“一场不欢”。家乡给他的感觉是,“我就回到了家里”。回家,是萦绕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回家,也就意味着救赎。为此,他喜欢采用《圣经》“在家―离家-归家”的叙述模式。《受活》里的受活庄里的人们,在外边不管怎样极尽生命的狂欢,最后仍然要经受命运的轮回,无奈地回到大山深处的家中,回到生活的原点。也许军人出身的阎连科不便于表达他对基督教的看法,我们还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证明阎连科受到明显的基督教《圣经》文学影响,但小说第四卷每章的《圣经》引文所构成的古代以色列人的回家经历其实就是三姓村人的“回家”。我们可以把三姓村人克服苦难的过程比作一次旅行,一次人生的长途跋涉。摩西们的长途跋涉是为了回家,到“奶与蜜之地”去。他们最终成功了。三姓村人的“奶与蜜之地”是“地老天荒人长寿,有吃有用有日月”,是一种很朴素的人生理想。他们最终失败了。也许最后,只有母亲的子宫才能让他们实现这种理想。“司马蓝在母亲唇红色的子宫口,被半温半热的羊水浸泡着……司马蓝就在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然后便把头脸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这里是人生的起点,生命的乌托邦,宁静、祥和、温馨、神圣。只有在这里,灵魂才能够得到救赎,心灵才可以得到净化,生命因此重新开始。母亲的子宫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家。回到子宫就是回家。这是对《圣经》回家母题的一种演绎,也是对小说主题的揭示。阎连科就是这样在“回家”的途中进行着自己的言说。互文性的存在影响、渗透、改造了这篇小说的人物设计、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使这篇小说暗含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救赎母题。在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下,西方文学的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4}。《日光流年》就暗含了这种叙事模式。苦难、堕落与救赎、原罪与忏悔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叙事线索。这篇小说实际由两个文本构成。小说的显文本是以司马蓝为代表的三姓村的四任村长为了能活过四十岁,实现“地老天荒人长寿,有吃有用有日月”的生活理想的不懈奋斗的轮回经历。原来的三姓村确实是一片乐土,是典型的“伊甸园”,男耕女织、水土两旺、丰衣足食、生活和睦、人人长寿。不知从何开始,不知什么原因,三姓村由伊甸园变成了失乐园。小说一开始就呈现给我们一幅惨烈的失乐园图景。堵喉症就和魔鬼一样,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们的宿命,“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5}。活过四十岁,是他们人生奋斗的全部目标。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救赎,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复乐园经历――大量生殖繁衍、种油菜、翻地、挖渠引水,规模一次比一此宏大。为此,他们不惜卖皮、卖肉甚至是牺牲生命,以一种献祭的虔诚来换得自己的生存。无奈这是一种天意,他们的反抗越是强烈,越是对天意的充分准确的绝好注释。这样他们的反抗,就超越了个体的范围而隐喻了人类的境遇。小说的第一卷标题就是“注释天意”。这就如圣经所说,在末世审判前,复乐园是永远不可能的。苦难成了宿命,也就具有了一种宗教性,克服苦难于是成了一种终极使命,一种理想的图景。两者成了一种同构,一种大的互文性。小说还有一个潜文本。那就是司马蓝与蓝四十的凄美爱情。司马蓝在权力与爱情的天平上,被迫选择了权力。为此,他对蓝四十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面对一直未嫁纯情善良有情有义的蓝四十,他始终在经受着良心的谴责。他当上村长后的全部活动,尤其是挖渠引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蓝四十忏悔,为了赎罪。最后为了实现灵魂的解脱,甚至以死来谢罪。“没有救赎的毁灭是没有深度的毁灭。”多少人在庸庸碌碌中死去。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有些人的死重于泰山。“人越是在环境的紧扣中不得不堕落,就越生发出自我救赎的道德觉醒,这才能显示出人的无上尊严与人性的博大。”{6}从失乐园到复乐园,从堕落到救赎,两个文本互相纠结,互为表里,完满地演绎了苦难、堕落与救赎,原罪与忏悔的基督教核心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在超越了个体层面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内核,实现了对文本内涵、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从而彰显了作家形上层面的思考与关怀。“阎连科以这一部为当代文学提出的可能,同样不是写作的某种能力所致,中原在今天仍然显示了它强大而深厚的心灵力量,它的弱者之护,它的救赎,它的担当,《日光流年》中写出了这种宗教性(不是宗教),作品第四卷每一章开首均引用《旧约全书》中部分内容,这种对旧约而不是新约的选择标识了它重历史甚于重个人的倾向,然而成功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实实在在写出了一部中国农民的心灵宗教史,一部生命救赎史,这才是让人感念非常的。”{7}他的这篇小说,以《圣经》引文作题叙,进行着他对人生原初意义的言说。同时以引文为引子,以一个深沉的现代寓言,表达了他关于人类、世界、土地的热爱,以一种抵达诗性的存在,表征了他的深情与留恋,同时也表征了他深沉的悲怆意识、博爱情怀。作品的意蕴因而更显沉实而厚重。
小说中的这些《圣经》引文,是我们进入文本阅读的通道,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从而返观《圣经》,在更加形上的意义上探寻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和终极的诉求。与其说把《日光流年》看作是现代的夸父逐日或者是现代的精卫填海,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中国式的创世记与出埃及。作品里面的人的异化、不断寻求对苦难的超越、回到生命的原点,蕴含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认识与思考,无疑反映了阎连科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他以执著地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显示了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中的宗教情怀,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了对人类存在的本质的原痛苦的思考。”{8}这句话无疑也是适合作家的。
作者简介:吴国如,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② 董文桃.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之光―――论王安忆小说世界的艺术内涵[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③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④ 陈佳冀.拒斥中的两极悖反[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⑤ 曹禺.《雷雨》序[A].曹禺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⑥ 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81页.
⑦ 李敬泽.《日光流年》及其他[J].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⑧ 杨剑龙.论北村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