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挽歌】用生命留下一首挽歌
时间：2019-02-12 05:32: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不如归》 社会背景 心理学 摘 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入手,结合爱情悲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围绕悲剧的发生原因,对中国的《孔雀东南飞》和日本的《不如归》进行比较阅读和分析,便可发现两者不仅故事情节类似,而且悲剧的原因都可从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伦理道德,当时女性的悲惨命运,婆婆的寻求平衡心理和“恋子情结”中找到原因。
中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日本文学史上“家庭小说的先驱”①《不如归》,作为异时空下的两朵文苑奇葩,都描绘了一对纯洁善良的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惨命运,控诉了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度。本文试窥视两作品背后的文化与时代背景,并走进悲剧制造者的内心世界。
一、悲剧的社会背景
两篇文章都是围绕年轻夫妇的婚姻受家长破坏但他们为此努力维持这一基本框架展开。《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为长篇叙事诗,作者已无从考证,从编者所加序中得知,这是一曲基于“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的事实而吟咏的悲歌。《不如归》(以下简称《不》)是日本浪漫主义作家得富芦花以明治初期的陆军大将大山岩之女信子为模型,于1898年所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是为在悲痛中死去的女主人公片冈浪子所唱的挽歌。浪子原本与丈夫川岛武男享受着新婚的甜蜜,却因患肺结核被婆婆逼迫离婚而陷入悲痛。可见,两者皆非凭空捏造,而是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象。
文学作品的诞生总带有时代的烙印。《孔》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儒家的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尤其妇女生活在“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枷锁下,处处受限。如在婚姻制度方面,《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所谓“七出”戒律。几百年后,发源于中国的儒教东渡到日本,直至《不》的故事发生的明治初期影响力依然强大。明治维新本是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是结合封建势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经济政治上的变革与意识的变革不同步,封建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非充分近代化。如“不合家风,离婚;不生小孩,离婚;害了讨厌的病,离婚。这是社会上的定规”②。《孔》中焦母和刘兄是双方家庭的统治者,封建礼教的恪守者;《不》中川岛的母亲是封建家长权威的代表,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化身。封建家长制赋予他们的权威和传统道德下女子的屈从地位,成为悲剧的根源。尽管两位女主人公在古人要求的为妇之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上做得很好,一个“女行无偏斜”“精妙世无双”,一个“亭亭玉立”“举止文雅”,但还是分别被以“不顺父母”“有恶疾”为由遣送回家。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两位母亲都拿出“孝道”压制,以“断绝母子关系”相逼,一个“捶床大怒”,一个亮出丈夫的牌位,施展家长权威。兰芝被遣回后,虽然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却遭到兄长的权威压制;与之相比,浪子还算幸运,她受到亲生父亲的关怀未被逼婚,但受到“女中丈夫”的西洋派后母排斥。她们的境遇,体现了当时社会里千百万妇女的共同的遭遇,一个“揭示出封建礼教压迫下一个普通女子的地位”③,一个则“对女性位置的悲惨事实进行了特写”④。
传统道德虽然根深蒂固,但既然不合理势必有反抗者。面对与爱妻的被迫分离,焦仲卿和川岛武男都敢于向母亲表白对妻子生死不渝的深爱,为妻作辩护,表达永不分离的决心,焦最后做出自缢庭树的“不孝”之举,川岛也企图以死解脱但未遂。面对与夫团圆的无望,兰芝“举身赴清池”;浪子只身投河,但是被救。他们给了封建家长制出其不意的打击。《孔》中刘、焦的反封建礼教和反抗家长的倾向,与当时封建纲纪和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统治力量的削弱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王朝统治危机,离经背道的思想和行为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不》中反对因袭勇于追求个人爱的自由的行为,离不开倡导民主、自由的西方文明的“开化”。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批觉醒了的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向往“文明开化”,要求改造时代相袭的封建文化。
二、悲剧的承担者
悲剧中受害最深的两位年轻的女主人公,虽然性格各异,但命运相似。她们都知书达理,才貌双全。兰芝丧父,家有性情暴躁的兄长和温柔的母亲;浪子丧母,家有刚愎自用的继母和慈爱的父亲。她们十七八岁出嫁,婚后夫妻恩爱,丈夫常因公在外,寡妇婆婆对自己态度恶劣,婚后几年便被遣送回家。回家后兰芝因兄长逼嫁,浪子因结核严重,相继香消玉殒。在封建社会的中国,重重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处于屈从地位,而刘兰芝偏偏是富有反抗性的个性女子,这预示着她的不幸结局。作为儿媳她不能低首下心地听从焦母的颐指气使,因此被指责为“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而被遣。虽然她舍不得深爱着的丈夫,但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丝尊严,她自请回家,寄希望于朦胧的未来。兰芝艰难地找回了尊严,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再看一千七百年过后,生活在日本的浪子的命运。她出嫁前便暗下决心:不管家风和教育不同,尽量抛弃自己的取向而迁就婆婆。婚后她确实做到了委曲承欢,实在不堪忍受婆婆的折磨时,就拿出丈夫照片,靠思念安慰自己。她没有在丈夫前抱怨“君家妇难为”而自请回家,“为了丈夫,她觉得无论怎样艰辛都是快乐的,她就牺牲了自己来服侍婆婆”⑤。可悲的是,最后竟毫不知晓地被遣了回去。尽管为了爱,她宁愿放弃人格与尊严。经济上已经步入近代化的日本之所以还存在类似的悲剧,也与日本的历史文化有关。在日本,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残酷现实,忠孝之上的伦理道德,尊重上司及长辈的等级意识,维护整体的集团意识等,迫使日本女性变得温顺、被动。为了丈夫这一终生的依靠,她们宁愿逆来顺受,成为家的道具。可见,无论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还是封建因袭的固守者,只要有封建家长的压制,就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浪子临死前“苦啊!苦啊!……来生再也不做女人了!”的悲叹,不仅是她个人的心声,也是尚未摆脱封建桎梏的各国女人的心声吧。
面临爱情与孝道的冲突,两位男主角他们既疼爱妻子,对封建伦理道德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抗,也孝顺寡母,显得无能为力。面对与爱妻的被迫分离,他们都敢于冒犯母亲,为妻求情;求情无望后,都向妻子承诺尽快相聚;被迫分离后,他们都陷入痛苦,与妻子发誓同生同死,设法与妻子团圆的幻想最终都破灭。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母亲,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要么违抗母意,以死来坚守爱情誓约。兰芝身投清池后,仲卿犹豫后终于不顾焦母劝告,违背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自缢于庭树;浪子在身心交瘁的煎熬中离世后,武男虽然悲戚至极,但最终选择了生。焦并非对母“不孝”,川岛也非对爱“不忠”,他们的不同结局蕴含着不同的社会背景。焦仲卿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期,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区区官府小吏的他只能用生命来实践自己的诺言,他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没有出路的冲突。川岛生活于资产阶级已经崛起的近代社会,明治维新后富于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的西洋文化如澎湃大潮涌入日本,提高了日本人的好奇心和进取斗志。文中可见,川岛是民主主义意识鲜明而又阅历不深的海军少尉,虽然有旧思想的残存,但却是勇于进取的近代人的代表者。所以最后不是他随妻而去的消极结局,而是受过西洋教育的岳父对他化悲痛为力量的鼓励。与死相比,他更需要振作起来去“砸碎社会定规”,让新思想立足社会。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强大,而川岛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较量。
从文章的故事层面来看,焦母、刘兄与川岛母扮演了棒打鸳鸯的恶者,但他们其实也是封建宗法制的受害者,悲剧的承担者。在当时宗法制的中日两国,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家族之本”的男子,要以家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进入国家体系中,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因此作为封建家长,在他们看来,他们斥责并反对仲卿与兰芝,川岛与浪子的忠贞爱情,是在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孔》中刘焦两家的最后求合葬,《不》中川岛的母亲在浪子死后主动送去鲜花的举动,未尝不是他们对晚辈迟来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不但将自己自觉地奉给封建祭坛,而且还主动把自己亲人的幸福祭献出去;一方面竭力要将亲人的行为和情感纳入到封建体制内,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因造成亲人痛苦所引起的内心忧戚。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爱情的悲剧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上演,还离不开当事人的性格逻辑和心理动因。焦母和川岛作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一直受到批判,儿子与儿媳虽然相爱却还要拆散他们婚姻的行为看去不可思议,可走进她们的感情世界,可从另一角度觅到悲剧的原因,并解析现代社会的某些现象。
三、悲剧的心理学分析
无论是中国俗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还是日本谚语“江户的仇在长崎报”,都揭示了终于成为封建家长后的婆婆,将自己年轻时受的委屈发泄到新媳妇身上,寻求内心平衡的心理。文中的两位婆婆也正是在这种寻求心理平衡的复仇情绪下,对儿媳指责谩骂。文明开化的今天,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思想的进步,“恶婆婆”日渐消失,但婆媳关系为何依然困扰众多人,这可从另一心理学角度――恋子情结来分析。
弗洛伊德曾对与“恋子情结”类似的“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心理现象作过透彻分析、论证。或许他的观点不尽科学,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母子或父女之间也有异性相吸的本能是已被论证的,只是人类长期严格的道德禁忌已深深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内心成为几乎是直感的本能的心理定势。单亲家庭中父母子女在心态情结上比正常家庭会有更多的怜惜和牵涉,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心理变异”。
焦仲卿和川岛武男都生活在只有寡母的单亲家庭,可以说母子相依为命。儿媳的到来,将母亲对儿子那种专制的爱瓦解,母亲不能忍受别人与她共享儿子的爱,故对儿媳百般挑剔。因此,夫妻愈恩爱,就愈引起她们的失落与嫉妒。浪子常感到“在丈夫与婆婆间茫然无所适从”,却找不到答案。借《不》中绅商山木告诫女儿丰子的话说:“夫妻太要好了,婆婆会不高兴。这是一种嫉妒”,“浪子的事,说不定一半以上是在这点上闹得不好的缘故。”当听到儿子为儿媳求情并表白他们夫妻间的深爱和永不分离的决心时,焦母捶床大怒,“小子无所惧,何敢助妇语!”川岛母极力斥责武男“把老婆看得比爹娘还重”。看到临走前精心打扮后的兰芝,焦母“怒不止”;看到武男回来后对浪子稍示恩爱,川岛母便“露出不快之色”。听说儿子将要随妻死,焦母流泪逼问“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眼见儿子为妻愤然而去,川岛母盯住背影大骂“不孝的东西!”虽然她们都以后续“好女”作托词,但“失去的珠宝大,离去的媳妇贤”,后进门的媳妇在婆婆恋子情结和内疚的双重心理下,境遇只会更惨,文中的丰子不堪忍受川岛母的折磨离去便是很好的证明。看见儿子的爱被儿媳夺去而感到不快的心理作怪,她们置儿子夫妻的爱情于不顾,在爱中失衡。焦母和川岛母是一种典型的恋子情结,她们情感上过于依赖儿子,对婚恋问题的过分关心实质是想回归到从前那种独霸儿子的爱的日子,只不过本人未意识到。借儿媳发泄自己委屈和恋子情结的心理支配下,她们变得顽固,蛮横,加上封建家长制赋予她们的权威,兰芝和浪子的被遣似乎又是必
然的。
余 论
渗透于中日“两国社会的封建文化思想史从来就是一部宗法伦理对于人之个性即自然本性制约的历史”⑥。在这种等级森严、礼法周密的社会里,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主体,而是作为特定伦理关系的体现者而存在。从两篇文章中也能窥视反封建主题的历史发展的长期性与延续性。两文的作者都深切地关注现实人生,充满真诚的人道关怀,只不过《孔》中刘焦只有通过死亡对权威作消极反抗,而作者只能以魂化双飞鸟这样的浪漫结尾来表达自己美好却无奈的祝福。而《不》中新思想的沐浴者川岛武男没有随浪子离去,而是依然勇敢地活下去,改变母亲等人的旧思想,以别样的方式安慰浪子的在天之灵,作者以新兴的人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使我们感到终于或即将走出狭长黑暗的封建中世纪甬道的欣慰。
两文之所以具有时空穿透力,与共同选择了爱情这一超越时空的主题亦有关。身处文明时代的当今人,面对爱情与亲情的冲突,会做何种选择呢?两部婚姻爱情的悲剧,将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将纯真爱情的价值呈现给我们,表达“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意。
作者简介:楚永娟,文学硕士,烟台大学日语系讲师,现主攻日本文学方向。
① 日本近代文学馆编:《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日]讲谈社,1930年版,第1000页。
② 得富芦花著,丰子恺译:《不如归・黑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③ 唐�:《谈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④⑤ 吉田精一:《浪漫主义研究》,[日]樱枫社,1980年版,第216页,第45页。
⑥ 张福贵、靳丛林:《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