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妇女首先是作为人的觉醒:简爱成功塑造了什么的妇女形象
时间：2019-02-12 05:42: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传统女性 新女性意识 觉醒 摘 要：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在其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中塑造了一位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女性首先是作为人的觉醒。从而揭示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被动地位的状况，和由此而引起的女主人公的觉醒和反抗，因此产生了与传统道德、宗教和习俗等方面的冲突。
凯特・肖邦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美国女作家，在其小说《觉醒》中，塑造了一位与传统女性截然相反的新女性埃德娜・蓬特利尔，肖邦在小说中提出了妇女问题：女性婚姻，女性自由，女性独立等妇女权利，从而揭示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被动地位的状况，和由此而引起的女主人公的觉醒和反抗，因此产生了与传统道德、宗教和习俗等方面的冲突。结果，肖邦和小说中女主人公受到了严重的抨击，作者被遗忘，小说被禁止出版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美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妇女文学的发展，肖邦及其小说成为了美国文学，尤其妇女文学的宝库。美国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布鲁克斯盛赞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是南方19世纪90年代的一部小说，本应该让人们对这本小说记忆犹存，这是一本完美的小说。她比许多多产作家的一生作品都要重要得多”。
1．肖邦及其小说《觉醒》
肖邦的生活经历得以使她能创造出这样一位新女性人物――埃德娜。肖邦于1851年2月8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其家庭信仰天主教，肖邦在孩提时代就广博群书，而且对音乐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就像在小说《觉醒》中作者展示的音乐才华，而且这种音乐始终贯穿于小说。肖邦很早就经历到了妇女的独立生活经验，这主要是因为家庭中强烈的女性关系：她，母亲，祖母的相依为命。
年轻的时候她就独立散步，并养成了在当时被认为是妇女所不适宜的习惯：吸烟。婚后肖邦夫妇定居在新奥尔良，开始了新的生活。丈夫的棉花生意黯淡之后，1879年他们又搬回了路易斯安娜。就是在这儿，肖邦开始了解克里奥尔地区人们的生活和习惯，这又成为她以后写作的主要素材，几乎肖邦的所有作品的背景都集中在新奥尔良、格兰德岛，这些南部地方色彩全被肖邦绘声绘色地融入了小说中的妇女的生活里面。
在这个地区，女作家及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渴望着独立,自由：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妇女面临的最基本的困惑，因此在《觉醒》中，肖邦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被淹没了的妇女的生活，因此作为一个地方色彩的作家，揭示了表面现象所蕴涵的内在的却是普遍的妇女问题：婚姻，女性地位,独立和自由。肖邦创造了男权社会制度下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宣称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新女性的形象。
肖邦利用女性写作手法揭示了妇女无地位的困境，并期待着女性作为人的解放。福克纳的表述“……接受一个人的地位，对权力的无限忠诚，毋庸置疑的服从”，代表了维克多利亚时代的男权社会对妇女的严格规定，而这些男女之间的主体对客体，武断对服从，地位高高在上与地位低下的法规确保了当时男权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觉醒》中描述了真正妇女的形象，摒弃了传统的母亲、妻子的唯唯诺诺的妇女形象，肖邦塑造了女主人公寻找作为人的新女性形象，由此开始了对旧的妇女家庭角色及社会强加于妇女身上的所有理想典范的颠覆,创造了一个“真正女性而不是一种想象中的形象”（Fryer 25）。这是当时男女作家艺术创造的差异，埃德娜的追求自己作为人的身份，颠覆了对妇女受害者形象的男权写作。
2．妇女作为人的地位的觉醒：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小说《觉醒》主要围绕埃德娜追求妇女作为人的地位的觉醒，包括追求个人艺术身份，独立和自由，然而埃德娜的觉醒，结果证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一开始寻找中，既有希望也伴随着危险，她经历了可能性，也清醒地意识到了社会对她的种种限制，这种冲突的交替说明了女性困惑的复杂性。
肖邦揭示出妇女地位受到迫害，妇女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的地位。结果，女主人公就是在这种困境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作为女儿的埃德娜受到了她父亲的限制，强迫她每周去参加教堂礼拜，去听那些对她来说单调乏味的布道，所以，她时常从教堂里溜出来跑到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散心。无拘无束的幸福时刻与令人窒息的社会规范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此的逃离，是对妇女受到迫害的反抗。婚后，我们又一次看到，当她与丈夫去参加宗教布道时的那种反感的表情“一种压抑和困意在礼拜中袭上心头，她的头开始疼痛，讲台上的灯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这窒息的教堂，出去呼吸点新鲜的空气”（Chopin 46）。她逃离教堂，表现了她对宗教的反感，一种反抗精神。
婚后埃德娜随丈夫搬到了新奥尔良。一年夏天，他们在奥尔良的格兰德岛的地区度假。对埃德娜来说，这个夏天是她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她不像其他克里奥尔地区的那些女人们，做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和尽职的母亲，更不愿意“作为个人失去自我，成为一个有着伺候大人孩子而生出一副羽翼来的普通女性”（Chopin 10）。
随着夏季的一天天过去，埃德娜在寻找着自己作为个人的价值和地位。波伏娃的话“她在等待”(270)概述了妇女的被动地位的状况。然而肖邦的主人公没有等待,而是作为一位有意识的女性,去积极追求自己的地位与身份。由于对自己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满,继而拒绝接受传统的女儿、母亲、妻子的角色,因此爱德娜的这种处于“动态状态,而不是静态的状态”(Atwood 38)的人物形象,与传统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爱德娜的女性意识的建立极大地受到了小说中两位女性的影响：一位是阿黛尔，传统女性的代表;另一位就是具有反抗意识和独立精神的音乐家，热依兹。
作为一位艺术家,热依兹以绝对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绝对的勇气摒弃了社会对妇女的束缚,这正是爱德娜所渴望的。正像热依兹在小说中宣称的“当一名艺术家,你必须拥有一颗勇敢的心……这颗心敢于挑战,敢于反抗”（Chopin 84）,热依兹表达了通过学习艺术,妇女可以获得真正的自我,真正实现女性作为人的地位和身份,成为反传统的新女性；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尤其是女艺术家,就意味着放弃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妇女应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伺候丈夫。而热依兹不但保持独身,而且通过教授音乐课来养活自己,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从她身上爱德娜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她敢于向传统挑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她觉醒了，所以她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绘画上来追求自己作为人的身份,通过学习艺术的经历她试图把自己定位于一位真正的画家身份,而不仅仅是女儿,妻子,母亲,在追求自己艺术身份过程中爱德娜开始了新生活:集中精力于绘画上,对家务活不屑一顾,不去关心孩子们过冬棉衣的穿戴问题,但这不妨碍她对孩子们的爱,她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看待孩子们的,孩子不应限制她,妨碍她,将她作为一个人而淹没, “将她的余生拖入精神上的奴役状态”（Chopin 152）。
“总之,蓬特利尔夫人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的地位”（Chopin 17）,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她作为人的身份和地位。夏季即将过去，回到新奥尔良，莱昂斯――埃德娜的丈夫，一位中上阶层人士，为妻子提供了公寓和经济来源，发现了他妻子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不再接受来访者，也不去拜访别人，交朋友，取而代之的是，她喜欢独处，独自散步，独自去城里的一些奇特的地方，孩子们也被送到了祖母家，埃德娜索性锁上了自家的房门，搬进了古里古怪的一间小屋，离自家房门只有几步之遥，她每天靠卖画挣来的钱支付自己的生活。
爱德娜通过追求艺术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使得她摒弃了做妻子、母亲的责任,这自然会冒犯男性及社会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她的丈夫莱昂斯极其不满地认为“作为孩子的母亲……理应设法更好地为了家庭的舒适和安逸而服务”（Chopin 75）,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爱德娜觉醒了，她立刻反驳道：“我喜欢画画……别管我,你很烦我”（Chopin 75），这足以显示爱德娜追求自己作为人的身份的决心和勇气。
热依兹的音乐“激发她走进了艺术的世界”（Showalter 180）,这使得她最终成为了爱德娜,而不是蓬特利尔夫人,她最终放弃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所规定的种种角色,这颗敢于挑战,敢于叛逆的心灵或许意味着牺牲物质生活的享受,或许不被社会所接受,但爱德娜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让她走出了令人窒息的生活。
与此相反的是小说中典型的所谓的“贤妻良母”阿戴尔的音乐，就是为了男权社会服务的,她曾亲自告诉爱德娜,她的音乐就是为了取悦于丈夫,让孩子们高兴,从而增加了家庭的欢乐气氛,她的这种家庭式的音乐,反倒让爱德娜回想起了自己过去是如何陷在了婚姻的泥潭中,淹没了自己,如果她以阿戴尔为榜样,就会受到丈夫,甚至邻居的称赞,不管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反之,她将成为社会的弃儿,和男权社会格格不入。然而阿戴尔的没有自我的牺牲女性利益的言行,更加坚定了爱德娜追求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决心,显然,肖邦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人的女性,一个新女性”（Fryer 242）。
在寻找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同时，她摒弃了社会传统对妇女期望的种种象征，她不再继续她的接待日，使她那中上阶层的地位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这种变化作为女主人公寻找自己的进步，在寻找经历快乐和孤单的过程中，埃德娜发现了自己与男权社会各种制度对妇女强制性要求的格格不入。然而觉醒，在男权社会里，是要付出代价的。埃德娜最终选择投入大海是因为她的新的自我意识，充分展示了自我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限制中没有她一席之地。生孩子时阿戴尔对埃德娜所说的“想想孩子”（Chopin 146），更加使她觉醒，但她的自我意识的凸现遭到了传统社会的谴责。她的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完全“有效的”。
小说中女主人公埃德娜不同于传统的母性角色，对束缚女性的种种限制进行了反抗，不屈不挠地寻找自己作为人的社会地位，尽管肖邦没有完全超越19世纪的写作，但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她努力去超过这些限制，去收获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塑造了“作为一个人”的女人，“这个人”不会向社会的限制妥协，埃德娜决心已定，坚定地寻求自己的地位身份，她走向大海，是她真正的觉醒的时刻：她自己做主，自己选择。
3.结 语
肖邦是在19世纪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下写出了埃德娜，埃德娜的自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妇女角色的自杀――传统的男性作家笔下妇女的悲剧命运，而肖邦创造的人物并不局限于此，她为这种传统的女性结尾赋予新的涵义和象征意义：埃德娜的自杀不仅充分展示了新女性的真正觉醒，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颠覆了男权写作――男权传统对妇女形象的歪曲。正如兹夫在对19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描述的“要想成为90年代的女作家就要成为写有关她们妇女自己及其要求的女作家”。
女性文学及批评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而发展。60年代为其顶峰。妇女解放运动不仅要求男女权利的平等，甚至要求男女的性权利平等，于是女性文学批评号召小说中真正妇女形象的再现，使得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发现被埋没的女作家及其作品，目的是重新予以评价和肯定。很自然，肖邦及其小说自此受到人们的关注；霍华德写道：“新的一代，敏感于妇女的需求，接受妇女的性要求，他们欢迎这本书的再现；评论家对这本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在这本书成为经典，定期出现在大学读书单上。”这部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另外，肖邦赋予这本小说女性的意识，寻找作为人的身份，独立和自由，肖邦超越了她的时代，点燃了通往女性之路的火把，这最终将会导致所有女性的觉醒。
（责任编辑：水 涓）
该论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TJYW08-2-070
作者简介：张 丽,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硕士，天津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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