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孙�与清初词坛的传承与重构 暴走英雄坛怎么传承
时间：2019-02-12 05:43: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彭孙� 传承 重构 摘 要：彭孙�是清初词坛大家，针对明代词学弊端，其在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批评与重构，《延露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其对词作雅化的追求、对豪放词风的强调、对南宋词人的肯定对清代词学发展和词风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略加探讨，希望能更好地认识这个和王士祯比肩而立的词人。
彭孙�是清初词坛大家，与王士祯并有彭王之目，享誉甚早。王士祯甚至推他为“近代词人第一”①。他们不仅以唱和活动带动了清词的繁荣，而且以相似的艺术审美观推动了清初词学的建构。王士祯与清初词坛的关系，学界多有论述，而对彭词鲜有专门论述。本文拟从彭孙�针对明代词学弊端，在理论与创作上有意识地加以批评与重构等方面略加探讨，希望能更好地认识这个和王士祯比肩而立的词人。
一
彭词之所以不受重视，原因在于他本人被冠以“艳情专家”的称号。我们习惯于把晚唐五代以至北宋表现男女相思恋情之词称为艳词或艳情，而这种提称是有贬义或否定意味的②。毋庸讳言，彭孙�作品中确有艳情之作，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词以艳丽为本色。”③然而，文学的发展必定是继承了传统的发展，彭词的出现也是如此。
明词以“纤艳少骨”④著称。明末陈子龙虽有以�词丽语写忠义情怀的作品，然而也有许多艳情词，如陈寅恪云：“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⑤清初王士祯等受陈子龙影响，论词崇尚花间。彭孙�早年也喜好作艳词，徐景穆跋：“公少时喜为艳情之什，兴会所之，跌宕风月，描摹闺阁……作青琴玉女之思，少年藉以发抒才藻。”⑥
写艳词既有词坛风气影响，也有少年才子发抒才情的愿望，而且词的文体特性和表现功能也适合表达人的性情中所寓之柔情。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⑦陈子龙面对作艳词“得毋伤绮语戒耶”的诘问，曾经答道：“吾等方年少，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情，当不能免。……故少年有方，宜大作词。”⑧这段话虽是笑谈，也颇有谈言微中之处，词宜于表达“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情”、“芳心花梦”等人性中柔情的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彭孙�把才子“柔情顷尽于金荃兰畹”之中，亦属正常。
彭孙�沉迷于艳词之中，与其本人经历有关。彭孙�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两年后“以江南奏销案被累落职，事得解，年四十五矣”⑨。《延露词》就成书于“奏销案”被累落职的这段时期。在很长的时间里，词人抱负不能施展，郁抑无聊之际，只能“浮沉于八十四调之中”，寻求精神的寄托，“消磨豪迈，自忘天下”⑩。
“词以艳丽为本色”是彭孙�对词体体性特点所作的概括，也是词史已经证明了的，它与文学价值判断不属同一范畴。作艳词并不妨碍词人人品，并非意味着其人品的轻佻、不检点。彭孙�本人也多次为自己作过辩解，诸如“冰心铁骨，勋德才望”的韩魏公、寇莱公、赵忠简等人“所作小词……皆极有情致，尽态极妍”。所以如果以“艳词专家”一笔否定彭词显然有失公允。
二
评价一个人不是根据他为我们提供多少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能提供多少前代所没有的东西。清初词家林立，“如香岩之雄瞻……延露之俊逸……可谓家操和璧，人握隋珠，一时群聚”{11}。彭孙�能于其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是其词的魅力。
清人对明词多有批评，如他们认为明词从艺术品格上看，托体不尊，大雅不存。高佑�《湖海楼词序》云：“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也。”{12}清初词家当中，已自觉开始了对明词的体认与反思，已经孕育着一些新变的因素，推动着清词中兴。彭孙�虽然提出“词以艳丽为本”，但反对“冶淫”。他在《旷庵词序》中说：“以雅正为宗，不以冶淫为诲。……政非徒于闺�巾帼之途，一味儇俏无赖，……诗人之赋丽以则。”{13}“闺�巾帼”是词的传统表现题材，然在表现上要“以雅正为宗”，要“丽以则”，反对淫靡侧艳。纵观彭词，但凡感旧、相思离别、怀古思乡、忧时伤怀等题材一一寓之于词。皆风流蕴藉，而又不入于淫亵。《倚声初集》中选录的二十多首词都得到了王士祯诸如“吹气如兰”、“双关绝妙”、“天然俊淡”、“清芬异藻”、“清绮缠绵”之类的评语。所以谢章铤“彭羡门真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词媚而非俗艳”{14}、王士祯“彭金粟擅清华之体”{15}确是知音之论。
明人以游戏态度填词，因此造成明词的另一弊端浅率尘俗，缺少蕴藉之致。如吴衡照云：“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去两宋蕴藉之旨远矣！”{16}彭孙�等人对此也达成共识。王士祯在《花草蒙拾》曾论明文云：“其趣浅也。”“尝试移以评伯文、公瑾、升庵、元美诸公长短句，程村、金粟亦以为然。”{17}彭孙�摆脱了明词“趣浅”的影响，其词风流蕴藉，卓然有生趣，而又耐人长想。如其《踏莎行•春暮》王士祯评为：“通体更复蕴藉。”《八声甘州•秋怨》邹祗谟评为：“柳七‘关河冷落’三语，坡公亦服为唐人语。六百年而羡门以‘西风旅梦，残月当楼’二语胜之。”《花心动》：“‘倚楼人听断肠声，惊秋客到伤心处。’宋大夫以来，谁人更能道得。”《风中柳》宋实颖评为：“蕴蓄之中含情无限。”再如其“起立悄无言，残月生西弄”；“江南无数断肠花，枝上东风枝下雨”；“斜阳如若水，只管向西流”等句子皆着墨不多，然语淡情真，令人寻味不尽。
理论与创作的自觉使彭孙�的词风逐渐雅化，适应了清初词学发展的要求。为了医治明词鄙俚亵狎、浅率尘俗之弊端，彭孙�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
第一，以自然为宗。彭孙�认为：“词以自然为宗。”在这里“自然”是一种极高的审美境界，是浑然天成，活色生香，生气贯注，是在冲淡质朴中包蕴极其丰厚的情韵和高妙的旨趣。自唐、五代以还，名作如林，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经前人说过，填词之难可想而知。这就需要“追琢”的功夫，即多读书。“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词不能堆垛书卷以夸典博，然须有书卷之气味。胸无书卷，襟怀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其词非俗即腐，非粗即纤。
然运用书卷，词难于诗，稼轩之词尚有“掉书袋”之讥，何况凡人。如何运用书卷，彭孙�亦有自己的方法：“大约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颖，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俊，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鲜丽，而去其浅俗。”古人之事、语、字是作词之材料，但必须用其新颖、清俊、鲜丽，否则陈陈相因，就会失去语意高妙的意趣。彭孙�词中诗词典故俯拾皆是，虽不免有“以聪明见长”之讥，但大多数典故还是很好地融化在词意之中，显得自然蕴藉。
填词之事既关天分，又关学力，晚清的况周颐就把同样的话语载入他的《蕙风词话》：“造句要自然……其道有二：曰性情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18}天分性情固然重要，而学力、书卷酝酿到炉火纯青之时便是好言语流露之时。彭孙�从前人和自己创作经验出发而得出词“非多读书不能工”的结论，况周颐却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书卷的作用，显然这种表述比彭孙�更加到位了。
第二，情景相生。云间词人宋征璧曾经说过：“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19}宋征璧批评“今人”作词“景少情多”，浅率直露，缺乏蕴藉之致。指出处理情景关系应“情以景幽”、“景以情妍”、“善述情者，多寓诸景”，这样才能达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的效果。然云间词人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彭孙�对此曾进行过批评：“近人诗余，云间独胜，然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景多情少同是一病，缺少情语，词就会缺乏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丰美动人。
彭孙�在《旷庵词序》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景语与情语的关系：“历观古今之词……情景和则婉约而不失之淫，情景离则儇浅而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留声千载。”古今之词，情和景是它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情景相离，不情则景，前者就会蹈明人之覆辙，后者就会有云间之失。情景相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淫”，可以医治明词淫艳佻巧、儇浅流荡之病；又会使婉丽之词丰美动人。因而“以�至之景写哀怨之情”是其最理想之境界。
三
彭孙�在词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对词学进行批评，体现出词人对清代词学建构的努力，对清初词学发展与词风演进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重寄托。彭孙�在《旷庵词序》中曾云：“仆自难后郁抑无聊时浮沉于八十四调之中，淫思绮语，不免为秀禅师所呵遣。旷庵年来获落不偶，亦复有香草美人之感，其所作长短调及和漱玉词，若有所寄托而然者。余览而心善之，以为妍雅绵丽颇与晚唐北宋诸家风致相似。”这段话表面上是说旷庵，实际上是夫子自道，也表现了彭孙�对寄托说的认同，确立了重寄托的观念。获落不偶的经历使他们在“郁抑无聊时浮沉于八十四调之中”，不期而然地选择以“香草美人”来寄托情怀。“以笔墨牢骚，写胸中块垒”{20}。其《沁园春•偶兴和阮亭》邹祗谟评云：“学仙学佛总是英雄人寄托胸中块垒，故须以酒浇之。”
第二，主婉约，兼取豪放。彭孙�在词话里明确提出“词以艳丽为本色”的词品观，崇尚婉约词风。他认为董苍水“为婉丽之词，往往风美动人”。看到旷庵之词，“以为妍雅绵丽颇与晚唐北宋诸家风致相似。”评邹祗谟《恋芳春慢•咏草》：“葱倩丽冶”{21}；评董俞《满江红•重到西湖依旧》：“婉约隽爽，掇周秦之长。”“婉丽”、“妍雅绵丽”、“葱倩丽冶”、“婉约隽爽”都是婉约词风的种种变相，而他在评旷庵词时用来作为审美参照标准的晚唐北宋诸家又都是北宋婉约派之大家。在创作上也可以和他们相媲美。在彭孙�的和宋人韵中，除东坡、稼轩各一首外，其余多为婉约词人，和易安韵最多，达到七首，如王士祯所言：“昔和《漱玉词》，自谓意得。每读骏孙一篇，辄复自失耳。”“以少游、易安为宗”，崇尚婉约词风，应看作是王士祯、彭孙�等人共同的审美标准。
然亦如吴衡照所言：“延露词亦有两幅笔墨。……又时带辛气。”{22}其《长歌》四首尤侗评云：“慷慨悲凉，唾壶欲碎。”《酒后作歌与擎庵》：“四词慷慨写尽方寸五月，如此足老一生。”《偶兴和阮亭》：“悲愤处唾壶欲碎，痛快处大白堪浮。”邹祗谟评《吴宁周席上作》：“风流跌宕，促节繁弦，似坡公‘画堂堆烛泪，长笛吹新水’之阕。”虽然李调元说《延露词》“不减稼轩”{23}，“不太准确，但倒是道人所未到”{24}，相对于云间词人对豪放词风的褊狭，彭孙�要理智得多，他说：“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对稼轩人品、豪放词风显示了由衷的欣赏和钦佩。评尤侗《贺新郎•为侍御杨琢庵题像》云：“五岳方寸历落激昂，露尽英雄本色。”由云间词人的崇尚婉约到阳羡词人的稼轩风，彭孙�等人的桥梁作用显而易见。
第三，陶铸南北宋诸家。词有婉约与豪放两大风格，因婉约者多在北宋，豪放者多在南宋，所以两宋词之争，只是词史上两种风格之争，并无词之优劣之辩。然而由于云间词人论词崇尚婉约词风，所以他们论词崇北轻南。彭孙�南北宋兼取，显示了比云间词人更加开阔的视野。其《衍波词序》云“阮亭衍波一集，体备唐宋，……非稼轩之托兴乎？……非坡公之吊古乎？……非梅溪、白石之赋物乎？……非清真、淮海之言情乎？”{25}评王士禄《念奴娇》云：“词之以情胜者推周、秦，以气胜者推苏、陆，以雕镂胜者推高、史。……至于陶铸南北宋诸家。”从中可以看出彭孙�对南北宋词人东坡稼轩、清真淮海、白石梅溪，推崇备至，并无轩轾，显示出宏通的词学观。
北宋词人中，彭孙�最推崇易安、小山、少游、耆卿、美成、东坡诸公；南宋词人中，最推崇白石、梅溪、竹屋、梦窗、竹山、稼轩诸家，而“以史邦卿为第一”。 而在他推崇的词人之中包含着他的取舍标准：清真淮海的言情；稼轩东坡的吊古托兴；白石梅溪的赋物雕镂。其之所以对白石梅溪推崇备至，主要认为他们的咏物词“字字刻画，字字天然”，“即间一使事，亦必脱化无迹”。因此在其咏物词创作中“刻意高、史，故多神妙之诣”。王士祯评其《宴清都•萤火》云：“从素纨得金粟此词，至‘轻沾叶露，暗栖花蕊’五句，叹为传神，再读至‘随风欲堕，带雨犹明’，不禁叫绝。令梅溪复生，抽毫拂素，复何以过之乎？”尤悔庵亦赞曰：“羡门萤莲二词，咏物之工，何必老杜。”{26}评价都是极高的。这对后来朱彝尊推举南宋、提倡醇雅、大量写作咏物词当不无影响。
第四，强调长调的创作。彭孙�对词坛长于中小调、短于长调的现象提出批评，其云：“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穿，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之。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他在创作上尤其注意长调的创作，《延露词》存词214首，其中长调55首，占其全部词作的四分之一之多，不仅数量多而且写得非常好，如宋实颖评其词云：“羡门惊才绝艳，长调数十阕，固堪独步江左。”邹祗谟云：“长调惟南宋诸家，才情蹀躞，尽态极妍。……彭金粟所作数十阕长调，妙合斯旨。”{27}这些均表明彭孙�能从当时词坛实际出发，不仅能从理论上提出总结与批评，而且能从创作上加以引导，试图扭转词坛风气的努力。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袁美丽（1973-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学。
① 张德瀛《词征》，第176页。
② 参张仲谋师《论陈子龙词及其词史地位》，《词学》第十八辑，第8页。
③ 彭孙�《金粟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3页。以下所引彭孙�词话不注出处者皆同。④{18} 况周颐《蕙风词话》，第428页；第4410页。
⑤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第108页。
⑥{13} 彭孙�《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一，乾隆八年刻本；卷三十七，四库全书本。
⑦{11} 张璋等编《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第347页；第899页。
⑧ 彭燕又《彭燕又文集》卷二《二宋唱和春词序》。
⑨{16}{22}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第2438页；第2461页；第2408页。
⑩ 《清十一家词选•自序》，正中书局，1936年版。
{12} 陈乃乾《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版。
{14}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第3421页。
{15}{17} 王士祯《花草蒙拾》，第685页；第684页。
{19}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引，第849页。
{20}{25}{27}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第652页；第661页；第659页。
{21} 孙默《国朝名家诗余》，康熙留松阁刻本。以下彭孙�对他人的评语不注出处者皆同。
{23} 李调元《雨村词话》，第1436页。
{24}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6} 冯金伯《词苑萃编》引，第1939页。
注：对《延露词》的评语不注出处者皆出自清康熙留松阁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