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朱元璋传》】朱元璋传吴晗

时间：2019-02-13 05:33:5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最近三联书店重印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翻读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吴晗在这本书的第二稿中谈到了朱元璋的文字狱，其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胫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这多么象“四人帮”从吴晗开刀的那一场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人们怎么能够料到，六百年前的历史今天又要重演，而吴晗也会成为一个“断胫破胸”的“入网文人”呢？
　　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诬为“反共老手”、“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惨死狱中。对吴晗的迫害，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个由头，《朱元璋传》想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江青就曾在她那臭名昭著的讲话中恶狠狠地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然而，《朱元璋传》却是毛主席曾经称赞过的书。记得一九四八年秋，吴晗夫妇到了平山，住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我闻讯前去看望他们。吴晗这时就象一个回到姥姥家的孩子，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如何同国民党“捉迷藏”：先放出空气说是回老家，飞到了上海，然后又返回天津，从沧县进入了解放区。在进入解放区前的“三不管区”中，他们碰到了土匪，被抢得个净光。到了解放区后，真是“宾至如归”，头一夜就睡了个好觉。最后，他十分兴奋地告诉我，毛主席接见了他，称赞了他的《朱元璋传》，但指出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彭莹玉和尚不可能功成身退，是不是史料有问题。关于这个情况，好象他曾经为文谈到过。
　　吴晗是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他的一部习作。从一九三二年起，他就为这本书的写作进行准备。一九四三年写成第一稿，名为《从僧钵到皇权》。一九四八年他又重新改写，篇幅扩大了一倍，改名为《朱元璋传》，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版。解放以后，他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写了第三稿，未正式出版。到了一九六四年，他又写了第四稿，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出版。现在重印的就是这一版本。
　　吴晗写作本书的四十年代，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进而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吴晗当时已经投身民主运动。他一方面参加政治活动，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熟悉的武器――历史来进行战斗。这一时期中，他除了写作《朱元璋传》外，还在云南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旧史新谭》和其他一些文章。他借古喻今，把投枪狠狠地刺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读了之后使人感到痛快淋漓，因而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如此，《朱元璋传》第一二稿毕竟是吴晗的唯物史观还未完全形成之前的作品，因此在科学性上还存在着根本的缺点。解放以后，吴晗就因为不满意他的第一二稿，才两次改写了《朱元璋传》。
　　从第二个本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由一个小流氓变成红军大帅，又一变而为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整个过程中，他剪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大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大搞特务网，把皇权搞到了极峰，成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但是，这个小流氓究竟怎么会成为一个“最最最”的大皇帝呢？吴晗强调了他出众的才能，暴躁的脾气，虐待狂的性格，以及想“皇基永固”的动机等等，却没有明确地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势。而正是需要说明这些斗争所造成的条件，才能说明这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怎么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由于缺乏这样的分析，尽管把朱元璋痛骂为暴君独夫民贼，对他使用一些最高级的形容词，也未能揭露出他的本质，而且在客观上还张扬了他。这就有点象马克思批评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一书所说的：“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稿就大为改观了。这是吴晗写了第三稿后又经过了九年学习的成果。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特别是对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比以前认识得清楚了一些。
　　在第二章的《红军起义》一节中，吴晗用了极其丰富的材料，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图景。我们可以看到，蒙汉官僚地主阶级如何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和压迫；蒙古、色目贵族如何对汉、南人实行野蛮粗暴的民族压迫；蒙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何尖锐化以致自掘坟墓；阶级斗争又如何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最后，皇觉寺的那个游方僧如何怀着“既忧且惧”的心情，投奔红军，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接下去的几章里，吴晗叙述了朱元璋从红军小头目到做开国皇帝的过程，也就是叙述了他如何从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变而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吴晗分析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本质，决定了朱元璋及其出身农民的红军将领必将由于取得政权而转化为新的地主阶级；分析了冯国胜、李善长、刘基和宋濂等旧地主集团如何进入起义军队伍，改变了起义军的宗旨。他特别分析了可能就出于刘基和宋濂手笔的讨张士诚檄文和北伐元军的檄文，指出这是朱元璋对农民起义的公开背叛，而且还表明他进而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天命论思想和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特别是书中对“内夏外夷”偏见的批判，不仅剥去了朱元璋“民族英雄”的外衣，而且也为我们理解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第七章中，吴晗把朱元璋诛杀功臣和以猛治国的方针，放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来考察。他分析了贵族地主同皇朝的矛盾、淮西集团同非淮人之间的矛盾，以及相权同君权的矛盾，指出这些矛盾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朱元璋就依靠中小地主的支持，运用检校和直接掌握的军队，采取流血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吴晗是赞成“让步政策”的，他为此特别增写了一章，说明在“让步政策”下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把阶级斗争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这比起第一二稿来，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问题却还有值得讨论之处。朱元璋在经济上对农民的让步及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他从小农经济的观点出发，只想到足衣足食，而对于能够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工矿事业和科学技术却是反对的。例如，他部分沿袭了元朝的匠户制度，阻碍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私人手工业工场的发展；他反对采冶矿物，把建议采矿的人流放海外；他反对科学技术的发明，把司天监进献的自动宫漏说成是“以无益害有益”的东西。而最严重的是，他实行科举，大搞文字狱，因此扼杀了进步思想，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过去辉煌的科学成就停滞不前。这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它使中国不能和当时世界文明国家共同前进，而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中。由此可见，光是经济上的让步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政治和思想不开明，那一点点让步的成果既是有限的，也是不可靠的。
　　二十年中四易其稿，说明吴晗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是一个勇于修正错误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历史学家。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在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让步政策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至今仍在历史学界中继续探讨。因此，《朱元璋传》的重印，其意义就不仅在于为作者及其作品平反，而且将对上述一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可惜的是，吴晗已经不能再写第五稿了。如果他能够活到现在，也才不过七十初度，一定会更完满地达到他在《自序》中自许的下述目的：“通过这个具体人物的叙述，了解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总结，提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尺度。”
　　吴晗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迫害他的“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所热爱的新中国正在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历史研究事业也正在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发展。“捷报飞来当纸钱”，吴晗可以瞑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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