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醒来,已是半生 [明白醒来已半生]

时间：2019-02-14 05:35:3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老实说，二十年前当我挥手作别黑龙江大学，向学府路向哈尔滨投去最后的一瞥，内心并无多少痛惜，也没有贾岛过桑干河的感慨：“却望北国似故乡”。我已在北方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大兴安岭的风雪、筑路队肮脏的帐篷、哈尔滨的闭塞、学府路的沉闷，更有那一长串并不美好的回忆……大雁南飞，乡情似火。我相信每一位南方知青都愿化出双翼飞回“春到江南草未凋”的家乡，不管他或她自称是“永不回城的扎根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运动”，到底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现代化方向毕竟是城市化而非农村化。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毕竟还年轻，还不懂得岁月的秘密，不懂得人生的倏忽，更不懂得中年与青年的间隔。自然，还有一个原因，那时的我读书太少，还感觉不到什么是“过去了的永远就过去了”。“文革”十年，中断了我的中学，无论古文还是外文，本人都是白纸一张。没读高中，直考大学，已属侥幸，短短四年，就是每晚不睡觉也追不上羲和之车呵!那时，我既轻待自己，也轻待别人。全系毕业照上的缺席，事实上成了我留给自己的一处伤痛。不珍惜自己的过去，也就不可能真正珍惜生命。明白醒来已半生，人生之路大抵总是如此。
　　“二十年后再聚首!”分手时一句多么遥阔的托挂之语，每个人都感觉说得太远了。二十年，一段难以想像的时距，可是，白驹过隙，年轮稍转，这不就到了，并不特别漫长。当然，毕竟二十年了，青丝漂染花白，青年步入中年，老年已经在望，每个人都成了一本书，哪能没点变化呢?更何况我们这一代身历两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剥夺了我们的受教育权；第二次变革则逼迫我们与时俱进以免淘汰。操办婚事、育子育女、职称职级、房子金钱……哪一项是容易解决的?相比之下，还是爱情更少费时费力一些。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主观的爱情较之客观的它事，终究好办多了。这可是我青年时代万万没有想到的。
　　大学是梦想飘飞的时期，不管你来自哪方洞府，那时的大学都叫你悄然膨胀。1977、1978两年，一千二百万考生，不足六十万的录取名额，整整二十比一的比率，只要你迈人大学校门，就意味着一只脚跨进“上流社会”，可以做做拉斯蒂涅式的美梦。曾有同学叫嚣：“十年接管哈尔滨，二十年黑龙江全是咱们的!”那时，校徽可是闪闪发光，那羡慕那眼热，我们上街外出有意无意都愿佩戴胸前。一次，我与机灵俏敏的寝友“倜傥”上哈医大小饭店，店堂里热，他脱下外衣故意将校徽翻露在外。我们确实是第二次大变革的受惠者，当年的插兄插妹、兵团老哥、龙江朋友，如今一个个下岗，我们这批黑大同学却一个个成为有头有衔的所谓“社会中坚”。无论如何，那所俄式风格的黑龙江大学，是我们这一届同学值得纪念的一个起点，难道不是么?
　　近年与蒋兄原伦(北师大教授)通话，他说：“我们那会儿简直就是文盲!”可不，刚出深山老林的我，不知道俄国的“二大斯基一个夫”，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内涵，甚至没完整地读过莎翁四大悲剧……当然，这不能怪我们，那时连黑大中文系教师都有人不知道沈从文、张爱玲、施蛰存，徐志摩则被咒为“反动诗人”，郁达夫被评“灰色作家”。初春时分，乍暖还寒，左倾思潮还紧紧攫住人们的每一寸思维。但黑大七八级中文系，毕竟有了自己的“山泉社”，有了那一块小小的墙报。泉自山出，其水必清；江河万里，其源也微。我已不记得自己那会儿都发表过什么“墙报作品”，但我记得那都是心灵的流淌，淙淙汩汩，澈然见底。对我来说，对人性的最初思考，也起自黑大时期。1981年11月20日日记，摘录了一段刘少奇语录：“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性。”那会儿，我怎么知道人性会成为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成为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题目。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大都处于懵懵然，至于寻找自我、塑造个性这些更大的方面，真是什么都谈不上“自觉”二字。不过，对每一名黑大学生来说，那座校园可都是重要的人生台阶，虽然黑大对外毫无名气，在全国微不足道，但黑大是我们的!毕业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任何人问起我的“学身”，我都毫无愧色声音洪亮：“黑龙江大学!”别人可以看不起黑大，但我不能看不起黑大。何况黑大也出了那么几个人物，有那么几头香蒜。本人不才，毕业后长期跌爬在求学路上。说起来，能够坚持到今天，仍得感谢黑大最初的筑基。虽然当年入学，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山高水长征途遥遥，没意识到“苦难”才刚刚开始。可是，如果没有黑大四年，我则连承接这份“苦难”的资格都没有。
　　从个人思想角度，我非常感谢周艾若先生。在他为我们邀请的众多名人讲座中，我第一次整体上对左倾产生了怀疑，思想上发生了那种真正的“地震”――哦，原来这样!黑夜只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非常困难的呵!黑白世界，反差太大，没有最初的启蒙与过渡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黑大四年都是十分重要的启蒙期。哦，黑大的老师们，我也怀念你们!“梁三老汉”，您还好吗?职称解决了吗?那会儿，五十多岁的您，还是个助教。办公室的周老师，非常同情您的不幸(其夫溺于松花江)，1998年夏我携子回校，登门看过您，还记得吗?“没遮拦”陶诚先生为了爱情南下杭州，与我这个学生竟有十年同事之谊，他挺好的，还那么健谈，还那么喜欢“马尿”。当然，还有谁都印象深刻的系主任“尚铁嘴”，他怎么样?当年同学们十分羡慕那对“北大夫妇”呢，陶尔夫先生、刘敬圻老师的品貌学问，曾令我们又羡又妒，前些年闻知陶先生谢世，心里黑暗了整整几天。对了，还有中文系当年唯一的教授吕冀平先生，他为避祸才选择了枯燥却保险的语言研究，一张儒雅睿智的脸，如今可好?还有教古汉语的崔重庆先生、外国文学的刁绍华老师、教唐宋诗词的李老师……我都想念你们，同学们都想念你们，都还记得你们曾浇过的水!而且，我正在将你们浇下的水转浇给我的学生。
　　二十年了，社会毕竟已发生很大变化，不容你不产生对比强烈的时代差。本人在大学吃粉笔灰，目睹如今的大学生那么解放，常常躲也躲不开那些热恋场景。想想我们当年那会儿，确乎太封建了，将爱情看得太隆重了。说到底，我们那时哲学层次太低，总以为岁月悠悠人生漫长，相信“你们还年轻”。唯其自闭，社会才封闭。其实，我们那时已经不年轻了。尤其中文系七八级一班，不少人都已三十上下，美好时光已悄然滑过。当然，从另一角度，中文系七八级甚合领导意愿――“平安无事”。没闹出什么“三角恋”，没出陈世美，更没有什么耸动视听的“花边新闻”。至于一班、二班各结出一对“同学花”，也是中规中矩的正常恋爱，没听到什么闲话怪话。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时代差异：我们那一届八十八名同学，女生只有二十二名，而且不少已经名花有主，女生行情很“翘”，呼曰“狼多肉少”。倪虹脸上的光、王楠燕含着酒窝的笑……相信各位先生们仍然记忆犹新!而今天，则完全倒过，阴盛阳衰断难挽回，女生的高行情已是永不复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真不知道这是时代进步(女性知识程度提高)，还是重回历史车辙(好男人总比好女人少)?
　　每年，当雪飘江南的时候，我总会怀念东北，怀念大兴安岭，怀念哈尔滨，怀念那些随风飘去的岁月，怀念校园内那几条小径，想起那些属于自己的故事。每当此时，我就知道自己的身子永远连带着东北。无论我走到那里，大兴安岭的风雪都将在我心中飘舞，松花江岸的风景令我永远怀念，学府路的建筑永远亲切宁静。人是不可能不怀旧的，走过的行程总会留下擦抹不去的痕迹。当年下乡时买的那只旧革箱，包角的铁皮已经锈得不成样了，一直舍不得扔弃，它伴随着我多次迁居，直至今日沪上新居。还有几件那时的中山装、军便装，常常取出穿用，它们也不容我背叛过去忘却历史。再说，我又怎愿忘记呢?人生就这么一段，青春就这么一截，大学就这么一闪，无论如何，它们总是自己的。爱过的、恨过的、欢乐的、痛苦的、吵闹的、勾心斗角的……都深深烙上了个人的印迹，哈尔滨的风雪中已永远夹杂着那一丝属于自己的体味。
　　当然，我们老了，这是必须承认的。当我们已拥有二十年的间隔、当我们的儿女都已迈入大学、当我们面对一切都失去了激动、当我们之中已经有人凋然谢世、当我们真正读懂了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尤其当我们更深一层理解了中国革命与社会现实，我们还能不承认老了吗?还能硬撑着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成熟是需要支付岁月的。如果用二十年能够换来这一可贵的品质，能够由此为社会为民族带去我们这一代沉淀的理性，能够在各自的职岗上成为过滤左倾残余的一张筛网，能够为历史进步作出一点一滴的努力，那么以二十年为代价，就相当值得了。五十岁上下的人，既到了需要对社会负责的年龄，也应该考虑身后的留存了。
　　今天，我坐在沪上一扇小窗后面，面对荧屏敲击，思飞千里，热血渐涌。我轻轻敲击键盘，就算为每一位同学祝福吧，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为第二个毕业二十年举杯。我们能熬到那一天么?能，争取能。
　　(这是2002年的一篇旧文，现修订发表。已过去九年了，记忆之苦涩犹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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