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的另一个层面] 什么是文化危机

时间：2019-02-14 05:46:1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当整个世界正陶醉在生产力的巨大魔性光彩中而忘乎所以的时候，当全人类都颠狂般纵情于物质利益的挑逗时，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年迈的奥锐里欧・贝恰却凄楚于万家灯火之外，与日本佛学权威池田大作一起，神色忧患地向全世界发出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
　　说到生态危机，谈到绿化、水资源、野生保护等等。国内清醒之士常常涉及。不久前几篇获奖的报告文学就曾声泪俱下地控诉国人对自然肆虐的暴行。还有其它诸如考察报告、生态分析、环保警告之类的文章，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确实是常常出现于报端。
　　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精致小书，却将人带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经纬之中。它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透视生态现象，用文化危机来阐解生态危机。旁征博引的逻辑体系中，不仅给人以振聋发聩的精神激荡。更使读者在其睿智的文化海洋中，得到哲学的启迪和升华。这本有对话和论文组成的册子，相互贯通着三个题目：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的革命。确切地说，其锋刃是指向资本主义高科技而导致的画面。当然，也没有回避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端。
　　“现代困境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性质的”，“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它的明显表现，就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这一根本关系上的扭曲和裂变。近几百年来，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得人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物质优势。在对自然的征服中，科学技术显示了神奇的冲力。于是，一种精神的错视便在这个地球上弥漫开来：人可以绝对地征服自然，人的潜能无穷无尽，将不受制于任何自然界的制裁和报复，人对自然可以随意“高压”，“摧残”和“掠夺”。然而，殊不知。“我们陶醉于自己的力量”，不是做“该做的事情”，而是在做“能做的事情”。人类自持智能武力欺凌自然的状况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下去，以下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对待自然的这种高压手段本身也会导致我们的毁灭。”
　　事实也正是如此。成长必然有极限。未来的能源出现危机现在已略见端倪。近五百年来，全世界的森林已有40％不复存在。而种属的灭绝更是令人寒栗。“据大体的推定，世界上生存着五百万种到一千万种动植物，而我们人类到本世纪末恐怕要将其中的五十万到一百万种完全灭绝”。其它诸如人口的饱和、粮食的匮乏，地球的日益干燥化和沙漠化等等。并且，技术圈对生物圈的迫害还在泛化。所有这些，犹如炎夏的雪豆，敲击着人类发热的大脑。世界和地球的危机，已经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如何消解日益严重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对此，西方一些学者，也曾提出过一些力摆窘况的措施。如技术万能论者们，便认为可以通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剪除技术本身所引起的肿瘤。还有一种政府干预派，认为解决危机应当走政府强力干预的道路。控制军费，节省能源，增加教育等。对于这些观点，贝恰逐一抨击，认为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用陈旧的危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危机，与其说是解决危机，不如说是更加增添混乱和危机。
　　人类的行为和理智正在一种充满迷雾的怪圈中昂首阔步。这是十分危险和可悲的。因为他们仅仅凭一些短期的方针政策和恩惠回报，就洋洋自得的以为可以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了。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症结却正被沸沸扬扬的闹剧所隐没。
　　因此，拨开混沌的迷雾，向这个危机现象的元原因回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造成人与自然错位的核子，就在于人本身。人的革命才是解决这场纷乱的最根本最安全的通道。现代人的心灵正处于一种“内在的混乱状态”，人类像一个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缺少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抚慰。并且在高科技的图腾高压下变得难以驯化。新的知识和新的理想之间的失衡越来越严重。所以，进行一场内在的革命性的再生刻不容缓。否则，“人类愈是扩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其危险的程度就愈大。”这个野孩子也就有可能挟带高科技的魔风，酒后驱车，疯狂地堕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贝恰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精神的复兴上。要用人道主义来湿润人类内心的浮躁。用文化的振兴和人格的全面提高来填补人类精神的荒原。由于现代社会运行轨道的严密自律体系、人的理解力、同情心、团结力都被大大麻木，现在也该是唤醒的时候了。作为实现人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三条基本法则。即维护自然；维护和平；维护人权。其中池田和贝恰都十分注重和平的意义。他们对和平的规定已超出一般日常的行动层面。和平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是心灵与精神富有文化教育的一种状态。它只有在这个层次被全体或大多数人民当作尊贵的、有价值的事业而推崇时，其本质属性才能被观照。而那种把和平仅仅理解为裁军谈判、反对核战争，显然就失之简单了。因为说不准他们或许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策略来考虑问题的。贝恰在其遗作中，将和平视为解开人类未来方程式的关键，可见其用心良苦。总之，给单向度的人补钙，努力培养具有“伦理的、社会和审美的最杰出的才能”，才能使人类正常发育。因为只有这些文化上进化的人，才能自觉地做到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才能有力地阻止现代形式的反文化现象的蔓延。也才能将功利和审美融合在一个较高的境界之上。也就是说，“通过文化上开发自发，在健全而持续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与环境的关系――从长远眼光来看，在经济上也会得到报偿。”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人们的智慧和能力几乎占领了地球上所有空白，但人类的责任是否也同步增长了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在人类的革命中得到求解。
　　“今天的各种主要问题，仍然是精神的、伦理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付出多大科学技术力量或采取何种经济的手段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把该书的最后一页翻完，抬头看看繁星满布的夜空，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凉之气突然袭来。人类的历史行程确实是一个充满诡谲的难解之谜。世界文明之初，人类在血与火的疆土上筚路蓝缕的时候，似乎是什么都不顾及的。用剑和犁打开的血路，本身就是对道德律的拒斥。庄子式感伤尽管谈起来很美，在当时，却终究挡不住先人的血性冲动。人类也正是在这种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的，就连黑格尔老人也把恶看做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狰狞曾经吞没多少温情和优美，但它终究向前发展了。然而，当历史发展到新纪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发生根本改变，人类已用高科技在根本上主宰地球时，是否有必要环顾一下曾经被冷落的道德和审美。难道就真的现代派般冷眼观望人类的精神滑坡而无动于衷。人类已拥有毁灭地球几次的能力，再不迅速建立道德与审美的精神堤防，世界的未来将不堪设想。因此，如果说，道德、审美和人的分离，是世界历史的起点，那么能否说，道德、审美在现代意义上和人的重新组接，是否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指向。
　　由此，我不禁又想到了马尔库塞和丹尼尔・贝尔，这两位文化先锋和贝恰与池田一样，生活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繁华都市，内心却充满孤独和凄凉。他们不辞劳苦地呼唤人类精神的回归，充满爱心地暴露西方的社会病。尽管，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尚属少数派。并且，他们所提出的解救人类困境的范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操作，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愤世疾俗”，确实是对人类萎缩心灵的有力一击。他们的真诚警告，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有益和积极的。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已经敲响。但愿全人类都能理解贝恰和池田的煞费苦心。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日子夜于北京大学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合著，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平〕2.40元，〔特精〕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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