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普拉克西斯”|回到1981

时间：2019-02-15 05:32:4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郑：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与现代化问题，许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可是就是不见有人敢于作出具体的突破和创新。长此以往，我担心，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可能还要靠照抄别人的教科书过日子。
　　戴：
　　恐怕不能完全说没有“突破和创新”。最近出版的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据称“有体系全新之誉”。以前哲学教科书从“世界的物质性”谈起，该书则以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为开端，再分讲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并且它还吸收了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
　　郑：
　　当然，和六十年代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该书显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谈到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我觉得倒不能这样认为。有一点应该看到，我国的哲学教科书，都是以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的误解作前提的。由于这一误解，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的把握也就欠准确了。
　　戴：
　　你说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那些经典论述吧：“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与意识谁为第一性；一个是物质与意识有无同一性。这可算是众所周知的了，人们对它有何误解呢？你说说看。
　　郑：
　　不错，正是它。误解在哪里呢？我觉得人们通常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新解释。也就是说，他们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概括误认作成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新解释。
　　戴：
　　这可是个新鲜的说法，但你凭什么这样说？究竟又有何根据？
　　郑：
　　根据是有的，它就在恩格斯的著作本身。中国学者一向以考据经典著称于世，可对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读的却不能算是认真。恩格斯在《终结》中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但仅仅也只是对它作了一种历史概括而已。关于这点，可以直接从恩格斯的遣词造句得到证明。譬如，在谈到这个问题及其发生、发展时，他用的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在远古时代”、“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等等限定；在具体谈到该问题的第一方面时，他用了“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在论述第二方面时，恩格斯用的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绝大多数哲学家”、“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可见，在恩格斯那里，“全部哲学”是指到马克思主义为止的哲学，“哲学家”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指用黑格尔哲学的语言来说。它并没有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
　　戴：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新解释又是什么呢？
　　郑：
　　说马克思主义对基本问题的解释新，这也是与以往历史上的其他哲学比较而言，是从它的立场来说的。这个立场不是别的，它就是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萌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被确认的实践观。站在自己的立场――实践的立场――去看存在和思维，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新解释。这正如只有当陈景润证明了“1＋2”才构成陈氏定律一样，而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就是陈氏定律。正是由于解决问题的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也不同。因此，同样是解决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等于古希腊的本体论主义，也不同于近代欧洲的认识论主义。它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基础的关于现实人的实践哲学。物质只是人的实践对象，思维只是实践的一个原素。它们都不能脱离人及人的实践而存在，否则就是无。
　　戴：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不时地提到实践，强调实践。但当大家去读过去的哲学教科书时，读着读着，就会感到困惑，一会儿着重“世界的物质性”，一会儿着重“实践”。我们不妨简单地问：在马克思的贡献中，是“世界的物质性”重要呢？还是“实践”重要？更令人困惑的是：把世界的物质性放在开头呢？还是把实践放在开头？如果要是把世界的物质性摆在前面，又怎样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实践呢？你所作的区分，启发我想到，原来现行哲学教科书是一个拼盘。实践虽被提到，也只是被狭隘地理解成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且被摆在一个很不相称的位置。这种情形，怎能不叫人感到困惑！
　　郑：
　　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概括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的新解释，这种误解的长期存在，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化或认识论主义，更为严重的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的关于现实人的学说遗忘了，造成了萨特所指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空白点”。其实，这种“空白点”并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的著作中，它只存在于现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类教科书中。如果要去追溯这种教科书的最早代表，大概就是斯大林一九三八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
　　戴：
　　忽视实践的后果不仅造成对人的问题的漠视，而且丢掉了到手的解开具体哲学之谜的钥匙。这些年，人们在对美学、科学哲学等的浓厚兴趣中，开始素朴地感到实践范畴的核心位置。我以为，应当把实践理解为对人类进化历史所作的高度概括、提炼和抽象。是实践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文化天然地联结起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立场，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世界可知与否的问题便内在地回答了。而且黑格尔成天谈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也就内在地统一了。
　　郑：
　　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实践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一切哲学之谜的一把钥匙。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把钥匙，除了工业文明所提供的强大物质力量外；另一方面则是哲学思维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我所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人类哲学的发展发生过两次大转向。第一次是从原始多神崇拜转向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哲学。它以米利都学派对“始基”的探求为开端，经过巴门尼德的“存在”，最后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的对象就是“存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宣告完结。第二次哲学转向是由古希腊自然哲学本体论向近代欧洲认识论的迈进。它是由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开始的，由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哲学最终沦为为上帝的存在作辩护的工具，哲学家们由衷感到，再也不能孤立地谈“存在”问题，而必须以自己的思考来衡量一切，从此，对思维的研究被提高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高度地概括了这一转向，其集大成者就是企图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于一身的黑格尔及其《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则促成了人类哲学发展的第三次大转向，其根本标志就在于它确立了全新的实践立场，因此，这是一次由近代欧洲认识论向人的实践哲学的转向。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道出的正是这种转向的真谛。至此，“我思故我在”为“我行故我思”所替代并深化。
　　戴：
　　还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印证了“第三次大转向”。近代欧洲哲学进入十九世纪，经验论同唯理论脱节的危机，形而上“玄学”背离日常生活的危机，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另寻出路。几乎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中，诞生了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哲学思潮。始于叔本华、尼采的人本主义，通过反对人仅仅是理性的来解决危机；始于孔德的实证哲学，企图通过取消形而上学仿效科学来解决危机；马克思主义则采取自己的实践立场，找到了解决哲学危机的新出路。它既内在地具有人本主义色彩，又内在地包含科学主义的精神。回过头去翻看，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愧为现代哲学的天才序曲。
　　郑：
　　上面谈了许多，我总的感觉是，实践观的提出，是马克思对哲学科学的最大贡献。它既开创了人类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又为我们找到了一把解决诸多哲学之谜的钥匙。可是，在今天的理论界，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观点则重视得很不够，现行哲学教科书也都未能贯彻实践精神。可见，真正要谈哲学的改革，最根本的一点，必须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为我们制定的全新的哲学立场――“普拉克西斯”(PRAXIS)。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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