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海面简介_浮出海面
时间：2019-02-16 05:37: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学术的日子似乎越来越难熬了。在下海这一挡不住的诱惑面前，八十年代式的指点江山固然成为僭妄，就连学术研究这一书生们的本份活也在无形中被逼入了尴尬。尴尬的程度是如此剧烈，乃至书斋里的低吟缓唱与淡泊明志，也会横遭“矫情”之讥。
在这样的气氛里，却有《学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刊接连面世，而且份量厚重，路数纯正，就不能不是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了。象山先生有言，“学者一人抵挡流俗不去”。在商海的汹涌激荡中，有这样阵容强大的学刊浮出海面，是否反映了学人们回应冲击的努力呢？
诸学刊的崛起当然为仍枯守书斋的学人们提供了凝聚感，但作为学术事件，其意蕴远不止此消极的对抗。它更昭示了九十年代大陆学术史的正面掘进。数十年来，学术既拥有过太多的“荣誉”，也蒙受过太多的污辱，浮沉政海，却从未成为自足自立的活动。由此看来，遭遇冷落也许正是学术获得自主性的极好前提。如果要悬揣诸刊面世的意义，理当从这方面入手。
八十年代也曾是学刊蜂起的时代，今天诸刊的再次崛起，令人不由得兴起世态沧桑之感。虽然只间隔了短短的几年，历史的时空脉络却已呈现出质的差异。置身不同历史脉络的学刊，其取向实际已不可能雷同。尽管浮面上或许仍能寻出旧日的痕迹，但从趋向上看，一个深深的断裂将会日益显现。
回首以往，八十年代的确是一空前的意识形态时代，如果对“意识形态”不取其席尔斯式的贬义用法，而作为中性概念，泛指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各种原则性设计与辩护，就不难看出那场意识形态论争的必不可免和必不可少。旧模式既然被公认有危机，社会、政治秩序该如何转型便是无可回避的问题，各种原则性设计的争论也就势所必然。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学术即使有意置身事外，又怎能轻易地如愿以偿？更何况在一九四九年以来成形的整体性社会里，学术早已与政治如胶似漆，压根儿就不是自主性的活动呢。
历史善于玩弄喜新厌旧的把戏。几乎是弹指一挥间，人们便到处听说起意识形态的冷淡。然而，切勿把这冷淡仅仅视为常识理性的觉醒，真正的意识形态冷淡只能产生于意识形态论争的解决，那怕是暂时的解决。无论各方的运思路径是怎样的不同，激进主义遭受反省，新保守主义招摇过市，公开承认“市场经济”，毕竟在在都显示出对社会、政治秩序取向的某种趋向。置身这样的历史脉络，热衷淑世的启蒙话语已经文不对题。
西方的社会思想家们将现代化描述为社会结构分化和重新整合的过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尽管是从整体性社会出发，与出自传统社会的转型大不相同，但也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分化。整体性社会中政治全能，君临一切，致使诸活动领域界限不清、浑然一体。随着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发育滋长，各种活动领域与政治全能控制逐步脱钩，甚至政治活动本身也是在这一进程中才会摆脱泛化，获得真正的“政治性”。从这一脉络看下来，“矫情”也好，尴尬也罢，正是与赶海大潮的汹涌相伴随，学术之为学术的自主状态才可能清晰地衍生。学术遭受冷落的同时，却也获得了日益宽松的行为空间，因而，所谓学术的尴尬处境无非是被要求在这一“无人喝彩”的空间里寻求自足自立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点上，诸刊崛起构成了中国学术自主化进程的典型象征。与现有的一般学刊不同，这些新创的学刊显然具有某种特征性的“味道”，难以言说而又开卷可见。如果要勉强去陈说这种“味道”，似乎至少可以指出，诸刊均显示出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活动的整体关注，从而赋予刊物以相当的整体感。进而言之，诸学刊皆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了各有特色的学术活动策略。从学术规范、套路选择、权威认同乃至学术意义的证立，各种问题都被程度不同地涉及，从而使诸学刊的崛起蕴有了更具体的学术史内涵。
“科学不是一种传统，而是许多传统”，费耶阿本德此言虽是针对自然科学而发，但用来描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倒似更为确切，库恩不就认为社会科学之类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缺乏统一的“范式”吗？只是，两位智者言说的都是通常情形下自主的学术活动，而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基本事实在于：其出发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一个大一统的“范式”。
借用刘小枫颇为传神的概念，可以称此“传统”为“‘社论’语式”。正如他所描述的：“‘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基于这一背景，学术自主便远不止于外部空间的获取，更意味着内部的转型。
撇开意识形态论争的内容不谈，单从学术史的线索看，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代表了学术复归多种语式格局的第二步。借助于各种因缘和合，启蒙语式向社论语式宣告了分门立户，当时的人们轻易就能感受到两种语式的截然不同。然而，概念爆炸和“思想”的盛产虽已瓦解了旧语式的感召力，新的学术秩序却没有真实地确立。轰轰烈烈之后，我们并未看见各种语式并生共长的学术景观。于是，学人们依其性情才具各自营造具体语式便俨然成了九十年代的“历史任务”。
应当并非出之偶然，诸学刊自始就摆出了分立门户、各有家法的姿态。《中国文化》《学人》明显偏重近代以来所称的“文史哲”领域，《季刊》则立足实证化的社会科学。尽管具体论文未必都是家法森严，但刊物作为整体来看，却可以说是各有其特定言路的。
《中国文化》的“文化”概念完全是人文式的。更确切说是国学化的。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文化研究虽然也是偏向这种气味，但与那种路数混杂、启蒙味十足的文化论争相比，《中国文化》的国学化形貌要稳定和厚重得多，正可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学术内部日益凸显的深刻差异作一佐证。国学化的文史哲领域之所以对讲家法的意识能最为自觉，与这一方面的专业语境应有直接关系。这一领域前有厚实的近代国学学统为依托，后是在不遵家法的文化热中受影响最巨，几方对照，学术失去原有规范的感受自然格外强烈。近代国学可谓中国学术迄今所有的最强大的样板传统，因而，学术失范总是在这一领域被最早敏感到。就在“文化大革命”刚落下帷幕时，面对学术的满目疮痍，最早提出的确立学术自主性的口号不就是“回到乾嘉去”吗？似乎正是基于这一特定的专业语境，《学人》才会倡导研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主张通过亲手触摸那一学术传统，在潜移默化中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
遗憾的是，学术规范总是某一特定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因而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学人》学术史研究的对治策略的意义不应加以夸大。例如，对社会科学而言，失范的提法就似乎文不对题，这里需要的并非重振学统，而是从头建构。“社会科学”这一名词虽然数十年来在国内一直通行，但其含义早已离题万里，与西方战后兴盛的模仿自然科学路数的实证论式社会科学渺不相涉。如同台湾的实证语式与现代化论密切相关一样，大陆实证化的社会科学之真正浮现也颇以现代化论为中心。文化热流于空泛的宿命使失望的人们开始深切体会从社会结构角度观察中国问题的重要。在学术资源尚嫌贫泛之时，现代化论便成了摆脱“文史哲”笼罩、让实证语式真正浮现的不二法门。于是，现代化论不知不觉间就开始走红，其影响所及，甚至连专治人文学科的人们也不避越位之嫌，大侃其结构分化与整合。有趣的是，在域外原版的现代化理论中，文化价值变迁的至关重要一直得到强调，而在中国，现代化论却扮演了帮人们摆脱文化决定论、转向社会结构变迁的中介角色。
作为社会科学刊物，《季刊》明确声称是“海内外知识分子探讨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自由园地”，并在创刊号上以“中国现代化”作为研讨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季刊》自创刊之始即倡导“市民社会”的研究，并引起四面回应，颇有风行之势。如果不嫌现在评断这一论题的意义还为时过早的话，似乎可以认为，“市民社会”论题至少意味着前述现代化论那种学术史意义的深化。这一论题显然更明确地强调了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中国问题，避免了现代化论与政治民主、文化变迁所有的某些易生混乱的纠缠。而且，较之于现代化论的泛泛而谈，“市民社会”对于当代大陆的特定变迁也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分析视角。尽管这一论题尚嫌空洞，形式多于实质，尽管其中蕴含有某种目的论气息，但眼下正在成长的实证论社会科学却需要这样的热门论题作为支撑点。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市民社会”本身作为一个课题的实质性研究价值，但它很可能如同现代化论一样，在大陆学术演进的脉络中呈现与海外市民社会研究大异其趣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实证话语成长中的支撑作用可能会大于其作为一个具体课题的启迪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春在香港又有《香港社会科学学报》问世，编者称该刊系为弥补香港“久缺一份能以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为经”的刊物之憾而创办。这一学术事件与大陆正在崛起的社会科学研究实在是有遥相呼应之妙。
记得一位洋人说过，身处哈佛、耶鲁那样的头等学府，日日领略学术大师们的智慧与风范，你无论是否有意于书斋，都将无法轻视学问。由此不禁联想起《学人》对近代诸宗师的极度尊崇，那份虔敬已经超出了寻求学术理路的智性范围，而有了精神诉求的意味，想来也是要由此证立学术之自足自主的意义吧。
实际上，《学人》开篇就已将这层含义说破：“治学不只是求知与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实际上标示出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哲人逝矣，风范长存，在与大师们跨时间的对话里，自能感受到几分学术的内在庄严。有人调侃地称这种尊崇是“学术造神运动”，虽然夸张，倒也触及了个中深义。
只是，正如学术规范总是具体、特殊的一样，学术的庄严感也并不能脱离特定学统。要想从陈寅恪、王国维处充分领略学术的自在意境，恐怕必得身处国学式的理路才行。这一事实可由实证语式在中国起步时的无所依傍来反证。据说殷海光在五十年代的台湾为实证话语张本时，就因本土学统中缺乏像样的“科学权威”，只好不断引述域外爱因斯坦・罗素、维也纳学派等“象征性权威”。大陆实证论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处境也没什么两样，只能权且指望域外的权威来作奥援。
与这一不同处境相关的是，国学语式与实证语式在处理学术与现实关怀的问题上也难易有别。前者因其特定的专业性质，比较容易回避学术与现实的缠绕，保持自主性。而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得与现实社会“交互作用”。因而这里就不应该论什么淡化现实关怀，而应关注以什么方式去关怀的问题。由于学科性质即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探究和分析，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的危险是时时存在的。就大陆而言，缓解这一危险，保持学术自主性的根本途径乃是努力建构强大的学理基础。学科自身的概念框架愈厚重，内在理路愈坚强，自然就愈容易保持自身的自主逻辑，而不会轻易滑入按某种“社会需要”塑造自身的邪路。胡适之先生早已讥讽过学人的“目的热”，但那是与“方法盲”同在才应予以拒斥的。如果学术框架足够丰满，那么“目的热”也就难以扭曲学理自身的应有思路了。否则，鉴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使耳提面命地要学人们“价值中立”，恐怕也难以奏效。五十年代初，还在西方社会科学开始兴盛之际，伯纳德・巴伯不就曾指证：社会科学家们即使认识到情感中立的原则，也难以在实践中强烈认同。因为其概念框架不够强大，不可能像理论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
余英时先生在一篇讨论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的文章中，曾再三谈及“退而结网”的意象。他写道：“这个‘退’字尤其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在当下中国学术的艰难跋涉中，“退”的意象显然又别有一番意味，较余先生所论远为丰富复杂，真可谓酸甜苦辣俱全，而困顿与希望也尽在其中了。
(《中国文化》，三联书店出版；《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