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警告\小人物及其他――读核笔记|核警告

　　一、一书难求 　　 　　《发生核电站事故……那时，你该怎么办！》（原题《原�事故……その�、あなたは！》，以下简称《事故》），这是日本风媒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一本书，在今年发生“三一一”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以及由此而带来福岛核电站恶性事故后，想找来读时，竟发现已是“一书难求”了。书店买不到，图书馆借不着不说，作为“老主顾”委托几家相识相熟而且历来有办法的旧书店老板去淘，也都回话说“不灵”；自己上网去找罢，在日本最大的旧书网“日本古本屋”上检索，也是连续多少天“无命中”，抽冷子出现一本，价格也贵得惊人，原价不过两千日元的书，竟上涨五倍，标价都在一万日元以上，而且点击过两次“注文”（订购），竟均回话说“抱歉，已无库存”。也就是说，在找该书时遭遇了一回当今“洛阳纸贵”，这在绝对是买方市场的日本出版界，绝对是罕见现象。
　　福岛出事，生死攸关，居住在日本，核威胁的冲击和恐惧全出于生命的本能，并不需要多少知识。然而稍稍冷静下来，发现另一种震撼也来得不小，那就是才知道自己对“核”的一无所知，并且在一无所知当中被五十四座反应堆“核围”。只因不甘就这么被不明不白“核歇”，于是开始读“核”。书、杂志和报纸，各样不吝，不分新旧，抓着哪种是哪种，一气几十种数千页读下来，发现竟还有《事故》这本没读――或者说忽然觉得这本尤其值得读。而与此同时，类似《朝日新闻》这样的大媒体已将《事故》列为“热读”榜首，朝野官民由此也开始知道这是福岛“没完没了”的“现在进行时”期间的“第一必读书”。所以也就难怪想读而不可得。这是由个人的读书体验所经历的走近该书的过程。
　　两星期前，书店送来《事故》，是今年新版，已经印到第六版了。此前读的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九九五年初版。
　　
　　二、“事故模拟”：预见性和现实性
　　
　　这书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早在十六年前就发出“日本核电站会出事”的严重警告，而且更在于其提供了一套完整而翔实的关于这一警告的可以检证的根据：那就是以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实例和已有定评的核电站事故运算模型为依据，通过严谨的计算方式和大规模的信息编程处理，对日本可能发生“核电灾难”的规模和程度进行了量化模拟，其中包括日本全国十六座核电基地、一座叫做“文殊”的高速增殖反应堆实验基地和核燃料运输过程灾难的“模拟”。可以说灾难的模拟范围覆盖了日本全国，不论哪座核电基地出事，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相应的灾难参数，从而做出对应事故的判断和选择。
　　此次福岛核电站在地震、海啸、断电之后，因无法冷却而导致三台反应堆在短时间内相继发生“堆芯熔毁”和大量放射能外泄，被定为等级最高的七级事故，不仅印证了《事故》一书警告的预见性，而且也赋予了其紧迫的现实性。事实上，该书已成为目前日本各种核设施风险评估中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灾难模型”。例如，刚刚再版的另一本“警告”书《毁灭日本的核电大灾害》（坂升二、前田荣作著，风煤社二��七年九月、二�一一年四月）对福岛失控状态的描述及其“首都圈将有二百万人死于癌症”的结论（43―47页），诚如作者所言，便完全来自《事故》一书的“灾难模型”。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浜冈核电站。五月六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强烈“请”停（因首相没有下令核电站停运的权限）该核电站的所有机组，其直接理由是“在未来三十年内发生八级东海地震的可能性为87%”的地震预测，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菅直人却没有直接说，那就是一旦浜冈核电站被地震“颠碎”或发生爆炸其情形会是怎样？而这正是《事故》一书关于浜冈核电站的部分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因为那里一旦出事将首先危及东京首都圈和关西大阪圈。其实，对浜冈的担心，早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它开机发电的当初就有，甚至还引发过多次法院“裁判”（当然都是“国胜民败”），而媒体报道更是多不胜举，宝岛社三年前还专出过一期杂志专辑，叫做《从现在起将发生核电站事故》，其中对《事故》一书中关于浜冈的事故模拟有着重点介绍：以浜冈四号沸水型功率一百一十三点七万千瓦反应堆单体计算，在下午四点、风速四至五米/秒的平稳气象条件下，再由“ABCDEF”六种“放射云”当中选出最为“标准”的D型条件模拟，结果为七天以后将有五万四千多人死于“急性障碍”，倘若巨震导致一至四号反应堆都破裂扩散，那么七天内将有近三十万人死亡。而死于后发性癌症的，以单体反应堆事故计算，如果七天之内避难，那么为二百三十五万人，如果五年后避难，将达八百五十多万人；以四个反应堆事故计算，如果五年后避难，那么后发性癌死人口将增加到两千四百九十六万，相当于全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在“三一一”以后，该号“别册宝岛（一四六九）”再次以改定版的形式疯卖也就并不奇怪。
　　据《事故》介绍，一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运转一年，其放射能储藏量相当于一千颗广岛原子弹（142页）。而在福岛核电事故危机尚未摆脱而又看不到何时可以摆脱的当下，日本不可能再承受一次相同甚至更为严重的“核打击”，因此上述浜冈的灾难模拟，对菅直人政府来说，已经超越了一般警告意义的“吓唬”，而是越发具有迫近现实的说服力，因此只有“请”停浜冈才是明智的选择。
　　
　　三、“助手”级的著名学者
　　
　　警告来得振聋发聩，却又完全不同于媒体惯用的赚人眼球的夸大其词。作者是学“核物理”出身，又终年在原子炉边上“修炼”，其数值又采用为核电站做出“安全”结论的“拉斯穆森报告”（后叙）的数据，而其计算方式又极其严谨，因此与所谓“危言耸听”判然有别自不在话下，其在给“业界”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很高评价。
　　《事故》署名作者为一人，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实是两人，因为书中许多演算数据都是另一位未署名者的工作，只是他在出书时功成身退。署名的叫濑尾健，没署名的叫小出裕章，当时都供职于京都大学原子炉实验所，而且职称相同，都是“助手”。在日本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当中，“助手”的定义是“从事必要的工作，以使所属组织的教学和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学校职员”，实际是给教授和副教授们打杂的，在学者如林的研究部门，属于地地道道的“小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小人物”，却因《事故》一书而在核能安全方面成为日本乃至世界同行当中最著名的“助手”。
　　濑尾健生于一九四�年，一九六�年进京都大学原子核工学科，一九七七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九四年死于癌症。从他生前的同事们出版的追悼文集《追忆濑尾先生》（《�尾さんの思い出》，京都大学原子炉实验所，一九九五年版）可知，濑尾健博士参与了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调查，又前后两次参与了切尔诺贝利事故调查，其成果也直接反映在《事故》一书里。然而至今无人可以证明他的癌症是否与他常年接触放射性物质有关，却只有一点留在他的履历当中，即他是个终生“助手”，死时身份仍是“助手”，而且也并没目睹到自己引起巨大影响的著作出版。另一个“助手”小出裕章，生于一九四九年，与学长濑尾健是二十年间的研究室“隔壁邻居”，至今还在京都大学原子炉实验所，职务级别仍是“助手”――只是随二��七年教育法改定称作“助教”了。有人因此误以为他被晋升到“助教授”（即副教授），非也。这个“助手”即“助教”的著述更多，其知名度在“福岛”之后压倒了日本几乎所有的核专家、政府相关部门的涉“核”高官以及相关委员会的“委员长”。仅三月份以来，朝日、读卖、每日三大平面媒体对他的报道就超过六百条，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关于福岛事故进展状况的分析和预测，始终较之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的发表要先行一步，而且正确。例如，四月二十六日东电在切尔诺贝利“石棺”二十五周年祭日那天宣布要把“福岛一号”炉封入“水棺”，某位“核权威”大加赞扬为“核事故处理的典范”，小出裕章却当即指出，“‘水棺’处理的最佳时机已过”。两星期后，东电果然宣布“‘水棺’计划失败”。追踪那些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六十二岁的“助教”早在事故之前就把福岛的一切都想定了。小出裕章为人谦和、低调、平淡，当七十二岁的退休工程师山田恭晖拉起一支由六十岁以上的退休技术人员组成的志愿者“老年敢死队”，要前往福岛接替奋战在那里的年轻人时，有记者去采访小出裕章，问他如何看待此事，他回答得很平淡：“我也报名参加了，是其中的一员。”的确，这也正是其学长濑尾健所展示的那种生命姿态，即“作为科学者，要对核电站的存在和事故承担责任”（濑尾健：《切尔诺贝利旅行日记》，风媒社一九九二年版，158页）。
　　只因为被认为是反对政府的“核电国策”，濑尾健和小出裕章便终生“助手”；而他们为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也毅然放弃由“助手”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的出世坦途，甘愿终生当“助手”，付出了职称、社会地位和各种物质待遇的代价。我曾经为他们“助手”的待遇感到不公平。同事当中一个小出裕章的“同期”告诉我，这还是京都大学，有爱惜和保护人才的传统，实际上是以“助手”的方式收留他们，但这已是最大限度，放在其他国立大学试试看，早给赶出去了。的确，在所谓“体制”面前，个人永远是无力的，但科学者之精神不是在粲然闪烁吗？顺附一句，类似的“助手”还不止濑尾和小出，在京都大学原子炉实验所甚至还构成一个群体，加上另有四人，人们依中国“四人帮”的叫法，把这六个“助手”称作“六人帮”。在最近读“核”过程中遇到的还有地震学者石桥克彦（《大地动乱之时代――地震学者警告》，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版）和放射线防护学者安斋育郎（著作很多，例如最新的《福岛核电站事故》，鸭川出版二�一一年版），也都是“助手”级的大学者，前者对浜冈停运有关键作用，后者则为现今福岛核污染评估的权威，他们在发出振聋发聩警告的当时，也都是“助手”，而且如安斋育郎一当就是十七年。
　　
　　 四、“拉斯穆森报告”与汲取事故教训中的“他者”
　　
　　预想灾难和汲取灾难教训是人类的智力行为，然而却存在着认识盲区，那就是在预想和面对灾难时不自觉地制造一个“他者”，从而将自己排除在灾难的可能性之外。典型的例子是对核电事故灾难的预想及其教训的汲取方式。
　　《事故》一书介绍了美国核能委员会提交的两份“反应堆安全性研究”（RSS：Reactor Safety Study）报告（156―159页），耐人寻味。第一份代码为“WASH-740，1957”，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委托给一家研究所做的，目的是调查如果核电站出事，灾难会有多大。作为推进核能的机构，美国核能委员会当然力求证明“即使出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当计算结果一出，却吓了一大跳，仅物质损失就达六十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国家预算的两倍），以为肯定是研究所算错了，再重算，不仅没减，反倒增大了，这致使核能委员会没有再次提交国会，暗中压下了。
　　第二份代码为“WASH-1400，1975”，即上文提到的“拉斯穆森报告”。这回是委托给麻省理工学院诺曼・卡尔・拉斯穆森（Norman Carl Rasmussen，1927―2003）教授及其团队做的，目的是“换一种思考方式”：既然上一份报告明确一旦出事损失很大，那么这回证明反应堆几乎不会出事不就完了吗？因而这份历时三年、花费数百万美元、长达一千四百页的报告在内容上实际就讲了两点：一点是反应堆芯发生熔融重大事故的概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单体反应堆一万七千年才可能发生一次，就算有一百个反应堆，也得一千七百年才有一次，以人类历史来比，这可是十七个世纪啊！另一点是即使出了事，炉内高放射能物质向外扩散，对附近居民造成显著影响，其概率也非常低，十次当中也只有一次，不比天上掉下陨石砸死人的“命中率”更高。从认知的意义上讲，这份报告最大的“贡献”是将核电事故划归为人类安全圈外的“他者”：人类想到了核电事故，但人类不会遇到。
　　由于“安全”计算得太离谱，这份报告遭受广泛质疑，致使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在独自调查后，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告知公众：拒绝接受“拉斯穆森报告”的结论。就在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八日，三哩岛二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事故。按照“拉斯穆森报告”计算的概率，这场恶性事故提前了一千七百年。在三哩岛出事七年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事故》采用“拉斯穆森报告”的数值模型来运算，才更显说服力。
　　然而，“他者”的制造并未完结。至少在笔者的读“核”范围所及，看到的日本是如此。“怎么会是这种低级的事故？这么混蛋的事我们这里不会有。”东京电力公司开发本部副部长平川隆男对《周刊读卖》说（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放在日本，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做得太差了！”日本原子力产业会议专务理事森一久在《原子力工业》（一九七九年十月）杂志上撰文说。“主要是人为操作失误，那个操作员若是什么都不做，逃跑或睡觉，都不会有这么大的事儿。”东京大学原子力工学科教授大岛惠一亦在同一本杂志（一九七九年七月）上披露高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重大设计缺陷和严重违规操作导致的，……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日本电气事业联合会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全国三十三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刊登广告，如是宣言。
　　就这样，“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也就不再是一般事故借鉴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反衬日本核电的“他者”，在这个反面“他者”面前，“日本核电绝对安全”变成一个根植于民心的不可动摇的信仰。而《事故》的出版动机正是针对这样一种盲目的安全认知：“在经历了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现在，……‘安全神话’是已经崩溃了的。然而已经崩溃了的这一神话仍改头换面，活在现在，而这回的说法是‘高科技的日本核电不会出事’了。”很显然，这是汲取事故灾难教训中的另一种思路，也就是把“他者”内在化，从而不再割断与自己的干系，以承受灾难的立场去面对“他者”的灾难，从中思考根本上的防患于未然。事实证明，濑尾健们是对的。“福岛”彻底终止了关于核能的“安全神话”。
　　
　　五、知识、知道、知性
　　
　　核电不仅是一种产业或国家级别的能源战略，而是人类生存方式本身。只是这一生存方式的选择过于重大，生死攸关。人类发现X射线才一百一十六年，汤姆森发现电子，居里夫妇发现镭都是在那以后，而原子核更是在一九一一年才发现的，距今刚好一百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六十六年前，第一台核电机组运行（苏联）是一九五四年，距今还不到六十年，这些如果以人类的年龄计算，都可以请到“敬老”之列的。然而，翻翻“放射性物质半衰期表”，其中短的如碘一三一，八天放射能减半，铯一三七需要三十点七年，以人类的半生折算也还凑合，但铀二三八则长达四十五亿年，是和地球的年龄相等的！对于这样的“长者”，年轻的人类是否有欠敬畏之心？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的确，目前地球上四百三十个核电反应堆机组几乎都是在公众“无知”的情形下建立的。“无知”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相关知识，一是不知情。正如日本摇滚歌王忌野清志郎一九八八年所唱：“赶上个休假，偶尔到乡下一看，竟造了三十四座核电站。”（Summertime Blues）据新版《日本核电设施全数据》（北村行孝、三岛勇著，讲谈社二��一年版），自一九八八年以来，日本又增加二十座，目前已拥有五十四座反应堆，核电已达到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但该书同时承认“国民还普遍缺乏关于核能与核电设施的基础知识”（6页）。这也正是濑尾健们当初视为重大问题之所在，即“人们并未被充分告知那些构成舆论基础，也就是可使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信息”，“不仅普通人不知情，就连政治家也不知情”（《事故・前言》。而这种“无知”在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此次的福岛，均以“没想到”而体现出来，此外，还要加上波及中国的那场不大不小的抢盐风波。
　　核电是否安全？采用核电还是放弃核电？已经采用了的应该怎么办？这些与其说是技术或政策问题，倒不如说在根本上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最终都离不开精神层面的解决。这就需要三项最基本的条件，即本文提出的“知识”、“知道”（告知与知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智慧与理念，也就是“知性”。离开这三项，核电便只能是利益部门和专制强权的选择。人类在半个多世纪里发明和发展了核电技术，也建立了核电产业，并且生成了“挺核”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反核”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日本是如此。日本的反核派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大多是学“核”出身，又长期从事涉核工作，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也了解内情，有相当充分的“知识”和“知道”的准备，并在此基础上为其“知性”建立了空间。例如著名反核思想家高木仁三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核化学”专业，他在激烈抨击日本核电事业“无讨论、无批判、无思想”（《核电站事故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岩波书店二���年版）的同时，便留下了自己的讨论、批判和思想，即《高木仁三郎著作集》（七森书馆二��二年版），有厚厚的十二大本。还有一位叫西尾漠的，也很有特点，一九七三年在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时，全国核电厂商的一则大型联合广告词“如果现在停了电！”引起他的强烈反弹：“这不是恫吓又是什么？”从此走上了“反核”之路（《只能摆脱核电》，第三书馆一九八八年版）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总之，他们的知性升华在于，真正的防患于未然是“脱核”，即弃绝核电站，并为此在长期抗争中完成了核电是“不安全”、“不环保”、“不廉价”、“不无限”的能源的系列“论证”。当“福岛”事发，这些便迅速转变为全民共识，日本“核电国策”也因此而调整。
　　五月十日菅直人宣布，二�一�年六月通过的核电发展基本计划“回到白纸”。
　　六月七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检证委员会委员长�村洋太郎在首次例会上的开场白是：“核能是危险的能源，说它安全是不对的。”放在以前，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竭力打压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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