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频多之学在中国_厦门大学
时间：2019-02-16 05:41: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圣哲”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1872―1950）。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他的名字在中国鲜为人知。一九八四年，侨居印度三十三年的徐梵澄先生（一九○九――二○○○）出版了他的两部译著，一部是韦檀多学古代经典《五十奥义书》，一部是韦檀多学现代经典《神圣人生论》。于后者，梵澄先生尝言：阿罗频多这部巨著为当代印度“唯一宝典”。为什么此书被视作“唯一宝典”，因为阿氏是彼民族近现代韦檀多学最权威的阐释者和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他可以引领我们进入该民族的心灵深处，若无他的指导，我们可能多半只是在其文化的外围用力。金克木先生说：“两书一古一今，相隔两千多年，但是一脉相通，其中奥妙总是关心世界文化思想史的人不应忽略的吧？”（《读书》,一九八七年第九期）然而，人们对阿罗频多的认识仍属陌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神圣人生论》和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阿罗频多另一著作《瑜伽论》（四）都没有序言，大家对于他的生平无从知晓；二是《神圣人生论》卷帙浩繁，通读颇多困难，盖因彼邦与吾华写作和阅读习惯多有不同，且需印学与西哲之知识背景，故入门者少，评论者几无矣。
之后，梵澄先生在《老子臆解》（一九八八）和《陆王学述》（一九九四）二书中，对阿罗频多的思想有所提示。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周天集》，他在“译者序”中对阿氏的生平做了一个完整的勾勒。此后，除了在徐先生的零星文章中见到阿氏的名字以外，尚未闻有他人的提及。二○○○年三月六日，徐先生殁世。笔者开始收集并整理他的书稿和手稿，这才看到了由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南海新光》，此中梵澄先生对阿罗频多的介绍，更为详细、具体。后来，二○○六年，十六卷《徐梵澄文集》出版，徐先生译出的阿氏著作，除了《超心思的显示》佚失之外，其他悉数收入，有：《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单行本有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瑜伽论》、《社会进化论》、《由谁书》、《伊莎书》等。但因数量裒大，仍是读者不少，言者寥寥。笔者在整理徐先生遗文的过程中，尝试着对阿罗频多思想做一介绍。二○○九年十月，值徐梵澄先生诞辰百年，笔者推出专著《徐梵澄传》，其中对阿罗频多的思想又有勾连。我的感受是，阿罗频多之学，与我们呼应，与我们相关。
阿罗频多所治之韦檀多学，相应于我国古代的玄学，宋儒称之为心学、理学，今天我们称它为精神哲学。精神哲学是研究心灵与性灵的学问，其宗旨是变化气质，其目的是“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其实，阿氏几乎所有的论著，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阐奥义、畅玄风的。梵澄先生所译，经过精心选择，实则已高度概括了阿氏学术的面貌。我们可以把阿氏的学术思想比喻为一座山峰，峰顶名之为“高上心思”，设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么风云大通，可跃入“超心思”之境了。但是，上山的入门却有不同，徐译四论，可分别为世界观（《神圣人生论》）、人生观（《薄伽梵歌论》）、修为观（《瑜伽论》）和历史观（《社会进化论》）之路径。然而，愈上趋，道途愈交叉，最后打成一片，已不分彼此，也就是说，四者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关系。
《神圣人生论》，讨论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其题目叫做“人生”“神圣论”亦可。人生何以神圣？盖因人有心灵，能醒觉，发现并憧憬最高者，这“最高者”是“上帝”是“光明”，人类向“它”而冲动，就是对完善化和幸福的追求。人类通过自己深沉的心理经验，而这些经验对普通生活来说为非正常，它肯定只能由一革命性的个人努力，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实践不死的生命。这“实践”属神圣，是“上帝”的隐秘计划，“它”要在这“时空”界、“物质”界呈现一进化的目标。在“上帝”那里，一切生存问题，原本和谐问题，“自然”已解决了人之“心思”“情命”和“身体”的调和，但“上帝”要求高的调和，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调和。这是一个上升的系统，我们把它叫做“文化”；这亦是一个进步的旅程，我们把它叫做“历史”。在这一“系统”或“旅程”中，有“超人”出现，有“圣人”出现，引导大众转化，这就是“精神”的展开，在“上帝”为必然，在人类为可能。
《薄伽梵歌》所说行业瑜伽，亦是工作福音。但这“行业”，这“工作”，非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如社会事业，人群福利，而是超凡入圣之道，从低等法则的束缚进至高上律则的自由。此步骤有三：第一，舍弃内中的欲望，由绝对的平等，成就其行业，在积极作为中，牺牲奉献于“上帝”、“光明”；第二，不但要捐弃业果之望，而且要自明个人非事业之工作者，悟入一至上原则，然后明了世间一切行业，乃宇宙“力量”的活动；第三，在行业之有为中，证知超上“自我”为统判我们“自性”者，我们各自的心灵，是其一分之显示，我们的一切行业，是为了敬爱、奉献并皈顺这“超上自我”、“至上者”、“彼”。于是，我们的知觉性上跻而入乎此神圣知觉性中，此时“行业”已超，人类的作为已在完善的精神自由中了。行业瑜伽反对遁世无为，而《薄伽梵歌》亦重智识瑜伽与敬爱瑜伽，以为二道亦行业，只是在顺序上，初重行业，次重智识，而知行合一，末重敬爱，实三道合一，充满新力，得其圆成。
《瑜伽论》的原则，是将我们人类生存的某种能力或一切能力，化为达到神圣“存在”的一手段。在普通瑜伽中，能力只是手段、工具，而这综合瑜伽，将其不同瑜伽的能力合并，从而在精神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每种瑜伽在其程序上，有着不同的性格：“赫他瑜伽”是心理生理的，“罗遮瑜伽”是心思和心灵的，“智识瑜伽”是精神的认识的，“敬爱瑜伽”是精神的、情感的、美的，“行业瑜伽”是精神的、行动的，“密乘”则是重神经能力的。大致说来，这瑜伽是三一道即智识、行业、敬爱之综合，并取其他者之菁华。它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人类心灵的个人解脱，享受与“至上者”的结合；第二，在这结合中自由地体会宇宙的一体性；第三，即与一切众生结为神圣一体，由同情到参与，为着人类中之“神圣者”的精神目的。这样，个人的瑜伽，就离开了他的分别性，与“神圣者”结合，从一个自然有体，变成了一个自我完善化了的工具，使人道中的“神圣者”完善发华。
《社会进化论》指出：人类应回到“真实的自我”，也就是人类的主观时代。“真实的自我”是对“似是的自我”而言，后者意指由心思驱使人类知识之外用，此“外用”原本只是一“普通的错误”，但一落入历史，便成为我们一切错误的根源和一切痛苦的由来。而发现“真实的自我”，便是发现了历史的“真律则”，从而人类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这“律则”，这“时代”，既超越又包摄现代文明的个人主义价值，它符合人类的“社会生存之全目的”：第一，它完全能够掌握先进的知识，发现人类的过去的进化中其物理、情命和心思的转变是怎样的；第二，认识到人的精神生命的真价值，即看到他将来的心思和精神的命运；第三，明白了人在“自然循环中的地位”。这一智慧，是我们人类远古理念的昭示，它的价值基点，是要我们从客观外发转向主观内省，从而发现“心灵”，发现“精神”，发现两个神圣原则。这两个神圣原则蕴含在印度古典的“大梵”思想之中，就是“一”与“多”两原则，落实到人类历史中，就是“和谐”与“自由”两原则的运用。
梵澄先生曾谈到《神圣人生论》，指出其：
内容几乎收摄印度哲学全部而成其抉择，撷其菁华。于《黎俱韦陀》一下直至《奥义书》阐释无遗。标宗在“超心思”，期于人生之转化。其间分析心理，远驾乎近代心理学而上。于因明逻辑皆有批评，而谓其多有不足也。观其大事功，（释明神秘者之不复神秘）即有精神哲学之启明，扫除宗教之部执，如破商羯罗等古师之偏见。指出佛法大乘诸说未圆；拟之西洋近代哲学，则康德、叔本华所止之处，在此乃其发轫之端。宜乎其美国学林，有“近代柏拉图”之誉。盖其欲起沉沦之学术，救印度之衰颓，用力至深且远。（《徐梵澄传》，329页）
于此，我们说室利・阿罗频多是印度现代韦檀多之学的集大成者。他弘扬其学之胜义，教示人民：以行业而求自我圆成，在世间成就真元自体（“大梵”），其条件乃在“化除私我，化除个人私欲”，从而与“神圣者”相结合。此举示与宋儒之“体天立人极”同义，又与大易“天行健”的精神同符。阿氏贬抑负极智慧之阴霾而彰显正极轨道之光明，赢得了世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尊重，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该民族在哲学思想领域中的地位。对于南亚次大陆而言，他的学说，不仅是争取独立与解放的理论武器，而且是未来光大复兴的精神旗帜。故梵澄先生着重强调：“我国若有新精神哲学之建立，当借此书（指《神圣人生论》）为蓝本矣。”（《五十奥义书》第三版《后记》）
克实论之，徐译阿罗频多的学说，对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博我学林，此韦檀多学之经典，正好与儒、释、道藏籍媲美，可说是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桩大功事；第二，通过阿氏思想，我们走进了彼民族的心灵，触摸到彼国度的脉搏，这是以往佛教研究和印度文学研究所未达至的境界；第三，为我国精神哲学的建立预备了“蓝本”，这意思是说，为精神理想奠定理论基础，而这理想，就是鲁迅提出的“立人”“改造国民性”之精神方向。
“立人”本在立心，属个人，盖因一人一“心灵”；“改造国民性”旨在民族精神的新塑，属整体，盖因一族一“心灵”。而“心灵”是“一”。此种表达是以主观唯心立论，或许为我们的古人所谙知，却为我们的今人所隔膜。其实，这内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即是：只有良好的个人才能结合为良好的集体。而我们寻常所理解的集体，只是“个人”与“神圣者”之间的一个中介，并且极易腐败、溃散，只有把它放到“个体”或一个“心灵”的意义上去衡量，才能看到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而这“个人”或者“个体”，冠以“主义”自不待言，只是前面要加上三个字“崇高的”，这就是“主观主义”或“主体主义”的确切含义。这“主义”，是显豁“内在的主体性”（Inner Subjectivity），即“心灵”，因此，这一“主观”或“主体”，就是一纯粹和绝对的概念，它意味着“自由”，或说“主体的自由”（subjective freedom）。此“自由”，犹如一粒先天的“种子”（“仁”，gene），是一真实，它要生长即是要客观化（Real objectification），最后与“神圣者”相结合。那最高的境界，诚如阿罗频多所言：“在斯世所影像者，在彼处可得；在此世为不完善者，在彼处圆成。”（《由谁书》）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有了这“主体的自由”，客观化的过程就能实现了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观念的东西或逻辑的东西，是客观现实的方向和可能性；第二，所谓“客观化”不离“主体”，这主体亦是“真实”，如上所说“真实的客观化”。因为一切客观存在，都是主体的存在者，主体的变化者。这个“主体”的概念要在“同一知”（“心灵知”）的境界上来理解，不能在“分别知”（“心思知”）的层次上去理解。这样，我们来看人类历史客观化的进程，可以说正广大无边，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的、经济建设的、文化生活的，及方方面面的事业。我们拈出政治制度一维略示，有人说，合理的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在此似不宜申论，我们只引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给许广平信中的话：“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意思很明确：价值理念大于制度形式，这在理论上无甚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圣人或贤人，比如孔子，他在任何位置上都可以做到中庸的境界，他是一个好官吏，好商人，好教师等等，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典型、楷模。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从未见到过这典型和楷模的普遍化。于是可问：在理论上正确，在实践上是否可行？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算困难：第一，确立“主体”，并使之客观化，就是人们常说的“从我做起”，也即是夫子之道：“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二，就人类命运而言，尝如阿罗频多所说：“有了目的，便有旅程。”（《神圣人生论》）这是“天人合一”的目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在终极意义上的目的。
三十八年前，梵澄先生在南印度出版了他的《玄理参同》，他在其中谈到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展望，云：“目前为俱收并蓄时代，一皆取之域外。”“将来似可望‘精神道’之大发扬，二者（哲学与宗教）双超。”“精神道”即“主观主义”。“将来”为何时？二十一世纪。由外转内的精神运动似乎隐隐地已有迹象了，人们在呼唤“和谐”，渴望“自由”。我国本有道德实践之主体自由的传统，而开出其他的客观伟业，是我们理想中的应有之义。李泽厚与刘再复二先生的对话中，李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个否定之否定。还会重新强调人的哲学。”（《读书》二○一○年第一期）杜维明先生也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新心学”的世纪。我理解：所谓“强调人的哲学”便是“精神道大发扬”；所谓“新心学的世纪”，便是“主观主义的时代”。或许，阿罗频多的理想，先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吧。其然？岂其然哉？毕竟，二十一世纪才刚刚开始，正有其漫漫展开的未来。
（《神圣人生论》，[印度]室利・阿罗频多著，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第二版，38.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