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也是一种事实 事实物权的意义
时间：2019-02-17 05:30: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一般人看来，哲学是一门专业化的科学，需要特殊而长期的学术训练。单是弄清那些艰深的名词与概念，大多数人就得花费一生的时间。而在哲学庙堂的大门外，却是波涛起伏的存在的海洋，即捷克哈维尔等人所说的“自在世界”（natural world）。如果某一天哲学从学术界分离出来，思考者发现自己无须面对教条，而是面对真实的“自在世界”，这样的哲学会是个什么模样？
会不会水漫金山？
这便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捷克萨米亚特知识人给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萨米亚特”原是一个俄语词，用来指上个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民间出版物，其作者大都是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学者。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后，一些失去工作的捷克作家、学者并没有停止哲学思考和写作，虽然在西方学院派看来，他们的哲学思考或许缺乏严格的规范，但却更加具有原创性。就像帕托切克所说，这些思考是把哲学当做“生活本身的一种实践”，渴望再次使不是问题的话语成为问题。
提到捷克的萨米亚特，就不能不提到帕托切克。这位当代捷克的苏格拉底式人物曾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担任过“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在现代捷克社会，帕托切克是将伦理行为重新引进哲学思考的第一人，并直接影响了哈维尔等人的思想。“布拉格之春”后，大多数捷克人出于恐惧与利害考虑，沉默地接受了充斥着谎言的生活。为此，帕托切克写下《何谓七七宪章》一文，提出重建道德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当代人把希望寄托于权力与政府之上，同时却放弃了个人的良知和责任。在这篇阐述宪章原则的文章中，他写道：“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且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伦理无疑是萨米亚特哲学的出发点，在这些作家、学者看来，哲学最初代表的就是爱的智慧和对智慧的爱。但此后的发展，哲学的重点从何谓“善”转为何谓“是”，变成了一门分门别类的科学。哲学家们皓首穷经，成为某种知识而不是某种智慧的寻求者。萨米亚特思想者重新界定了哲学的意义，如纳丁・帕洛西说：“哲学的起源在于人与自身之上的超验的关系。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忘我的整一，还是苏格拉底的关怀灵魂追求至善，又或是柏拉图的善论即有关产生美德的整一，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人类在沉溺于自我中心的日常生活之外应当追求的东西，它告诉人‘应当’怎样去行动，应当为什么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萨米亚特思想者回归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志业：既是公民，又是公民权利的评估者。
他们的著述常常提到胡塞尔去世前的讲话。在那篇著名演讲中，这位哲学家警告说，科学的客观世界观正在君临一切，把整体的人的世界分割成单子，这种以科学方法证明自身的世界与“生命的世界”（world of life）的颠倒，乃是即将来临的人类危机的预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这一预言果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实现，正如马丁・帕鲁斯所说：“现代科学及其成果、技术和人类历史的现代概念这些客观知识证明了自身的客观存在，并且为那些致力于使现代国家的‘根基’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提供了支持。”实践证明，科学并不必然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相反它倒是常常与一种非人格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将人类降为仅仅是历史利益的执行者。
有意思的是，面对世界范围这一非人格化现象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思想者采取了不同的反应。西方存在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语境下，进一步强调个人主体性，指出世界的荒诞和自由选择，声称“存在先于本质”，即人有选择成为自己的权利，人的主体创造自我，也创造意义。而在捷克，萨米亚特思想者们采取了一条相反的进路，其方法类似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即直接面对事实本身，同时以此为起点，去寻求本土思想资源，梳理出从胡斯到马萨里克的一条现代化进路。这个现代化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西方主流观念，而是保留了信仰传统的宇宙图景，即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寻求自由和真实存在的超验根据，以对抗“生活在谎言中”的功利现实。
这就是萨米亚特知识人宣称的“生活在真实中”，也可以译成“生活在真理中”。什么是真理？现代存在着两种主流理论：一是真理的符合理论，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就是真理；一是真理即有用的理论，凡是符合我们需要的就是真理。这两种理论都隐含着这样的决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到此已经结束，接下来只需要实践这些理论即可。
对于符合理论，我们自然最为熟悉，今天也几乎没有人质疑它。但是，在萨米亚特作者看来，一个理论不能判断其指导下的实践对自己的真确性检验。人们看到的恰恰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着符合各自观念的真确性认识。所以在极权国家，上述两种真理观看似对立，实际上却常常交互使用。客观实际及其本质被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理论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被宣称为绝对正确，却又经常变化。正是在这些国家，今天盛行的相对主义思潮其实早已经出现。
对此，哈耶达内克重申了斯宾诺莎的观点：真理的标准是真理本身。科学主义的客观思想将实在划分为零碎、分离的现象，但世界呈现于我们面前，实际上已经过了主观思维的过滤和客体化；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模式过滤了非客体的实在，而真理就是这样一个非客体的实在。失去了这个实在，也就失去了终极真实的标准，人们因此才生活在谎言构造的现实中而恬然自安，而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情形更加明显，正如哈维尔所指出，“布拉格之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参与者没有能力将自己从表象的世界中彻底解救出来。
萨米亚特作者重新审视了人类进入现代以来的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当现代的黎明到来之时，欧洲其实处在两种重要思维的分岔路口。一种思维模式始于十五世纪的唯名论，确信概念只是名称，现实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这条思路后来被笛卡儿称之为“我思故我在”，即心灵赋予世界以意义，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便是由此发轫。
笛卡儿的基础是一个分歧的现实世界，一方面是可感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现实，没有价值和意义，只有可测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心灵，它们属于纯粹主观的领域。后来的康德同样将面对科学的现象界与蕴含终极道德的本体界加以区分，费希特则进一步声称，人是两个世界的成员，一个是因果律统治的物质世界，一个是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
另一种思维模式则始于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胡斯。他的思想被捷克哲学家厄纳兹姆・科哈克称为“中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对非笛卡儿世界的认知，它保留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仍然把存在看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承认世界由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所组成。价值与意义的根源既不是来自主观内心，也不是来自外在客体，而是来自一种非客体的超验的实在。
胡塞尔现象学在笛卡儿“我思”的基础上，试图将生命世界还原为纯粹意识世界。按照他的先验现象学，个人主体性才是最高的仲裁法官，生命以其目的构成了现实，所以现实是自我导向的有目的的主体的世界。为了将这个单子自我转化为普遍自我，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的概念，认为超验自我能通过与第二自我（他人）接触，建立起共同世界的自我。但这个超验的交互主体性并没有失去“我”所赋予的具体性，无论其理论多么圆融自洽，最终它仍然是“从自身的资源构造出整个世界”（马丁・帕鲁斯）。
对于主观思维的危害，以赛亚・伯林曾做过深刻的思想史描述。他认为，在古典的客观世界图景里，存在着某种不变的客观真理和权威，人们不是赋予外界以意义，而是去发现其中的意义。十八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摧毁了这一根基，康德虽然强调理性是客观的、永恒的、普遍的，但他已经提出个人责任的概念，即自由选择的观念。也就是说，价值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如果价值的资源外在于我，我就不是自由的，没有能力做出理性选择。康德的浪漫主义继承者费希特、席勒、施莱格尔兄弟和谢林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费希特进一步以自我为出发点，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行动意志，他说：“我从来不因为必须接受而接受某些东西。”这种将自我等同于上帝，然后又等同于民族的思维，最终导致否定个人的存在。
就这样，人的主体性确立本来是为了追求自由，结果却导致极权主义。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的真理，并且认为这就是全体人类的真理，于是乎，只有权力的话语才能成为真理的声音，甚至有人还为此发明了大规模集中营，使得二十世纪因思想观念而死亡的人远超过任何一个世纪。这成为现代人所倡导的解放主题的最大悖论。
由于伯林采取的是多元价值的立场，并且不赞同对真理的超验直觉，所以他最后只能认为，今天的欧洲人继承了客观的发现与主观的创造这两种对立的传统，并以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在二者之间摇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想尚不知道出路何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他们只能“准备各种期待”。
等待戈多！
思维的困境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图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都是在主观思维的框架中绕圈子。启蒙主义时期，人们还基本认为价值是一种事实，所有正面价值都是统一的整体，存在着可以发现的客观真理，人类的目的是给定的，美德即知识等等。但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价值的根源逐渐从客体转向主体，人成为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根源。就此而言，现代西方的主流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都属于主观主义哲学。
事实表明，关键还不在主体性的概念，而在超验的概念。排除了超验的事物，如何才能将主体意义转化为客体意义，这是胡塞尔现象学想要解决却又无法解决的。主体性哲学宣扬的内在超越既不可能，也属徒劳，这样的人类解决方案不过是自我实现的神话。正如帕托切克所指出，几个世纪来，“思想家们到处寻找，发现人类尚未创造出一种道德，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原则和安全可靠的内在控制，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同样是沿着这一主观思维的思路，现代语言分析学派认为，诸如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真实等皆无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只是主观的体验，因此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而当后现代主义审视主体性时，更是发现其虚妄所在。按照福柯的看法，真理其实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于是问题的实质就不在于有没有绝对真理，而在于谁有权力声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即尼采所说的“谁在说话”的问题。
与胡塞尔欲将“生命世界”（world of life）进一步还原为纯粹意识世界不同，萨米亚特哲学坚持中世纪人眼里的“自在世界”（natural world）。在那里，在人类之外，存在着某种超客体的绝对实在，它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人类对此只能谦卑地弯下腰来。正是在这点上，捷克萨米亚特作者与任何西方主流学术都迥然不同。在他们看来，首先，真理非如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存在的，有意义的。其次，真理也非如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外在的，超验的。第三，真理也非如德国古典哲学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被发现的，不是被创造的。
经历了二十世纪灾难后，人们再也不能无条件相信任何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没有意义世界而生存下去。在这方面，萨米亚特作者给我们指出了思考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对于我们所受的教育，这一个现代性相当陌生，那就是超验世界的存在。
在萨米亚特作者看来，前笛卡儿世界是个统一的“自在世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各种单个的知识碎片的积聚不能获得真理，要获得真理，只能关注于真理本身，倾听它的声音。主体也不是一分离的现实，从客体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是内在的交织于“自在世界”之中。而只有将世界和人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才能发现价值，发现本质。
这一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捷克的“共和国之父”马萨里克。马萨里克原是一个著名哲学家，一九一八年捷克独立后，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萨里克的思想就曾独树一帜，他将客观与价值的真实结合起来，声称“意义也是一种事实”，它有着与我们的真实生活相联系的完全切实的内容，在我们探讨它之前，它早已存在。换言之，意义与价值内在于“自在世界”，而不是被人任意赋予一个无意义的现实。他的这一思想被帕托切克、哈维尔等人所重申与发扬，由此产生了萨米亚特作者的重要命题――“生活在真实中”，重新许诺寻求意义，承担自由的责任。
与萨特宣称的“存在先于本质”相反，萨米亚特作者实际上主张传统信仰的“本质先于存在”。这种与绝对相联系的存在本质乃是事实的真理，不是原理性的真理，“是赋予那些漂浮在虚无海洋上孤立的‘意义之岛’一致性与完整性的‘海底山脉’，是对虚无的唯一有效的防卫”（哈维尔）。主体只能通过自己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去接近这一真理，从而相信世界的善和爱，相信自由和宽容，相信正义可以得到奖赏。
帕托切克对普遍人权观念的阐述便是基于这一立场，“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这个观念类似于基督教早期的思想，如果我不服从一个政府，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人间的政府，不能代表绝对真理。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诸如个人自由之类，应该建立在超验的事物之上，如果国家的价值根基是主观赋予的，那这些价值就一定是相对的。
颇有意味的是，萨米亚特作者不太谈论自由主义的市场、法治和权利等观念，他们谈论最多的是良知、责任。这在一个政治高压下冷漠和顺从的社会，或许尤为必要。对于功利主义来说，自由只是人类获取经验利益的手段，因此它不能反对人们为了面包放弃自由。而对于萨米亚特作者来说，诸如真理、责任、自由等则属于先验的价值范畴，具有形上根据的绝对律令。“有些事物是值得为之受难的。”帕托切克的这句名言表明，自由和责任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良知，是接受必须接受的东西。在绝对的、超验的、普适的真理面前，一个内心追求自由的人除了责任，别无选择。
显然，“生活在真理中”不是对权力者提出的要求，而是对无权者提出的要求，是在存在意义上直接面对自由、责任与牺牲一类的哲学问题。在哈维尔后来发表的那篇纪念帕托切克的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他对后极权制度下人的精神状态做了进一步的剖析。人们认可谎言，甘愿与谎言和平共处，是因为许多人不能超越生活的表象世界，“屈服于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些向往混入没有个性的人群之中，舒服地顺流而下进入伪生活之河流”。从而丧失了良知和责任，非道德化加速了这一精神堕落的过程。
不是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而是没有责任就不配享受自由。“生活在真实中”就是重新获得对那些高于人类生存的事物的责任感，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主要不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的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帕托切克）。这也使得萨米亚特作者反对现代政治的功利原则，主张“反政治的政治”，试图将政治关怀建立在某种终极价值关怀的基础上。
我们常提到康德的星空，其实往往是一无所感。而萨米亚特作者却是真正地在仰望星空。在瓦楚里克的《捷克梦之书》中，这位萨米亚特的重要作家写道：“我并不是声称我的思想是有关主体的真理，它是我心灵的真理。”是的，心灵才是萨米亚特作者最重要的参数。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思想植根于另一种现实的概念中，另一种现代性的范式中，因而也提供了世界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图像。那就是拒绝从“存在”(being)的世界被掷入“生存”(existence)的世界，重新回到从前的信仰传统，明确表示对某个超验之物的渴求。换言之，就是对世界的再入魅。
对于这一超验之物，大多数萨米亚特作者并未将之理解成宗教的神，而是理解成某种超验的实在。这种超验的根据是模糊的隐喻的，但他们反对的恰恰是过去那种清晰的导致极权的体系化根据。如哈维尔就多次说过，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又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而且,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用他的另一个隐喻来说，这个秩序和意义就是“绝对的地平线”。就现代世界政治的权力实质而言，这种对精神的强调或许过于理想，但也正是由于此，哈维尔与其他萨米亚特作者才能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以微弱的个人与强大的权力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回归统一的“自在世界”，重寻真理的源头，这不仅仅是在自我拯救，也是在拯救被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拖入深渊的人类。
（Marketa Goetz-Stankiewicz, ed., Good-bye, Samizd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