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当文学史写作成为“话语事件”]
时间：2019-02-17 05:32: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李杨一直是一位对“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特别感兴趣的学者。他也因此不断地被人质问：难道你真的喜欢“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他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中所蕴含的预设――“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大多是没有文学价值的――至少需要做出如下反省：做出此种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其理解文学的基本框架和怎样的历史情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对“文学”的定义和解释在更大的结构中承担了一种怎样的功能？这里的“文学”价值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在标准的适用限度没有得到检讨前就能被用来评判“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如果对提出这些问题的思路没有明确的认识，倒是很容易被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再次迷惑，更容易认为李杨对“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有过多的“偏爱”。其实，他的“偏爱”有着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读他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会发现，五十―― 七十年代仅仅是他思考文学史问题的重要凭借之一，是不是趣味使然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一出发点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现状进行判断之后的一种清醒选择。
正如他所说，“‘文革’的结束，不仅结束了一个政治时代，也结束了一个和政治相呼应的文学和文学史时代”。从此开始，文学在“新时期”的号召下，试图实现“文学和政治离婚”并要“回到文学自身”。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将这种向“五四文学”和“文学自身”的回归提升到了文学史的高度，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作品作家重评与文学史生产。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那里，他们“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可是，同样出现在二十世纪这一“纯物理时间”里并对之后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却被放逐在这一文学史规划之外，相应地，所谓“重写文学史”更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大部分抛掷在了一边。这种排斥方式和这一时期对“五四文学”的塑造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二者分享了一种同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即“传统/现代”、“启蒙/救亡”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在“新”的文学史中“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正是“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他者”定义了后者乃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绕开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之后，试图在“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性。因此，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乃至“左翼文学”不仅是一个不能放弃的路径，而且其重要程度和现实意义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那么，“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五四文学”是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和“个人主义”等启蒙话语有着密切关联的，相应地，“左翼文学”则是处在“救亡”条件下的民族国家的“战时”行为。在这里，通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左翼文学”的兴起自然被理解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与此同时，“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和唤醒被认为受到了压抑。李杨通过对被历史叙述者有意或无意遗忘的资料和论述的梳理发现，“五四文学”的两个命题――“个人”和“白话文”――“本身就蕴涵着向‘个人’和‘非知识分子白话文’发展的内在趋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乃至‘阶级’认同，与从鲁迅、胡适式的白话文发展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并不仅仅源于外力的干预，而是表现为‘个人’、‘白话文’的现代性逻辑的内在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的说法，试图破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二元对立的框架。
说到这里，似乎他在建构起“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关系后，要展开对文学史的重新叙述，并从中凸显“左翼文学”作为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但他要完成的是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史写作，也就是“文学史写作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后现代”的问题，“不是一个肯定的概念，但也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思的概念”。这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将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构造。在这种视角之下，“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乃至“左翼文学”同样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无论是作为“五四文学”的“他者”，还是被回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空间，最终都是为了打破线形的历史叙述方式。之所以要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作为最初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它们被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者心安理得地隐匿了起来，并把这一结果呈现为“客观”的历史纪录。要展开对这种文学史设计的反思和批判，当然要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重新解放出来，借此证明所谓历史叙述的虚妄性。
因此才有了他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向“左翼文学”和“五四文学”的追究。这种被不断误读的“偏爱”与目前进行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一样，和是否“喜欢”这些文学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对象的历史处境决定了他的选择。
李杨更大的企图也许是解构作为现代性装置的“文学史写作”。在书中，他直接道出了自己从事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再在‘文学史’意识的框架内讨论‘文学’问题，而是将‘文学史’本身当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曾经被认为更具“确定性”的文学史作为一个需要被重新考量的对象进入视野。只是他并不打算彰显既有写作逻辑的混乱，而是观察写作文学史时所依凭的规则及其对历史事实进行剪裁和取舍的方法。这样一来，文学史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进行客观记录的透明中介，而成了福柯所谓的“话语事件”，而且是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成为历史定论的幻觉使得文学史写作常常伴随着“谬误”的排除和权力的制衡，同时为了造成一种因果相应和有始有终的历史样貌，文学史写作者常常以“断裂”的方式重新确定“起源”。在这样一个霸道的历史叙述面前，所能借助的是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它更趋向分解由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正缘于此，李杨对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王德威的观点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是建构性的，因为王德威通过对“晚清现代性”的考掘和对其文学史价值的确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另外的方式；还有就是，该命题还可解读为“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性命题，它的意义不在于挑战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了起源论本身。
通过这样的读解，王德威观点的“革命性”就被充分发挥出来，而他本人则有更大的雄心，先后提出了如此多的“反文学史”命题：
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何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这些李杨所谓的“反文学史”命题像一个个幽灵出现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些稳定结构的罅隙里。很显然，他的每一次勾连都可能让一些文学史写作者难以接受，比如所谓“新时期文学”正是在先后宣布“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失败之后才扬帆远航的，而根据相应的时间序列，“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然是在“当代文学”之前的。李杨的“厚今薄古”显然有违常识。而这正是他所要寻求的论述效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原有那些稳定的历史结构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从中发现其“经验论的根源”和“原始动机”，“把它们从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呈现出那些被自然化了的叙述链条的人造特征。更重要的是，将文学史看做一个横断面，找出诸种话语力量言说历史时的权力关系。
这似乎和文学与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的关系。那到底什么是文学呢？李杨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将“文学”这个词打上引号，这也是他一直推崇的反思方式。他认为，“打不打引号体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不打引号，你研究的是文学和历史本身，打上引号，你的研究对象变成了那个‘被称为文学的东西’或‘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是文本中的‘文学’和‘历史’，是作为知识范畴和话语范畴的‘文学’和‘历史’”。更直接地说，打上引号后，这种知识或话语是真理与否将不再是研究者勉力求索的对象，他更关注的是这种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从中找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拼装知识和进行话语实践的规则。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现代性知识预设的“文学”，必须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和被删除的思想，这些都是“知识考古学”完成自身解构任务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必然扩大文学研究的空间。像“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门研究范围不过几十年的学科，从其确立伊始，哪些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就一直被研究者挑挑拣拣，并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忘记”弃置不用的部分，然后在另外的时空中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决定这些对象“命运”的是人们对“何谓文学”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终点，要追索“何谓文学”不能仅仅在文学提供的批评话语和创作文本中发现，而是将之放置到“现代性”的视野之中，考察“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描述出“文学”是如何在历史“宰制”中被塑造出来的。
李杨制造的这些“反文学史”“幽灵”引起了一些出版社的注意：“既然你能发现这些权威文学史的问题，那你一定能写出一本更好的、更经典的当代文学史？”李杨明确表示，尽管他对解构文学史有着极大的兴趣，却从未打算“重写文学史”，并借用钱锺书的说法自嘲――“理论是由不实践的人制定的。”这当然只是托辞，真正的原因仍然来自于他对“文学史”的理解。他解构的目的不是为了新的建构，而是通过将这些被压抑的文学知识呈现出来，在质疑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批判和反思的眼光之下，揭示出不同知识/权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对自己工作目的、方法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正是李杨拒绝的根本原因，李杨把那些屡见不鲜的“翻烧饼”式研究视为“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
他将自己的研究与之区别开来并非没有缘由。因为已经有人试图为李杨的研究强行贴上一个现成的标签，比如“新左派”或“左翼文学史观”等等，这种简单化的面对问题的方式恰恰是李杨屡屡被人误解的原因。李杨用他的审慎的反思社会学立场，向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处理好历史批判与现实关切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的一些同样深受“后学”影响的研究者那里，将一些社会问题作为追索文学史问题的线头，继而把“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作为重新复活的真理进行新一轮的简单颂赞。对已有的社会问题发言并批评文学不能及时对现实做出反应，自然无可厚非，但这样的“历史”“反思”未免太轻易了。其研究理路有着明显的目的论倾向，希望通过相似关系的归结并揭示出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因果联系，来给当下一个交代。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意识，这种观念里，当下所具有无比优先性常常会阻止人们对历史做进一步的追问。从根本上说，“这种历史写作的方式并未超越其解释学的发生语境，而对长期以来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同一性加以确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二○○四年版）。而李杨一直要提醒人们的是“如何在批判、反思对象时避免使用对象的方法，从而强化对象的思维方式”。
那么，研究者的自身处境和研究对象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历史的“知识考古”和当下的现实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的互动？“知识”和“行动”之间有着哪些可能性？李杨在评述洪子诚先生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曾这样说：“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著述，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八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在他看来，正是借助于和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所不同的知识结构，才使得目前的研究获得了和八十年代对话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说当下的工作是在用一种新的知识和八十年代的知识进行对话或无不可。“新知识”的构成相当庞杂，至少应该包括像福柯、德里达、杰姆逊、萨义德等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等，当然还有像雷蒙・威廉姆斯、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入”。有新理论当然不是坏事，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两种知识的关系？按照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知识既然都意味着权力，那么如何在发现、描述和解构“旧知识”粗暴力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消解“新知识”带来的专断？
提到这些，是因为不少人有着这样的担心：在进行历史批判时，如果尽量回避价值立场的判定，是否会出现和批判对象处于同一命运的可能？按照威廉姆斯的观点，人们早已不再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人们可能屈从或超越的错误观点，它无处不在，到处蔓延，作为物质生产进程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成了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既然如此，后现代主义同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权力机制，我们是否也是在用一种新的政治学来取代原有的政治学？这个取代者如何同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建立有效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约翰・卡洛斯・罗的说法也许可以参考：“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信息高度密集化的第一世界后工业经济起到了合理化的作用，而这又恰恰决定了更多生活在第二、第三世界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命运。如果我们要判断一种分析方式在何种情形下产生意识形态效应和反霸权作用，我们就必须考察由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导致的种种意识形态后果。” （约翰・卡洛斯・罗：《问题十二：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见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
在前些年“文革文学”研究的热潮中，洪子诚先生曾表达了他的“犹豫不决”，其中有不少引人深思的地方：
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
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做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
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
（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二○○二年第四期）
同样，在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立场已经很难让人们再次相信一种新的绝对真理，那会不会因此堕入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怀疑有多少普适性，是不是已经成为现在的绝对真理？如何评估其利弊得失？那些被我们悬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中还有多少在支持着我们阅读和写作――不仅仅在教育或学术体制内的运作，也作为个人的兴趣和愉悦来源？既然此时的意识形态已经很难再如拿破仑那样被视为一种“谬误意识”，那么究竟应该有着哪些适合于此时此地的“真理”？
对李杨来说，这些担心似乎是不必要的，而且大有可能是对八十年代的知识批判不够彻底所致的“残留物”。作为一个同样处身现实之中的学者，李杨肯定也有对社会和自身问题的焦虑，但他不打算将历史批判和现实关切对立起来。那种以现实关切的名义去重新架构历史叙述的做法他并不觉得是明智之举，同时他也不认为对历史的解构就和当下没有关系。在他看来，他所操持的批判利刃所导向的正是现代社会的“真理政治”，“知识考古/谱系学”要通过发现“真理”设计者的权宜之计，挑战现行的“生产真理的政治、经济和机构体制”。只是他更看重福柯的做法：在思考政治与现实问题时，先要“改变我们讨论和进入政治与现实的方式”。
（《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李杨著，山西教育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版，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