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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革命版图中的一方热土_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傀儡

    时间:2019-02-19 05:31: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城口,地处重庆最北端,位于大巴山腹地,东北与陕西省接壤,南与巫溪、开县和四川宣汉县相连,西与四川省万源市毗邻。“据三省之门户故曰城,扼四方之咽喉因称口”。   城口,更是一个红色的县城。在重庆,它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的旗帜,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在川渝地区,它是第一个被地方红军攻占的县城;它也是重庆市唯一成建制建立过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这些都为城口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川东游击军在城口、万源等地开展武装起义斗争,点燃了革命烽火,创建了全国较早的游击根据地。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红军攻进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魏传统、张广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城口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城口的红色历史在重庆市具有“三个第一”和“一个唯一”,即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是川渝地区第一个被地方红军攻占县城的县,是重庆市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是重庆市唯一成建制建立过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城口的红色文化以其独特性和唯一性,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出地方红军旗帜
      
      辛亥革命后,城口处于南北政权互相争衡的边缘前哨,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豪绅肆虐,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百姓走投无路,为了自己的生存,反抗呼声日益高涨,革命斗争的烈火一触即燃。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川东共产党员纷纷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王维舟、李家俊、雷玉书等共产党员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以万源固军坝为据点,发动川东农民开展武装起义。成立了以李家俊为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在城口、万源、宣汉等地广泛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建农民武装,公开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团阀的斗争。城口周溪、余坪、双河、庙坝、中河、蓼子、明通等地的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军,起义人员与日俱增,起义队伍不断壮大。
      1929年4月27日,1000余农民起义军在万源固军坝举行誓师大会,宣布起义。5月12日,农民起义军在百羊庙打响了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歼灭川陕边防军刘志超团一个连,获枪50余支.起义首获全胜。6月,城口和万源的农民起义军改编为城(口)万(源)红军,并设立军事指挥部,下设3个支队,分别向城口、万源、宣汉发展。川渝地区的地方革命武装第一次在城口、万源打出红军旗帜,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反动统治,建立农民协会(革命政权)等革命斗争。城口双河、余坪、周溪、明通等地建立了农会组织,开展了打富济贫和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
      
      
      地方红军攻占县城
      
      在打响了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后,城万红军受到城口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时期,城口近1000名农民参加了城万红军,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1月,根据四川省军委的指示,城万红军整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亦称川东游击军),并成立军事指挥部,李家俊任总指挥,李哲生任党代表,徐永仕任参谋长,王国梁任政治保卫处处长,下设3个支队,全军2000余人,800多支枪。同时,王维舟在宣汉建立的游击武装对城口、万源的武装斗争在军事装备和人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把川东农民武装斗争推向了高潮。
      1930年2月,李家俊率领川东游击军经过龙潭河向城口内地进发,在多次击溃民团和土匪的阻截后,直逼城口县城。在当地革命群众的配合下,川东游击军组织起3000余人的队伍开始攻城,最终于3月3日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守军,攻占了城口县城。川东游击军入城后,发布告示,宣布没收土地,烧毁旧约、契卷,惩处土豪劣绅。在当时的川渝地区,城口是第一个由地方红军占领的县城,影响震动全川。之后,川东游击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在城口、万源建立了1个县农会、4个区农会、20多个场分会,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人口6万以上的游击根据地,为后来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川东游击军取得节节胜利,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和扩大的时候,军阀刘存厚先后三次调兵“围剿”农民起义军,采取“刑乱用重、剿抚兼施”的反动策略,镇压起义人民。川东革命形势发生逆转,起义惨遭失败。1930年4月,军阀刘存厚调集5个团的兵力。并纠集宣(汉)、达(县)、城(口)、万(源)4个县的反动民团共万余人,对川东游击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和“会剿”。当敌人大兵压境的时候,李家俊等川东游击军领导人为了保存实力,将县农会及军事指挥部转移到城口、宣汉、万源边境大山上的蜂桶岩、草场坝、郭梁山等地继续坚持斗争。川东游击军虽然以漂浮游弋的游击战取得胜利,但敌人步步紧逼,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困难,形势日益严峻。1930年7月,川东游击军反“围剿”失败,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各地农协会普遍遭到破坏,由李家俊领导的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时期。
      1931年春,王维舟奉四川省军委的命令,重组川东游击军。随着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3年6月,川东游击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将于8月发起的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主动开赴宣达战役前线,策应正规红军作战和追歼逃敌。10月,宣达战役取得胜利,川东游击军在宣汉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全军1万余人。红三十三军一诞生,就立即投入反击川军发动的“六路围攻”战役,为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四川、陕西边界以大巴山为中心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由红四方面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城口以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在重庆市的区县中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历史把城口铸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版图。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于12月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迅速占领了通(江)、南(江)、巴(州)地区,在通江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
      1933年2月,反动军阀田颂尧调集重兵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南江和巴中地区进军,对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后,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不断扩大。10月下旬,宣达战役取得胜利,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直抵城口县城,城口在重庆市众多区县中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
      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西到嘉陵江畔,南至蓬安、营山,北到陕南镇巴、宁强的范围,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相继在城口浴血奋战过,红四方面军将帅李先念、王维舟、许世友等在城口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三次进攻”的胜利,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大为震恐。1933年底,以刘湘为首,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杨森、王陵基、刘存厚等分率六路约八十个团、十余万兵力,向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粉碎了敌人的四期总攻,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
      城口至万源、通江一线,是红军反敌“六路围攻”的东线战场。红四方面军为打败敌人的进攻,一方面将四军、九军、三十军主力部署于万源魏家坪、草坝场、大面山、青龙观等军事要地,熟悉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好“万源保卫战”;另一方面令四军、九军各一部配合红三十三军从万源向东推进,攻占城口。红军这一战略行动,一是迷惑敌人,诱敌东移;二是歼灭盘踞在红军主力背后的王三春纵队,消除腹背受敌之隐患;三是拓展苏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王维舟肩负这一使命率部东征,在庙坡、花萼山与敌陈国枢、王三春部发生激战,一举击溃敌军一个团,迅速进占通往城口的重镇――大竹河。红三十三军在大竹河设立军部、政治部,对部队进行休整和政治动员,进一步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大竹河是城口的门户,虽为红军所控制,但敌陈国枢、王三春和城口县杨方玉、徐植林等民团共5000余人层层设防,严守各个要道隘口,竭力阻止红军向城口纵深推进。红三十三军在以“打倒刘湘救穷人”的口号下,在四军、九军一部和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城口进军。297团在军政委张广才、团长王波率领下,从大竹河经白果坝,歪头山、岔溪河、木竹垭进驻庙坝;296团在团长王正坤率领下由大竹河攻占红花寺、冉家坝、黄溪等地;295团在团长万汉江率领下,从中亭经老君山、龙王垭、凉水井,进驻坪坝大梁。6月15日,295团在红九军一部的配合下,顺利攻下城口县城,拓展苏区100余公里。
      红三十三军在双河、庙坝、坪坝、巴山至县城一线展开运动战,多次击溃敌军郝耀庭、王太、崔二旦等部,把长期盘踞大巴山的土匪王三春部赶出了城口。到1934年夏,城口县的绝大部分已成为红色苏区。按川陕苏区的建制,万源县的大竹、庙坡、白果与城口的坪坝、庙坝、冉家坝、新城、明通合为城口县,全境属红军革命根据地。
      红军解放城口县的举动打乱了刘湘的“围攻”部署,刘湘调集重兵猛攻万源,欲卡断东出红军的退路。此举正中红四方面军调敌于预定战场歼灭的计划。红军在城口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2000余人,为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做出了重大贡献。红四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配合下,取得了城口苏区保卫战、万源保卫战等重要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成建制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中共川陕省委决定建立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城口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工会和少共机关等机构,第一任县委书记何志育。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9个乡党支部,发展党员100余名。县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保卫局、经济委员会、革命法庭、军事指挥部等部门,下辖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组织。全县共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4个乡苏维埃和80多个村苏维埃,同时建立了各级工会、妇委会、共青团、贫农团等群众组织。
      1934年9月15日,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竹河王爷庙召开,选举产生26名委员组成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选举陆朝轩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口苏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在城口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
      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城口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城口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推动了城口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书写的一些标语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当时创作的一些红军歌曲依然在城口大地上传唱。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一面在东线牵制沿江敌人,一面收缩战线向西转移。2月中旬,红军撤离城口,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干部随军离开城口,政府工作于3月停止。
      当年,城口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红军撤离城口时,500多名城口籍红军随军参加长征,其中470多名在作战和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后,城口被反动派杀害的苏区干部、游击队员达130多人,还有一部分被关押,受迫害的则更多,区、乡、村苏维埃机关被查封或摧毁,群众组织被迫解体分散活动。
      尽管如此,城口人民的革命意志并没有被摧毁,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949年12月城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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