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倒下的红色特工（下）|民国之红色特工
时间：2019-02-20 05:38: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1950年2月1日,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其间,她又与吴石和“老郑”见过几次面,陆续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都通过“安福号”海轮上的那位大副带回香港。
按原计划,朱枫在台北再待一周左右就要回大陆与家人一道过春节。这天是与蔡孝乾约定会面的日子,朱枫像往常一样来到“建昌行”,准备告诉蔡“刘小姐事”已办妥。出乎意料的是,“老郑”没有露面,店里人交给朱枫一张字条。朱枫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告诉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老吴”是台“工委”武工部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指被捕。字条意思很明白,要朱枫火速撤离台岛。
朱枫立即去吴公馆告诉吴石,“分店”出事了。风云突变,吴石希望朱枫立即离境,但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被紧急封锁。吴石想起台北和舟山之间常有军用飞机往来,便对朱枫说:“看来只有搭军用飞机到舟山这条线了。”
朱枫说:“能到舟山就有办法了。舟山定海同我老家镇海仅一水之隔,到了舟山就等于到了家门口,那里我还有亲戚,寻机雇民船偷渡到镇海是不成问题的。”
吴石立即打电话,召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上校前来。聂曦30岁出头,很精干,给吴石当过多年副官,是吴的心腹,相信共产党,吴常派他给中共方面送机密情报,从未出过差错。吴石对朱枫说:“‘陈太太’,聂上校跟我多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刘小姐的出境证就是托他办的。”
朱枫连声道谢,说:“聂上校费力办的出境证,现在用不着了,真不好意思。”
吴石接过话头,直接对聂曦说:“‘陈太太’有急事要回舟山,想搭空军的飞机,你上次去定海办事不是乘飞机去的吗?能不能联络一下?”聂曦对“陈太太”是何许人,早已心知肚明,但他从不刨根究底,便说:“我这就去找王参谋商量,你们等我消息。”
聂曦所说的王参谋是吴石太太王碧奎的堂弟,叫王济甫,原在空军军官学校当教官,迁台后调空军××司令部任参谋。他与聂曦私交很好,聂曦说“陈太太”是吴石夫妇的“亲戚”,王济甫自然心领神会,说:“2月4日有架运输机去舟山接兵,可以搭乘这架飞机。”
聂曦立即赶回吴公馆复命。吴石考虑到距离2月4日还有两天,为了安全,朱枫不能再住女儿家了,当机立断让聂曦将朱枫送到阿里山大酒店,待她离境后再告诉女儿、女婿。朱枫也认为这样办更稳妥。
1950年2月4日上午,聂曦、王济甫亲自将朱枫送上了飞往舟山的运输机。
到舟山定海后,朱枫本打算投奔一位亲戚,然后寻船过海,没想到时局动乱,那位亲戚不知搬至何处。她不敢在县城落脚,便去了舟山岛最东头的渔港沈家门,在那里得到一位当年竹洲女师同学的帮助,住进中大街路北的存济医院,暂时安下身来。
当时,舟山群岛几乎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军营,全岛驻扎有5个军部、16个师,兵力达15万,军警林立,对海上实行严密封锁。
刚出“虎穴”的朱枫,又跨进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狼窝”。
(二)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武工部部长张志忠被捕后不久即叛变,并充当线人,帮助国民党特务机关诱捕他的上级――中共“台工委”副书记陈济民。特务很快又从陈济民那里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行踪。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落入敌手。没想到从艰苦长征中挺过来的蔡孝乾,不到一周就叛变了,并供出所有地下组织成员,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导致中共“台工委”和各级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
最初,保密局特务从蔡的身上搜出一张10元新台币,发现币面上有一个电话号码,要他交代电话号码的来历。刚开始,蔡拒不交待,不久在严刑之下精神彻底崩溃,便嗫嚅着开了口:“是……是从大陆过来跟我联系的一个女干部的电话。”
“她叫什么名字?”审问者立即追问。
“……朱谌之,我们也叫她‘陈太太’。”
为了证实他的口供,审讯者拿起电话递给蔡孝乾,逼他给“陈太太”家打电话。蔡孝乾只好照办。
电话接通,接电话的是陈阿菊家的女佣,听说是找“陈太太”的,便随口答道:“她乘空军飞机去定海了……”
很快,特务们从蔡孝乾居室内搜查到一张马雯鹃的假身份证,经邻居辨认身份证上的照片,都说是“老郑”还在念书的“妹妹”,据说已回大陆。特务们到警务部门把近来所有登记申请出境的照片拿出来核对,结果发现马雯鹃的照片与一个叫“刘桂麟”的年轻女子出境登记用的照片一模一样。
再查“刘桂麟”的出境证,是以“军眷”名义交办的,关系栏内有“刘永榘高参之女”的字样,去向是“由台湾到香港”,住处则是“杭州南路××巷××号”。申请文件的右上角上还留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根据以上线索,特务们很快查明:并无“刘永榘高参”此人,杭州南路那个住处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原住宅,现在是“××电力公司招待所”。唯一能够直接追查核实情况的对象,便是聂曦。聂曦立即被“请到”保密局接受调查。
面对自己的名片和亲笔填写的“刘桂麟”的出境申请,聂曦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供词”:我是吴次长的旧部,常去吴家。这张出境证是吴太太托我办的。我并不认识刘桂麟,我以为一个女学生放假去香港探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帮着办了。因为作为军眷要好办些,便造了“刘永榘”这个假名,住址也是填吴次长家原住处。出境证办好后,交给了吴太太,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特务们立即将追查目光投向吴公馆的女主人――王碧奎女士。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在得悉吴石妻子王碧奎“涉嫌”后,很是吃惊:“这位将军夫人、家庭主妇怎么会跟共党台湾最大的头目蔡孝乾的‘妹妹’有瓜葛?还弄虚作假帮她办理出境证?”凭职业敏感,他已嗅出这很可能是一桩惊天大案。
吴石被保密局紧紧地盯上了,更要命的是,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揣着一本记事本,上面的一串名单中有“吴次长”三个字。毛人凤就此断定“吴次长”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由于吴石身居高位,又与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和空军一级上将周至柔是莫逆之交,所以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50年2月7日晚,侦防组的特务敲开吴公馆大门,说是有事请吴太太王碧奎去保密局走一趟。保密局随即派便衣对吴公馆进行全天候监视。
王碧奎被带进保密局,特务们问道:“刘桂麟是何人?同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她申办出境证?”
可怜王碧奎一个家庭妇女何曾见过这种场面,顿时被一连串的逼问打蒙了。一阵惊吓之后,她清醒了,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为了保护丈夫,她一口咬定:“在南京时认识一个浙江籍的香港女商人‘陈太太’,这次她来台谈生意到我家找我,说有个叫刘桂麟的女学生寒假要回香港过年,请我帮办一个出境证。”特务们再追问她有关“陈太太”的情况,她都说不知道。
王碧奎本以为她的回答可以让丈夫摆脱干系,没想到叛变的蔡孝乾已供出了“大舅”吴石中将。
蒋介石震怒了,火速下达逮捕吴石的手令。周至柔不敢怠慢,立即配合保密局逮捕吴石。在对吴宅的搜查中,找到了吴石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彻底摸清了朱枫的去向,还拿到了吴石“叛逆”的铁证。
(三)
毛人凤终于弄清了“老郑”、“陈太太”和“大舅”之间的关系,明白了“陈太太”的真实身份和去向。他从台岛发出一道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电传到定海县城的舟山警备司令部。顷刻之间,舟山群岛的所有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
195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隐藏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搜查出来,押解至定海县城里的大狱单身牢房。
赴台前,朱枫就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准备为革命献身。现在落入魔掌,她知道敌人肯定会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决心以死表达她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2月26日夜晚,她看到紧锁的门缝里透着一缕光亮,门外并无动静,便取出随身佩戴的金链和金锁片,撕开海富绒大衣肩衬里密藏着的一只金手镯。她用牙咬、用手掰,把这些金器折断、分解,然后和着热水分4次将碎金全部吞进肚里。不一会儿,腹内剧痛翻江倒海般地袭来……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员打开囚室,只见朱枫在床上蜷缩成一团,面色发青,人已昏迷。典狱长叫来狱医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立即强制给她灌下泻药,却不见效。舟山警备司令部紧急动用一架军用飞机,将这个蒋介石钦定的要犯从舟山运到台北,刻不容缓地送进荣民总医院抢救。朱枫最终被救活过来。
接下来,朱枫以另一种方式与敌人展开抗争,拒不招供。多次劝降无果,国民党方面决定将其处死。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许,台湾特别军事法庭按照“程序”,判处“吴石间谍案”中的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工作,被捕前为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4人死刑。宣判后,两辆站满了军警的行刑卡车,将五花大绑的4人押赴刑场。
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朱枫被押下刑车,她高声吟诵抗战时期从新四军军部抄录的陈毅将军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行刑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刽子手向她连开6枪,年仅45岁的朱枫倒在了血泊之中。吴石将军胸膛中了两粒子弹,英勇就义。
4人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叫“六张犁”的乱坟岗子上。
(四)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第一个政治大案,当时惊动了整个台岛,欧美媒体都有报道。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朱枫在台就义两天后,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资料》转发了外电有关烈士就义的100多字的报道。
几天后,香港一批共产党人秘密集会,沉痛追悼壮烈牺牲的朱枫等人。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的亲属颁发了由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充分肯定并盛赞“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8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举行,她被人们赞誉为“台湾的江姐”。
有的书上讲,吴石是中共秘密党员,这是不确切的。吴石从未参加过共产党,他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实朋友。他跟朱枫不同,中共组织系统没有直接给他布置任务,他是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新中国成立后,吴石将军留在大陆的子女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在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直接干预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吴石将军于1973年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海外旧友,还特别提到了两位,一位是当时仍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被牵连入狱,后经故旧多方营救被释放,在极端穷困中将一双小儿女培养成人,于1980年移居美国洛杉矶。
1981年冬,在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下,吴石留居大陆的子女吴韶成、吴兰成兄妹赴美探亲,分离30多年的骨肉终于团聚。吴韶成兄妹从大洋彼岸带回父亲在狱中秘密书写在一本画册背面的绝笔书,对儿女提出殷切期望:“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俭朴,手边有钱,均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美国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将军的小女儿吴学成从台湾捧回父亲的遗骨,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的遗骨,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由前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先生(吴石先生的好友何遂之子)主持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压题图:吴石、朱枫等人在临刑前写遗书)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