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知青下乡生活 [我的知青逃亡生涯]

时间：2019-02-21 05:31:0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71年10月，我到西昌高枧公社“上山下乡”已满两年，才满19岁。有天晚上，生产队的几个年轻人到我屋里闲聊。当时，我仗着自己读了几本书，便给大伙说：“知识着年下放农村，这和流放差不多；把没有独立生活过的学生从城里弄到农村后就不管了，饿死病死听天由命。”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昏暗的油灯下就着清水煮白菜，扒拉着晚饭时，忽然我妈的亲戚，接辈分我该叫姥爷的贫协主席张老汉急忙推门进来，神色紧张地对我说：“你那晚说的话被人反映到公社去了，他们定你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黑典型；公社已树立了一个知青模范，正缺一个黑典型陪衬，你自己送上门去了。今晚就要派‘群专队’来抓你，你赶快逃吧；被‘群专队’抓住，不死也要脱层皮。你不要往家里跑，他们找得到。你往山里跑，那里阶级斗争松些，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说。”我一听，冷汗就从背上冒了出来，天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罪名在那时够我坐十年八年牢了。
　　“群专队”全名叫无产阶级群众专政队，全是一帮喜欢打架闹事的人，他们打人心黑手辣，已经打残过几人，大多数人都要躲着他们。在我吓得手忙脚乱就要逃跑时，张老汉从包里掏出10元钱塞到我手里说：“孩子，带上吧，危难时用得上。”我含泪向张老汉敬了一个礼，然后就钻进了黑夜里。
　　我避开城镇，开始在山区流浪。幸好当时是秋天，地里东西多，我可以挖剩下的土豆和红薯，还可以找些老玉米棒子烧来吃。山区人很有同情心，我也经常能讨到吃的。有的人家没剩菜剩饭，就是米汤也会给我舀一碗。
　　不知不觉三个多月过去了，1972年春节悄悄地来临。看见家家户户贴春联买年货，听到杀过年猪声，我非常想回家。在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我在山上守玉米的破窝棚里，听到了鞭炮声，闻到了酒肉的香味，想着此刻家家户户正欢欢喜喜吃团圆饭，对照自己又冷又饿、孤零零地躲在山上破草棚里的惨状，我悲从心来，禁不住号啕大哭。那夜，我在窝棚里哭了一晚上。
　　过了春节，很难再找到吃的东西了。那时我一米七的身高，饿得大约只有九十斤。几个月没理的头发乱蓬蓬的，满脸污垢，衣服也“开花”了，活像一个野人。
　　有一天，我在一户人家门前敲着门就饿昏了过去。女主人开门出来，见一个叫花子倒在门口，赶快给我灌了点米汤。见我醒过来，又去找了一个大碗，盛了约一斤米饭，用煮腊肉的青菜汤泡好端给我。我接过碗来，仅用了三四分钟，就用手将饭连扒带刨吞下肚子。大娘见我这种吃法，知道我饿坏了，她眼圈红了，差点掉下眼泪来，叹了一口气，又去给我盛了一碗。吃了约两斤多米饭，我才感到有点饱了。大娘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漂泊流浪？我不敢说我是出来避难的，只说我是孤儿，因家中没吃的才出来讨口。我对大娘说，我愿意帮她家干活，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活干完了，叫我走我马上走，决不会赖在她家。善良的大娘同意了。
　　这家男人姓李，李大伯人长得矮小，因修水库闪了腰，不能干重活。李大娘个子高大、粗壮，人也很能干。靠了李大娘的支撑，这个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也算得上中上。李大娘有三个女儿，老大李秀红16岁，老二秀芬13岁，老三秀英10岁。
　　春天地里的活多，她家的烧火柴也用完了，正准备上山砍柴，李大娘叫秀红带我上山去砍。上山砍柴要走几里路，开始我不习惯，背的柴还没秀红多。几天后我元气恢复，背的柴逐渐多起来。后来，我干脆叫秀红负责砍，我负责背，一天往返三次，十几天功夫就在李大娘家屋檐下堆起了足够烧一年的柴火。我又代李大伯到生产队出工，因记住了祸从口出的教训，只埋头干活，抢重活累活干，连生产队长都说：“这小子瘦是瘦，但浑身都是肌肉。”再后来，李大伯、李大妈对我有了想法，希望我做上门女婿。二老向我提亲，我听后低头不语。李大娘觉得奇怪：一个叫花子为啥还要挑三拣四？她哪里知道，我是一个“在逃犯”，连自己的前途命运都说不清楚，怎能连累他们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请生产队长来当说客，希望我把户口迁过来。我觉得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便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李家，又踏上了流浪之路。
　　一天下午，当我拿着一个破碗在一个小山村讨饭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矮小汉子走过来对我说：“兄弟你还没吃饭嗦？走，到我那里去整一顿!”他说的不是本地话，是成都话，于是我认定他是一个知青，就跟他走到半山腰一排用牛圈改的房子旁，推开了破木板做的门。我进去一看，家徒四壁，唯一值点钱的东西就是那床不见本色的破棉被。
　　这老兄进屋后，马上到隔壁把一只抱窝的干瘦母鸡捉来要杀。我忙说：“不要杀，留它来下蛋，我吃点剩饭就行了。”他说：“今天不吃，明天就吃不成了。”说完，一刀就把那只鸡宰了。他又把挂在灶头被烟熏得漆黑的几只耗子(老鼠)取下来，洗干净后和母鸡一同丢在锅里煮。我见他如此大方，就问他这里有没有酒卖。他领我去了几里远的代销店，我买了三斤蔗皮酒，又买了点糖果之类的东西，便和他一起回到破牛圈。
　　他姓王，是成都的知青。1964年，他20岁时下放到这儿，已有八年了。他自我解嘲地说：八年，抗战都胜利了，可生活还见不到一点阳光。他父亲是旧军人，解放后被安排在一个街道小厂工作，每月工资32元；母亲没工作，家中三弟兄，两妹妹，他是老大。他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没读书了，随后一直在社会上打零工，无正式工作。家里住房小，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后来居委会动员知青下乡，他报了名。这个生产队共有知青四人，两男两女。女知青下乡两年后嫁到平坝地方去了；一个男知青花钱办了个病残回了成都，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他很悲观地说，他这种人出身不好，家里又穷，人长得矮小，连做上门女婿都没资格；他这辈于是骡子命，注定要打光棍了。
　　说话间，肉炖好了，我俩就着耗子肉和鸡肉喝起了劣质的蔗皮酒。这酒是用酒精勾兑的，很上头。我俩慢慢地吃着、喝着。酒喝多了，话也就多了。他说，他杀鸡的原因是他接到表弟的信。表弟下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去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打了几仗，因作战勇敢，现升为排长了；他准备明天就去投奔表弟。他说，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一年总有两三个月没吃的，这个破牛圈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况且一个人无牵无挂，出去闯一下说不定还会打出一片天地，能够找个“缅婆”安家更好。不管怎么样，总比这样赖活着好。我见他眼睛不太好，说：你眼睛有点近视，万一打死了就太划不来了。他愤愤地说，死了更好，早死早投生。他听说我有家难回，便劝我同他一起走，一同到缅甸去。我有点动心了，但我太想母亲，我答应他，先回家看看母亲，如公社不放过我，我就到缅甸找他。
　　我俩边摆着龙门阵边喝酒，不知不觉酒喝完了，鸡肉和耗子肉吃光了，天也快亮了。王大哥收拾了几件衣服，背了四十多斤米，带着一个破铝锅就要出发。他说他没钱，坐不起车，但听老辈人说，从这儿到昆明只走12天；从昆明到云南边境20天就够了，四十多斤米可以吃到云南边境。我把昨晚买东西剩的5元钱给了他，在互道珍重后就分手了。
　　我悄悄地回到城里的家，母子相见抱头痛哭。妈说，年前公社派人到城里来抓我，家里才知我跑了。张老汉把我的事给家里说了，家里人又去找了县知青办。县领导说，我年轻无知，说这话可以理解，最多也只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教育一下，提高对这场伟大运动的认识就行了。我家庭成分很好，是城市贫民，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公社是把阶级斗争大方向搞错了。县领导说，如果找不回我，那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山运动！所以公社几个领导正着急地四处寻找我的下落……
　　后来，我再也没听到过有关王大哥的消息，不知他在异国他乡过得怎么样。那难忘的小山村我也没再去过，但我从心里感激李大娘一家，祝她们一家平安幸福，愿李秀红找个称心如意的郎君！
　　（江凌，男，１９６９年下乡，现在四川攀西地质大队工作。）
　　（责编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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