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恋情] 重生逆袭之头号军婚

时间：2019-02-21 05:31: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因没管住嘴巴罹祸，1969年1月初被关入“牛棚”。虽没有查出子丑寅卯，两个月后将我放出，但行动受监视，未经批准不能出校门。好在教研室“文革组长”龚师傅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一直暗中保护我，使我少受了许多罪。那年的3月8日是周末，快下班时有人来找我，经龚师傅同意，我出去会客。来人是位面目清秀的陌生姑娘，一见面就自我介绍：“我叫徐雪梅，在设计院工作，是成都杜文彬老师的爱人郭蓟蓉的老同学。蓟蓉快分娩了，托我买些坐月子的用品，要凭‘工业券’购买，杜老师请你支援几张。”说毕递了封信给我，我见是中学同窗好友杜文彬的手迹，于是爽快答应：“‘工业券’我有几张，都给你吧。”到宿舍拿到“工业券”后，她对我说：“我住在塔院三姐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蓟蓉早就让我来看你，一直没空。知道你的住址了，我会常来看你的。”“你千万别来看我，我刚解除‘隔离’，还在受审查，来看我会连累你的。”我赶忙讲明实情。她淡然一笑，说：“我从小随部队长大，胆子特大，不怕连累！我下午看过揭发你的大字报，满篇大帽子，空洞无物，你的情况蓟蓉告诉过我，我相信你是好人。”出宿舍楼门后，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明天陪我帮蓟蓉买东西，早上8点半在塔院车站等你，不见不散！”不等我答复，她已跨上自行车飞驰而去。
　　当晚我找龚师傅请假进城。次日我应约陪小徐进城购物，不到11点就完成了采购任务。
　　小徐建议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我俩一起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游人很少的后花园聊天。长期挨整，满腹委屈无处说，我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向她倾诉心中的郁闷。她也敞开心扉，向我讲述她的身世。中午我们买汽水、面包充饥，直到红日西沉才离去。这次长谈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从此，周末晚上她就来看我，星期天也常约我外出游玩。我向龚师傅讲了同小徐的交往，他也尽力为我提供方便。
　　通过接触，我对小徐有了深入了解。1945年冬，她出生于重庆远郊一户殷实人家，姐妹5人，她算老幺，3岁时父亲病逝。3个姐姐在重庆上学，重庆一解放又相继参军。土改时她家成分划成了“地主”，母亲再也无力供她和四姐读书，姐妹俩只得投奔姐姐们，四姐去新疆找大姐，她到河北找三姐，进了邢台随军子弟校。三姐常年在外，年仅7岁的她，孤苦伶仃地过着没有亲人照顾的住校生活。同学郭蓟蓉对她亲如姐妹，蓟蓉父母也将她当闺女照顾，她同郭家建立了深厚情谊。
　　中专毕业后，她随三姐调进北京，蓟蓉也随父母搬迁到成都，与杜文彬同校任教，并结为伉俪。蓟蓉关心小徐婚姻，积极为她找对象，有意将我推荐给她。她有些犹豫，虽蓟蓉一再催促，仍未主动找我，直到为蓟蓉购物缺“工业券”才来见我。当得知我挨整情况后，侠骨柔肠的小徐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向我靠拢，对我倾注了同情和关爱。在我经常受到无情批斗、歧视的极端困难时期，她给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我几乎每天都盼着周末到来，一闭眼就见到她的倩影，无意中已坠入爱河。可惜好景不常，1969年11月林彪的“一号命令”，打散了我们这对热恋鸳鸯。数日之间，石油学院搬迁到山东胜利油田，小徐所在的设计院疏散至山西娘子关。从此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倾述相思之情。
　　学院迁山东后，“北京工军宣队”忙着撤回北京，突击处理“受审疑犯”。12月25日下午，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不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当晚我找系“工军宣队”抗议，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申诉信。次日，我写信告诉小徐一切，并提出分手要求。小徐回信说，不管我受到什么处理，她都不在乎，她相信我是好人，只望尽快同我结婚，让我永远不要再提“分手”二字，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给龚师傅看小徐的信，他让我赶快请假回四川结婚，以免夜长梦多。我立即函告小徐，却杳无回音。连发电报催问，也如泥牛入海。龚师傅判断小徐遇到了麻烦，让我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1970年1月底，我带着满腹惆怅回四川探亲，到家后却意外收到小徐的信，说她碰到了麻烦，无法去四川结婚，希望我回山东时一定绕道去山西，她有要事与我相商。接着收到学院催我返回的电报。我匆匆踏上归程，从石家庄转车去娘子关。一见面，小徐就告诉我，他们单位军管会主任是她三姐夫的部下，受姐夫之托对她管得很严。上月接我信后她递交了结婚申请，主任不给办手续，也不准她走，说要请示她姐夫定夺。听说军管会要派人去调查我的情况，她心急如焚，约我商量对策。经冥思苦索，我们商定了计划：我返校后立即开结婚证明请事假回四川；她以去新疆探望姐姐的名义请假离开山西，没有结婚证明到四川再想办法，待我们的结合木已成舟，其他人就无可奈何了。
　　我回校正赶上“一打三反”运动，我被定为“翻案典型”。一回校就被关入“牛棚”，苦心构织的结婚计划付诸东流。专案组轮番批斗，内查外调，没捞到啥稻草，1971年6月下旬释放了我。我给小徐连连写信，一直没回音。龚师傅劝我：“设计院已派人来调查你的情况了，她姐夫绝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忘掉小徐吧！”我相信她不会变心，还继续写信，度日如年地苦候回音。
　　7月中旬终于盼来了回信，看后使人肝肠寸断。信纸上寥寥数语，说她对不住我，让我永远忘掉她……满纸泪痕胜过千言万语，述说了她的悲痛。痛哭一场后，我病倒了。多亏龚师傅开导，才使我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振作起来，给小徐写了回信，说我尊重她分手的决定，我坚信自己是好人，沉冤昭雪之日，无论她在天涯海角，都要告诉她我平反的消息……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已结婚，且有一个女儿。我的冤案得到昭雪，却不知小徐身在何方，无法告诉她我平反的消息。后来从老杜夫妇处得知她的信息：已经结婚，且有两个女儿，丈夫是北京人，对她很好。1975年设计院已迁回北京，但她全家却去了山东。她已拿到函授大学文凭，获得工程师职称。她曾四处打听我的情况，希望我能给她写信。她有一个好的归宿使我非常欣慰，因不知她丈夫情况，我不便贸然写信打扰她的安宁。对她当年遇到压力的情况，为啥全家不回北京而迁往山东，我一直疑惑不解。
　　1994年11月初，我到成都开会，与小徐不期而遇，才解开心中疑团。
　　原来，那年春天我刚离开山西，设计院去山东的外调人员就返回娘子关。她失去了自由，被军管会派人送回北京，姐姐们轮流做工作，劝她同我断绝关系。她不为所动，僵持了几个月。正在此时，她姐姐和姐夫相继受冲击：二姐全家被撵出北京；三姐夫被排挤出指挥机关，举家发配成都……她柔弱的双肩再也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违心写了同我绝交的信。回山西后，有个团支书狂热追求她，不久成了她的丈夫。小平同志复出主政后，设计院回迁，她向丈夫如实讲了我的遭遇，说服他放弃回北京的机会，申请到比邻胜利油田的某企业，目的是能就近关心尚在挨整的我……谈到伤心处，她泣不成声，我无语呜咽。对她承受的痛苦，为我作出的牺牲，我除了内心由衷感激外，找不到合适语言表达。最后她破涕为笑，劝慰我要珍惜现在的一切，说我们虽然无缘做夫妻，但仍是朋友和同志，只要不忘那段患难之情就够了……
　　当晚，成都同学在“狮子楼火锅店”祝贺我54岁生日，次日又在“锦水苑”请我和小徐吃饭。席间同学们欢歌笑语，而我同小徐却相对无言。送她返山东时，我写了两首七律相赠，为那段特殊年代演绎的苦涩恋情抒发心中感慨：
　　（一）
　　廿五年后方重逢，此生恍如幻梦中。
　　徐娘半老侠骨健，李郎华发气宇宏。
　　姻缘不在情缘在，信息不通心息通。
　　无限伤心劫后话，尽在相对无言中。
　　（二）
　　五四生辰客旅中，风光不与往岁同。
　　“狮子楼”中庆寿诞，“锦水苑”内祝重逢。
　　沈园陆游《钗头凤》，桃林崔护《笑春风》。
　　明朝分别云天阻，梦断巫山十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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