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话昔祠堂街]抚今痛昔

时间：2019-02-21 05:33: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家世居成都，还在我幼儿时期，全家就迁入祠堂街，并在此生活了十来年，我对祠堂街的感情和印象都非常深。近几十年来，祠堂街的发展变化很大，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一些痕迹。
　　昔日祠堂街，东接西御街口，与东城根街、半边桥街相交会，西接金河街，与长顺街、小南街相交会。街南有少城公园，街北有通向东城根街的两条小巷子――永兴巷和牌坊巷。20世纪３０年代初，少城公园内有座放映无声影片的大光明电影院，公园大门东侧有荷花池，每当盛夏时节，满池青翠的荷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公园大门前，有广场，抗战时期不少抗日救亡宣传队、歌咏队在这里演出。我家的新川照相馆就在荷花池斜对门，所以耳边经常响起抗日救亡曲悲怆的歌声，使我从小就受到抗日爱国的熏陶。
　　祠堂街的东段有剧院、银行和成都市图书馆。书店很多，各种图书都有。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看《鲁滨孙飘流记》和各种侦探小说。公园大门正对面是正中书局，1943年发售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着实热闹过一阵子。正中书局西侧是开明书店，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童话故事书不少。反映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黑奴吁天录》曾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明书店还出售“活页文选”，很有特色，师生们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欣赏的文章。一篇《生祭文丞相文》，宣扬的是民族气节，老师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讲得慷慨激昂，感人肺腑。
　　在祠堂街，抗日民主的空气十分浓郁，谈民主进步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一种时髦。家父曾习珊在这股抗日民主的革命浪潮推动下，结识了几位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荣县人，是吴玉章的同乡，曾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去西安七贤庄中共办事处，希望能进入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因吴玉章尚未到达西安等等原因，未能如愿。
　　公园的西面有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校，因为躲避日军的空袭，疏散到了西郊瘟祖庙，改名为少城镇中心小学校。同学们每天早上要步行十多里路去上学，中午不能进城回家，便将从家中带去的冷饭拿到青羊横街卖肥肠粉的店里冒热了吃。学校里有座笔砚山，山下是学校的操场。课间，大家就在笔砚山下玩来玩去。放学后，我们几个小球迷还要留在操场踢一阵子球，才沿着田野沟边回家。有时，还要在河里抓虾捉蟹。这段时间，路虽然走得多点，却过得富有大自然的情趣，所以至今还让人留念难忘。
　　除此以外，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有“努力餐”。“努力餐”是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开设的饭店。起初在三桥南街，后来迁到祠堂街西靠公园一边。车耀先的女儿车时英当时也在少城镇小学念书，和我们是同学。车耀先被国民党逮捕，在同学们眼里当然是非常特别而又重大的事件。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也没有听说过“白色恐怖”一类的字眼，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组织，但却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种政治压抑的味道。所以，从小便对“努力餐”和车时英有一种关注之情，路过祠堂街总要打量打量“努力餐”。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日机对成都的空袭越来越频繁。1941年7月27日，日机108架分四批轮番飞临成都上空扔炸弹。空袭后，大家纷纷从野外回来，才听说十二桥一带炸死了很多人。祠堂街也一遍狼藉，甚至连电线杆上、电线上都悬挂着被炸碎的血肉残肢。没有出城而躲进少城公园的人，这次死得最多。我家开设在开明书店对面祠堂街与牌坊巷口交会处的好莱坞照相馆被炸弹震得墙板歪斜，不能营业。后来，只好另起炉灶，在公园大门正对面开设了国泰照相馆。
　　1944年春，国民政府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来到成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抗日献金，以慰劳前方将士。为了表示对抗日募捐的支持和对冯玉祥将军的尊敬，家父特邀将军到国泰照相馆来拍照。这天，将军轻车简从，只身来到二楼大厅。他身材魁梧，身着蓝布长袍，脚穿布鞋布袜，非常朴实。我给他献茶，他非常和蔼，没有丝毫架子和派头。在摄影厅，我根据需求在一旁踩灯火脚踏开关，直到摄影结束。照片冲洗出来后，家父选择其中两张各放大一百份，送给将军。作为回谢，冯玉祥将军送了一幅画给家父。这一珍贵的画现在已经佚失，但画上的题词至今我仍记得清清楚楚：“紫茄子，味真香，同胞常常吃，一定打过鸭绿江。”
　　1945年8月15日前夕，成都连降大雨，祠堂街水深过膝，可以行船。那时的成都还没有自来水，人们全靠井水生活。由于厕所、阴沟、水井满溢浸灌，病菌孳生，霍乱一下子就在全市流行开来。消毒用的漂白粉脱销，医院停尸房爆满。有的还没断气，就被石灰渍起来，以杜绝传染。好多人家都有亲人去世，有的甚至全家死绝。一时间，路断人稀，人心惶惶。可就在这惊恐不安的时候，突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市人民顿时忘却了霍乱的阴霾，欣喜若狂，纷纷拥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呼游行。说来也怪，胜利的喜悦竟然压倒了瘟疫，淫水消退了，霍乱也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消失了。
　　日本投降后，祠堂街本来可以兴旺发达起来，可在1947年，却发生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被查封的严重事件，大大影响了街上的生意。该营业分处建于1938年，起初叫《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促进人民民主的窗口。当时，我正在西胜街协进中学念高中，常常从这里经过。协进中学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师生中发展过党员，因而受到当权者的特别“关注”。营业分处被查封，师生们都很冷静，没有任何言行，以免遭到不测，但心中却自有看法。
　　1948年，国民党搞选举，上头选总统，地方选参议员。在祠堂街，投票的，演讲的，请客的，闹得沸沸扬扬。少城公园设了投票站。选举后，落选者愤愤不平，纷纷出来揭发选举中舞弊丑闻，甚至告上法庭。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货币日益贬值，到后来，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祠堂街百业凋敝，国泰照相馆也倒闭了，我们家因此破产。而学生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刚上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省政府用机枪和刺刀“迎接”前来请愿的学生，一个女学生当场被刺刀捅伤。这是我离开四川前所见到的最后一幕。
　　六七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祠堂街早已旧貌换新颜。满街跑的人力车已进入博物馆，高楼林立的通衢取代了日益破败的长街。永兴巷被拆除，路面只有两三米宽的牌坊巷东与人民西路相接，西延至小南街长顺街交会处，被拓宽成少城路，成为宽阔的蜀都大道的一段。街道上车辆往来如织，令人眼花缭乱。少城公园如今改称人民公园，沿街花团锦簇，绿草如茵，黑色的铁花栏杆清爽夺目，给人以宁静、安详、美丽和现代文明的感受。而“努力餐”则迁到了金河街头，其建筑古色古香，显得雍容华贵。抚今思昔，真令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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