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床异梦:达赖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秘史:
时间：2019-02-21 05:33: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编者按：近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平，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本刊将陆续选载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1995年11月，一位神秘的客人访问了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与流亡在此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个人就是刚刚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的约翰・肯尼思・克瑙斯。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因为克瑙斯在1964年就来过达兰萨拉，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负责“援藏行动”的官员。双方在见面时又谈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达赖认为美国当时的“援藏行动”鼓舞了“藏独”分子的“斗志”，但又使数千人丧生，而且1974年美国中止了“援藏行动”，“证明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出于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
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美国当时有哪些“援藏行动”？后来又为何中止？为什么达赖会对美国当年的“行动”表示不满？这一连串的问号后面充满了玄疑，隐藏着比百慕大三角还神秘的故事――达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秘史。
其实，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早就有往来。1942年在他七岁时，就接见过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派的两名特工。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达赖的长兄当采・土登诺布与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准备偷偷把达赖带到印度，但由于形势变化，这一阴谋破产。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仍与西藏当局保持秘密接触，夏格巴・旺秋德丹（曾任西藏地方政府财务官员）、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等人都是秘密联系的中间人。1959年3月达赖被“保护”出境，也与中央情报局的多年“努力”密不可分。当年3月17日夜，达赖从拉萨匆匆出逃，在山南就接见了1957年8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空降到山南的两名报务人员，并把他们一起带到了隆子宗（今西藏隆子县）。这两名报务员与中央情报局设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联络站保持联络，向美国报告情况，并与印度取得联系，达赖才得以顺利进入印度控制区。不仅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援藏行动”还包括多项内容，如训练特工、提供武器弹药、建立木斯塘基地等。
在训练特工方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下的哈尔营地就是秘密训练西藏特工的重要基地。1957年初，由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安排，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康巴人接受美国特工训练。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训练西藏的特工。一场典型的“间谍小说”式的秘密转移开始了。一天夜里，这6个人接到命令，要他们步行走出噶伦堡（印度西孟加拉邦紧邻锡金的一座城市）。步行途中，一辆汽车把他们接到巴基斯坦边境，司机正是嘉乐顿珠。在那里，一名美国官员给了他们长长的缠头和宽大的旁遮普大裤，让他们装扮成锡克人，进入东巴基斯坦来到达卡。在达卡隐蔽了两天后，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他们穿上美军制服，和随后赶来的当采・土登诺布一起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负责训练的美国人对他们说：“中国也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要帮助你们抵抗中国。我们的关系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只是两三年。”在这里，他们学习了如何认识地图，使用无线电台，使用武器，跳伞。这种训练工作一连持续了几年。据不完全统计，1957到1962年，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等人联系，仅仅在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地，就先后训练过170多名西藏特工。这些受训的特工有的经印度由陆路进入西藏，有的分批被空投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和西藏的山南、边坝、纳木湖、唐古拉山区、芒康、仲巴等地，他们携带有电台，直接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令，成为各地“藏独”武装的骨干。还有的特工留在训练营地任教员及翻译，或为执行特殊任务接受更进一步的训练。
这些“训练有素”的特工在1957年5月就派上了用场。当时，恩珠仓・贡布扎西等人正在拉萨搞武装叛乱，他们很希望直接与美国联系，就通过嘉乐顿珠给中央情报局送信求助。8月，经过训练的特工空投到西藏，任务就是指导叛乱，并敦促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最后，空投到山南桑日宗（今属西藏桑日县）的两名特工与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1958年1月，这两人来到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
在训练特工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给了西藏分裂势力大量的武器弹药。1956年，一架美机越过缅甸飞到四川巴塘以南，向康巴叛乱分子投下物品。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实施支持“藏独”活动的空投，此后又多次实施空投行动。1958年6月，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领部分叛乱骨干，带着美国空降的两名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到山南建立了叛乱“根据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11月4日，中央情报局向他们进行空投支援。美国一架运输机在山南哲古宗（今属西藏措美县）给“藏独”武装空投武器弹药50包，包括轻机枪20挺、步枪100支、55毫米迫击炮两门、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和子弹3万多发。美机还在边坝地区空投过3次共8个架次的武器弹药，在恩达、丁青、嘉黎、硕般多等地空投过6批9架次人员和物品，包括17名特务和大批武器弹药。
空投持续进行了很长时间，据参与此事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称，1957至1961年间，中央情报局共组织多次空投，空投武装分子49人，投下了武器装备657套盘，除了大量的步枪、卡宾枪、手榴弹、子弹外，还有30箱药品、12箱食品、1台油印机和1箱宣传小册子。在解放军平叛的战斗中，也多次缴获美国的空投物资。中央情报局训练并空投到西藏的这些特工不少人“业绩不佳”，25人被平定叛乱的解放军击毙、俘虏。从1959年起，美国在藏北温泉、黑河、巴青之间的地区3次空投武器弹药、电台，立即被解放军缴获，空投特工昂旺沛穷、卓玛登球等7人，很快也被解放军俘虏了。
1958年11月26日，中央情报局特工经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占领区，给山南的“藏独”武装部队运送了武器弹药226驮。1959年1月11日，又经尼泊尔运入40驮武器弹药，然后经协噶尔运送到山南地区的“卫教军”营地。此外，美国空军还出动了U-2高空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飞，进入西藏上空进行间谍侦察。1960年5月，在苏联执行秘密任务的一架U-2飞机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虏，美国大丢脸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停止U-2在苏联的飞行，西藏上空的间谍侦察活动也暂告一段落。
为了给达赖一行和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和给养，美国准备了一种能在空气稀薄的西藏上空飞行的改装洛克希德C130型运输机。这种飞机能够飞行很长距离（从曼谷起飞，飞行3800多公里），而且载重量大（可达22吨）。同时，因为飞到西藏需越过喜马拉雅山，还要在没有无线电导航的情况下找到空投地点，所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总是挑选那些技术好、有经验的飞行员，靠星星定位，寻找目标。
在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也忘不了让叫喊着“反攻大陆”的台湾蒋介石当局发挥作用。从1949年起，中央情报局、台湾当局和西藏分裂势力之间的联系就一直未中断过。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早年长期在南京受教育，又是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婿，美国利用这个关系，通过他和台湾当局、达赖集团保持联系。达赖的大哥当采・土登诺布也在1953年通过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当局接触。蒋介石把“藏独”武装作为反共、“光复大陆”力量之一加以利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在西藏秘密设立无线电台，对康巴和安多藏人进行游击战训练，空投武器和给养。蒋介石也一直与美国互通西藏形势发展的情报。叛乱的信息不断通过在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国民党情报人员，传到台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至于木斯塘基地，则是中央情报局支持达赖“援藏行动”的大本营。大批“藏独”武装进入印度后，如何进一步组织起来反攻回去，一直是达赖非常关心的问题。1959年11月18日，达赖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12月访问印度，就通过美国驻印使馆要求拜会他。美驻印大使班克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杜特接触。杜特反对接见，班克只好答复达赖，除非印度政府在总统访印时提出为其安排接见达赖，否则不能答应，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达赖的要求。但是，在新德里，艾森豪威尔还是接受了恩珠仓・贡布扎西通过中央情报局转给他的礼物，包括一把藏刀、一个符咒盒和一些西藏服装，还有一封贡布扎西请求援助的信。1960年前后，在中央情报局策划下，“藏独”武装的根据地转到了尼泊尔的木斯塘。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成立了“亚利桑那直升机航空公司”，给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粮食，在新德里设立了指挥总部。还任命老牌特务霍华德・斯通为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情报站站长，负责指挥。当时，尼泊尔政府把加德满都的一个军用机场专供美国使用，只知道中情局特工是这个机场的常客，这个机场经常有直升机起降，大部分飞往尼泊尔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但飞机运的是什么，尼泊尔政府不得而知。
1960年底，2000名“藏独”分子到达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1961年下半年，美国两架飞机首次对他们进行了空投支援，包括可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物和相当于1252美元的印度卢比现钞。开始，中央情报局通过在大吉岭的嘉乐顿珠转交资助“藏独”武装的资金，后来就从新德里带到尼泊尔的博卡拉，交给在那里接头的叛乱分子。叛乱分子以木斯塘为基地，不仅在中国边境进行军事袭扰活动，而且骚扰尼泊尔居民。他们经常袭击中国边防哨所，甚至深入中国境内一二百公里进行活动。同时他们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这一地区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
1961年底，“四水六岗卫教军”的200名叛乱分子袭击了解放军的车队，此后武装袭击活动一直持续了八年。可是，他们的行动并不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1961年人民解放军全部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乱残余分子，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完全胜利，加强了边界控制，使木斯塘“藏独”武装对中国边境的袭击越来越困难，无法达到在西藏地区实现破坏供给和通信系统的目标。第二就是1962年11月中印战争快结束时，经印度、达赖集团及美国三方协商，创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一旦再次发生中印战争，就渗透到中国后方进行隐蔽战。木斯塘游击队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改由“特种边境部队”来完成，它得到美国和印度政府的长期支持，“四水六岗卫教军”因此受到冷落。
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美国和尼泊尔的态度变化对于这些“藏独”武装同样影响很大。中央情报局最初很支持“四水六岗卫教军”，可后来越来越感到“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觉得它失去了支持的价值。在1963年9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中，中央情报局官员科尔比作了关于西藏开展秘密行动的详细回顾，最后他承认：这些行动并不是特别有效。所以，中央情报局的许多人都认为，已经到了改变策略和手段的时候了，中央情报局只能把目标限制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行动上”。在这之后，中央情报局对这支“卫教军”失去了兴趣，甚至连有限的耐心也没有了，几乎放弃了对它的接济。1965～1966年，只对木斯塘空投了两批物资。由于物资匮乏，不少“藏独”武装分子在山里被饿死、冻死。再说尼泊尔方面，这支非法武装长期盘踞在木斯塘，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支持达赖方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情况通报尼泊尔政府，1962年中国政府为此向尼泊尔交涉时，尼方表示完全不知情。尼泊尔政府后来才了解到，美国从印度及其他地方组织的大批先进武器、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生活物资，都是通过自己的军用机场运送给“卫教军”的，逐渐产生了不满。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下，尼泊尔开始对其境内的西藏叛乱力量采取行动。1964年，尼泊尔逮捕了几名康巴叛乱分子，发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枪支。为此，尼泊尔政府驱逐了美国外交官霍华德・斯通，并禁止美国国际援助团使用尼泊尔的专用机场。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外政策出现历史性转折。为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和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美国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双方关系趋于缓和。这直接导致美国西藏政策的重要变化，中央情报局停止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武器供应，关闭了在尼泊尔木斯塘的训练基地。这个行动也激化了“卫教军”的内部矛盾，为了争夺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有限援助资金，1969年，头领巴巴益西和嘉乐顿珠及另一头领甲多旺堆发生了冲突。1971年，巴巴益西带着手下向尼泊尔政府投降。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他时指出，在尼泊尔的“藏独”武装是改善中尼关系的主要障碍，希望尼政府采取行动进行清剿。1974年，尼泊尔军队进攻木斯塘，甲多旺堆等叛乱首领被击毙。其实，清剿之前，尼泊尔政府曾经派人前往木斯塘，希望这支非法武装自动投降，遭到拒绝后，才下令采取军事行动的。据当时负责这一行动的尼泊尔官员达姆拉・乌克雅布介绍说，国王访问中国之后不久，就召集军队、警察、内政部负责人开会，做出了清剿的决定，让他尽快作为协调官员前往木斯塘与叛军头目见面，同时尼军开始包围叛军所在的山头。这年7月，乌克雅布与内政部一名官员前往木斯塘，要求当地官员派几名警察保护他们，当地官员们说没有警察敢到山里去面对极端凶残的叛军。最后，他们勉强带了一名胆大的警察来到叛军总部，当时叛军首领甲多旺堆本人不在那里，他的副手巴陈答应把尼泊尔政府要求他们投降的意见转达给旺堆。但这次劝降并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乌克雅布又在加德满都秘密会见了在这里治病的甲多旺堆，向他通报了尼泊尔政府的决定，建议他下令所有叛军立即投降。甲多旺堆当时情绪低落，说仗打了这么多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也该为手下几千人找个出路了。
1973年底，尼泊尔政府向叛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投降。为了让叛军能理解，政府将最后通牒翻译成藏文，在木斯塘县四处张贴，后来又将时限后延了15天。但一直没有叛军投降的消息。1973年底，比兰德拉国王下令展开军事行动，鉴于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拥有数千名装备先进的精锐士兵，尼泊尔国防部下令驻扎在博克拉市的第三旅出动约3500名士兵，另外动用了2000多名警察。1974年初，比兰德拉国王还接见了从“卫教军”中分裂出来、率部投降的前叛军司令巴巴益西和他的侄子，要求他的部队提供帮助，条件是打完仗后给他的手下土地、安家费，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尼泊尔国籍。巴巴益西同意出300名士兵帮助政府军展开清剿。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旺堆的军营里，叛军一片哗然，军心浮动。1974年春，随着政府军包围圈的缩小，“卫教军”几乎失去了希望。当时，达赖派人与尼泊尔政府联系，表示他们带来了达赖本人的录音带，可以命令“卫教军”投降，恳请尼军手下留情。达赖的录音带起到了作用，听到录音的“卫教军”士兵们丧失了斗志，绝大多数士兵随后向尼军交枪投降。1974年7月，尼军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边境的三角地带的达尔朱拉县追上了旺堆残部。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旺堆残部几乎全军覆没，旺堆本人葬身在离印度边境很近的地方。出于人道考虑，尼泊尔政府对所有投降或俘获的“卫教军”及其家属进行了安置，在四个县市设立了定居点，共有700多家、2000多人分配到了土地。
“四水六岗卫教军”被剿灭，这让达赖本人对美国和西方支持“藏独”的势力感到非常失望。对于美国的“援藏行动”，达赖和他的下属们开始时曾经抱有极大的幻想，在长期的接触中，逐渐明白了真相：这只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美国通过“藏独”分子进行所谓的“坚持中国战略后方的游击战争”来遏制中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美国始终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据自己的全局与局部战略，调整它的西藏政策，“藏独”势力仅仅是美国反华、制华的工具之一。达赖在自传中曾经满怀凄楚地表示：“美国自从19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正因如此，1995年，他会见克瑙斯时，再次表达了对中央情报局中止“合作”和美国停止“援藏”的不满。
（压题图：1959年，刚逃到印度的达赖与美国中情局官员在一起）
（下期内容：达赖秘使近年来与中央政府接触内幕。）
（责编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