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斗”中救助患者_救助突然摔倒的患者

时间：2019-02-21 05:35:0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那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往事。　　当时，川东地区武斗迭起，其中万县市(今属重庆万州区)两派武斗打得特别惨烈，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纷纷躲到乡下。我当时身为万县专区疗养院院长，“文革”初就被划为“走资派”，不仅罢了官，还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年多来，“造反派”不准我走出疗养院大门半步，连病房也不准我去，我对外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一天夜里，疗养院的事务长来到我宿舍，说：“院里职工、家属、休养员都走了，我也要出去避难，你走不走?”我对外面的形势和院内的情况都不了解，又是“走资派”，不敢随便离开，便对他说我不能走。事务长将厨房和粮食库房的钥匙交给我后就离开了疗养院。
　　偌大一个疗养院，一下子只剩我一个人了。现在没人监督我劳动了，我终于可以到处走走了。想到一下子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不禁苦笑起来。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院内鸦雀无声，只有一只院里养的大黑狗，成了我唯一的伙伴，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先在医院的生活区转了转，各科室和家属院的房门都锁着。我进入病房区，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响动。前两排病房，门都开着，一个人也没有。我来到第三排病房时，西边突然传来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循着声音来到一间病房前。推门一看，几个休养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低着头似睡非睡。
　　发出呻吟声的是来自城口县的休养员老郭。他因患尿道结石，几天没吃药尿不出来，憋得在床上一边打滚儿一边痛苦地呻吟。老郭抬头看见我，猛地叫了声“王院长”，眼泪止不住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我痍步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其他几位病员都睁开了眼睛，他们是奉节县的涂大佳、巫山县的李爱民、开县的张××等6位同志。他们个个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看到我后，都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
　　此刻，他们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忘了饥饿，忘了病痛，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情况。前几天有人到病房来，动员休养员们离开疗养院，能走的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重病号走不了。他们已经两天水、米未进，没有服药了，此时腹内空空，又被病痛折磨得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在这里坐以待毙。说到伤心处，几位硬汉都掉下了眼泪。
　　听了他们的诉说，我心如刀绞。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流血负伤都没有皱过眉头，如今在疗养院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他们怎么能不伤心?我的突然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可现在疗养院既没有医生、护士，也没有任何药品，只有我和6位重病号，怎么办呢?为了让他们放下包袱，树立信心，我故作镇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担心，要拿出当年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困难、疾病作斗争!有我在就有你们在，请放心。你们先休息，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我拿着事务长留给我的钥匙打开了库房门，还好，粮食、副食品都有。我随手拿了几个鸡蛋，到厨房给6位病号每人做了一小碗鸡蛋汤送到病房。他们饿坏了，几口就把鸡蛋汤喝光了，却舍不得放下碗b看着他们渴盼的眼神，我解释道：“你们的肚子是空的，不能多吃，只能慢慢增加食量，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做，保证让你们吃饱吃好。”听了我的话，他们的情绪大为好转，病痛好像也减轻了不少，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合眼。疗养院里的6位休养员都身患重疾，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危及生命，尤其是老郭那痛苦的呻吟声不断在我耳畔响起，令人愁肠百结。
　　次日早饭后，我正在寻思下一步的行动，司药老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虽然无权发号施令，不一定能从他那里拿到药，但还是兴奋不已，毕竟有了人就有了希望。我脑子迅速转了几圈，对老岳说：“我这几天小便不通，难受得很，你给我弄点克尿塞吧。”
　　老岳问：“需要多少片?”
　　“先给我20片吧，不够以后再找你。”
　　这一招还真灵，老岳马上就到药房给我拿来20片克尿塞。
　　药一到手，我像握住了救命符，立刻跑到病房，将紧握的双手慢慢在老郭面前展开。
　　“药!”老郭看到我掌心里的克尿塞，高兴地叫了一声。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眶湿润了。
　　“吃药，吃药。”我一边说一边倒了杯水，让他将药吃下，并嘱咐他药不多，只能一天吃两次。
　　20片药可以暂时缓解老郭的痛苦，我总算松了口气。接着，护士王爱英也回到了疗养院。我更有信心了，不管她是哪一派的，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相信她会配合我的。我试着对王爱英说：“爱英啊，咱院里还有6个重病号未走，你能不能每天来给他们打打针、送送药呢?”
　　王爱英回答得挺痛快：“打针、吃药可以，可是没有医生，谁来开处方?”
　　这倒是个问题，我略作思考后回答道：“你来开。”
　　“我是护士，没有处方权的。”
　　“我给你处方权!你只要每天来一趟就行。”我大胆地行使起自己的职权来。我大概还有些余威，王爱英迟疑地看了看我，最后还是答应了。
　　事不宜迟，我立刻让王爱英带我把医务办公室的门打开，找出那6位病人的病历，让王爱英按医嘱将所需药品取出。可从医务办公室取出的药是有限的，仅够用两三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又去找老岳，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岳，病房里还有几个重病号，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危险。现在院里就我们几个人，我们不能看着不管，出了事对谁都不好。我看让王爱英负责治疗，你保证药品供应怎么样?”经我耐心说服，老岳也答应按时供应药品。问题总算解决了，我悬在半空中的心才放下来。
　　我又成了疗养院的“头”，兵虽然不多，但一个顶几个用。我先给病号开了个会。让他们互相帮助渡过难关，能走路的帮助不能走动的送便盆，打扫卫生。我每天负责给他们做饭、送水。奉节县的休养员涂大佳自告奋勇对我说：“我是胃病，还能动弹，因无家可归才没有走。我会做饭，我来替你做饭，你腾出时间考虑其他问题。”我马上将炊事员的大权交给了他。
　　过了几天，疗养院的病灶事务长余祥千也回来了，我又做通他的工作，让他负责病人的生活。病人的生活、治疗都不用我操心了，我有空便到病房陪病人聊天。
　　不知不觉最困难的几个月过去了，劫后余生的6位休养员身体也逐渐恢复，躲出去的职工、病人也陆续回来了。我将工作做了交代，又成了靠边站的“当权派”。
　　
　　(责编　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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