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画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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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画改造在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建国初期中国画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认为,此阶段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物的表现上,这种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奠定了以后“十七年”中国画的走向,中国画的社会功能性得到了强调,而艺术技巧与内容如何完美的结合起来,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探索。

关键词:中国画;现实主义;改造;美术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

CAI Qing

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少中国画家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面前感到彷徨。就中国画家的情况而言,他们一部分是在旧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社会下生活过来的,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思想意识,比如象秦仲文、邱石冥、吴湖帆等艺术家。而另一部分则是接受了西方的艺术形态的中国画家,立志用西方的艺术手法来改良中国画,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虽然这两部分艺术家的艺术道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熟悉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文艺政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艺术观的了解也才刚刚开始。而来自解放区的艺术家中是没有国画家的,——只有后来从事国画创作的画家,典型代表人物如石鲁等。这些艺术家尽管他们比较熟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思想观念上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但是他们对中国画的功力不深,甚至以前也很少有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经历。这些不同也导致了这些国画家们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距离。但是他们也有各自的创作优势:来自解放区的中国画家比较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实践者,而非解放区的中国画家则在中国画的传统表现技巧方面占有优势。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真心地拥护党的领导,热情地讴歌新社会,盼望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校尉胡同北平艺专礼堂举行,出席的代表中,美术工作者88人,叶浅予任美术组委员会召集人,徐悲鸿、叶浅予、齐白石等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会上毛泽东作了简明扼要的讲话,载于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是这样说的,“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可见,毛泽东极为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建国初期,国画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因此一直得不到重视。国家要求艺术最有效地为最大多数的人服务。这样形势下的美术要求普及、一致,而不是提高和个性,在解放区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艺术形式因此成为了新政权最鼓励的样式。

1949年5月“新国画展览会”①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是为国画改造的开端。这次展览结束后,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以“国画讨论”为题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提出很多国画家“深切地感受到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他认为,改革国画的关键是“将从来是与现实生活游离的国画艺术拉到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道路上来”。因此,建议“从事国画的画家们今后在技术学习上,应该多作人物写生,抛弃那些片面的孤立的专技,培养多方面事物的描写技能。”接着,《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又发表了江丰的《国画改造第一步》。他认为此次展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些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生活的贫乏,别一个是旧形式的套用。所以还是要继续地深入生活来进行创作。第三篇讨论国画改革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50年5月 26日发表王朝闻的《摆脱旧风格的束缚》。他也认为“……要紧的是:首先要严格的深入的检讨我们的审美观念,首先要割舍尚存在的,对于旧形式、旧风格的偏爱(特别是文人画与欧洲现代诸流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论题是创作内容的变化。作者需要把握的新内容、新题材其实就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新中国的现实生活。

在1949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举办了全国美术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中国画只是一个小画种,展出作品只有39件,作者27人,不到参加展览的301位作者的十分之一。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重点表现了对新中国诞生的欣喜之情。此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农业生产、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军民关系,都是比较普遍的主题。主题的新的尝试,改变了过去那些旧的题材样式的表现,使中国画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董希文在解放前是一位油画创作者,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北平解放》(图1)采用的是水墨材料,运用了年画的表现手法,主题表现的是北平解放后,人民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的场景,但创作稍嫌粗糙。可见,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中国,艺术作品追求的社会价值要大于艺术价值。关山月的《春耕》(图2)也是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从作品的主题来看,表现的是农民们在春天耕种的景象。“春”意味着新的气象,寓含着对新中国的希望。从画法上来看,衣服采用的线描,以及平远的构图都表现了作者在形式上还在传统画法中徘徊,与他在六十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的著名作品相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处于建国初期的关山月还没有探索出一条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时俱进的作品来。宗其香的作品《修复永定河铁桥》(图3)表现的是集体工人劳动的场景,画面中人物众多,姿态各异,似乎可以看作是一次速写练习,从国画技巧上来说尚有待提高。姜燕的《翻身游行图》(图4)也表现的是革命胜利后百姓们欢庆的场面,在创作方式上采用的是将工笔画与年画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图中有众多的人物出现,但姿态各异,充天塞地的构图让人无法与古代文人画的意境联系起来。徐悲鸿的作品《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图5)也表现的是一幅群像图,作者将当时新政权建立后,人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创作技法上也稍逊于其四十年代的人物作品。李斛的《侦察》(图6)表现的也是一个革命军人与老百姓的题材。这幅作品似由写生而来,采用仰视构图,其表现手法与传统的中国画技法相差甚远,但在题材上符合新生的政权的需要。黄均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图7),题材和内容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场面,虽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亲切感,但在表现技巧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工笔表现手法,而且显示出年画的影响。因此,这些作品在表现生活和作品的技巧表现方面还有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次展览会后不久,1949年8月10日,成立了以“革新国画”为宗旨的“新国画研究会”。②“新国画研究会”在各地相继展开,在此后的几年中,它为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0年,《新建设》第一期发表了徐悲鸿的文章《漫谈山水画》,指出:“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日,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度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也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亦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之中倘有天才,希望他能写出各种英雄(如战斗英雄等)的史实,各种模范的人物凸出着我们幸运遭遇这个伟大时代。……倘从文化着眼,中国五代北宋山水,已成缥缈高峰,我们便有能力向上堆积,亦加高了有限。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豀、石涛的山水吗!” ③ 在建国初的中国美术界,要求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艺术表达、歌颂新中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现实主义的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的政权无时无刻都在关心中国画的发展。1950年2月1日,《人民美术》双月刊在京创刊,王朝闻、李桦任执行编辑,共出版6期。创刊号即发表关于中国画改造的文章。它们是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和洪毅然的《论国画家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专业刊物上首先发表的关于改造中国画的文字。李可染认为,改造国画,并不是说要抛弃国画,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国画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要改造国画,必先以进步的科学方法,批判研究遗产,尤其要着重清算在封建社会下降阶段,产生的主观主义的文人画、形式主义的八股画;反对封建残余对旧中国画无条件的崇拜,反对半殖民地奴化思想对于遗产的盲目鄙弃,我们要从深入生活来汲取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再从这新的内容产生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尽量接受祖先宝贵有用的经验,吸收外来美术有益的成分,建立健全进步的新现实主义,同时还要防止庸俗无思想的自然主义的混入。” ④李桦和洪毅然都认为,国画家的改造对于国画的改造非常重要。李桦就认为,“……要改造中国画,最要紧的还是先要改造画家的思想,换过一个新的头脑,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观,新的美学与新的阶级立场,然后具有新的内容与新形式的新国画才可以产生出来。” ⑤对于国画家如何改造,洪毅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作为国画家自己的‘自我改造’之最最重要的事,是必须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和人民大众共同进行奋斗,借以建立自己之完全地新的并完全地正确的思想、观点,坚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完成自我改造,同时也就能够批判群众的落后的残余,不至成为尾巴主义了。” ⑥这些讨论国画改造的文章指明了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在解放后与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在表现艺术的科学性、艺术的真实性上找到了共同之处。在这样的艺术思想下,1951年5月徐悲鸿还抱病到山东水利工地体验生活,为劳动模范画像。在建国初,写生还没有形成政府推动的一个集体化活动,但是这种个体的写生活动,却开启了写生的序幕,他们在写生中所表现出的生活气息和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怀影响了“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赵望云1948年远赴西部写生,其间创作了作品《新疆写生系列》(图8)。作品以人物为主,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息,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开朗的风格。而早在三四十年代年代,赵望云就开始写生,如作于1943年的《农村写生系列》(图9)。但若将这三幅作品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农村写生系列》虽然表现的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但更多一份古人的意境,有清凉淡漠之感。《新疆写生系列》侧重于人物,而《农村写生系列》则侧重于风景。建国初期的这种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促进了人物画的繁荣。

当然赵望云这样赴西北写生的画家并不多见,当时更多的是处于上海和北京的那些画家,有着娴熟的绘画技巧,但是在建国后,他们创作出的一些作品,还有着明显的文人画的趣味,还没有适应新中国改造中国画的需要。如代表性的画家吴湖帆即如是。这幅作品提名为《渔浦桃花》(图10),作于1951年。这幅画描绘的是江南三月秀丽明媚的人间胜景。春日江南,芳草鲜美,三三两两的渔舟荡漾在万倾碧波间。它的构图采用平远法,可以看出来自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作者在题记中还这样说到,“北苑诸图往往画沙一泻千里,极目大观。巨然,赵幹皆沿其法,我亦师之。”很明显,从这段题记中不难看出,他吸收综合了董源、巨然、赵幹诸家之法。

蒋兆和,四十年代以一幅《流民图》享誉全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他在建国后相比于其它的中国画家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社会。但在建国初期,他的作品虽然能够紧密联系时代,但其艺术性却不如从前。《鸭绿江边》(图11)是1950年根据照片创作出来的作品。作品反映的是抗美援朝这一历史事件,作者采用了仰视构图,作品中的三人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人物的表现手法有着典型的英雄主义的风格,虽然能紧扣时代潮流,但作品未免使人有矫柔做作之感,比起《流民图》(图12),作品在“真实”二字上大打折扣。

年画是此时期的主要的画种,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新年画的风格在此时又成为传统国画家学习的对象。众多中国画家都进行年画创作。在《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的一篇通讯中就可以窥一斑。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1、杭州美术界新的动态

艺专研究部成立以来,第一件工作,就是发动了教员从事年画创作。起初是制订年画的题材和内容,发出“年画征稿”。当由各创作小组举行年画工作讲座会,开始进行工作,掀起一个年画创作的热潮。一向画国画、油画的专家,都改变了作风,画起年画来了。不到半月,大家都已完成初稿,举行一次初稿观摩会,在两天展览期中,师生提出许多书面意见。为了使大家讨论如何正确的实践创作新方向,接着又举行了一次年画观摩座谈会,提出年画用什么形式内容最容易靠近大众的问题。大家认为这次创作,所反映的不够深入,证明作者必须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关于形式,根本上要从内容出发,而同时须顾到大众的艺术欣赏的现实基础。一般地说:要用强烈的颜色,热闹而有故事性的构图,清楚而生动的线条。大家并对一部分填鸭式,有封建意识的作品,作了严格的批评。这些年画,除一部分在浙江日报发表外,已选出七种付印,推销到浙江全省各地区。

全国美协杭州分会自成立后,它的整个工作计划中,第一件也是发动会员创作年画。定元旦举行一次年画展览,作为伉州市庆祝新年节目之一。并举办年画比赛,由评选委员会选择最优秀的作品,给予奖品,以鼓励会员创作年画的热情。(杭州艺专研究部)

李可染、潘天寿、叶浅予、石鲁等人均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创作了一些国画形式的新年画作品。比如李可染的《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1950),表现新中国融洽的军民关系,《新得的黄牛》(1951年),表现了土改运动中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黄牛的喜悦之情。1952年,他创作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获得了文化部1951年至1952年度年画创作三等奖。此外还有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1951年),石鲁的《幸福婚姻》(1952年)等等。

在潘天寿的《踊跃多缴公粮》(图13)中,作品采用的是院体笔法,尽管表现的是农民争先恐后的情境,但画面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传统中国画的意境,无法表现出与主题相符的气息来。也许这对于一个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国画家来说,进行人物画创作似乎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至少也说明了在当时,山水和花鸟画家都投身于人物画创作,将中国画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

1951年4月13日至3O日,由华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华东作品观摩会在上海举行;展出作品600余件。在这次展览会上,中国画并不引人注目,更多的中国画家采用年画和宣传画甚至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

方增先和顾生岳都是人物画家,在“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中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在建国初期,二人都创作出年画作品。方增先的作品《丰收年》(图14)更是采用年画的创作手法来说明主题。作品甚至采用了叙事性的连环画的特征,这使得作品的说教意味更浓,同时作品的用线和人物的表现以及构图方式都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表现手法。此画载于《1951华东美术作品选集》,在作品下面,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幅画的左右六幅小图,说明在生产上获得丰收必须将人力组织起来,订立生产计划,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多施肥料,修筑防堤,捕捉害虫,并创造新的生产方法,才能使产量不断提高。中间一幅描写农家的粮食获得了丰收的情况。”顾生岳的连环画作品《人民的队伍》(图15)采用的就是中国画传统。

的线描方式同时又融合了年画的创作风格。这幅作品表现的也是革命的主题,也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产物。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八幅连环画是说我们解放舟山时,有些老百姓起初还存在着害怕的心理,便不久发现部队同志们真好,帮助他们挑水、割稻、磨豆腐,并且负责处理借去的东西,他们感动了,当部队要调离的时候,一致表示舍不得离开这个人民的队伍。”作品的取材和立意都较新,与时代相契合

以潘天寿、关山月、吴湖帆为代表的注重文人画意境的画家们在国画传统技巧运用方面比较纯熟,大多数作品的线条极有功力,平远的构图方式也比较自然和谐,但由于中国画在建国初期得不到重视,很多中国画家改画年画、连环画甚至宣传画,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显得比较粗糙,创作质量也很不稳定,一些曾取得过很好创作成绩的艺术家,与其四十年代末的一些作品相比就表现出明显倒退的迹象。客观上,这与当时国画家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当时还没有成立画院,以及国画得不到重视有关。

解放初期的中国画作品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姜燕的《翻身游行图》和董希文的《北平解放》以及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黄均的《庆祝五一劳动节》中出现的情节都是大同小异。特别是象方增先的《丰收年》和顾生岳的《人民的队伍》这两幅作品除了进行大段的政治说教以外,在叙事中没有任何其它功能,艺术上显得十分苍白。

因此,此阶段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物的表现上,这种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奠定了以后“十七年”中国画的走向,中国画的社会功能性得到了强调,而艺术技巧与内容如何完美的结合起来,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探索。

① 1949年5月13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为期五天的“新国画展览会”,展出了由北京80多位画家在北平解放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创作的200余幅新作。

② 由国立艺专、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其他几个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发起并联合全市国画家成立。1952年,“北平新国画研究会”改名为州匕京中国画研究会”。次年十月,上海也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杭州在1953年成立了杭州市国画研究会,天津、沈阳、长沙、西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③ http:///pub/njlib/njlib_xbhzt/njlib_bhhl/t20050721_2512_1.htm

④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37-38页。

⑤ 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1页。

⑥ 洪毅然《论国画家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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