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创造
时间：2020-03-20 05:18: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可染是举世公认的当代中国山水画大师，大师笔耕生涯70年，他的才华和高度造诣，最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在山水画领域，同时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写意人物和牛图，与可染山水同样不朽。
如果说，可染山水的主导风貌是博大、静穆、厚重，千笔万笔不嫌多；那么，可染人物和牛图的主导风貌则是简炼、超拔、透脱，一笔两笔不嫌少。论其“繁”，可与王蒙、黄宾虹比美，论其“简”，堪与梁楷、齐白石并论。
李可染少年拜师，正式学中国画，山水画起步最早，底子最厚。18岁于上海私立美专的毕业创作，以大幅细笔山水名列前茅，当时刘海粟校长曾为之题跋。因此，可染早岁，无疑山水为先，而后才是写意人物。青年时代，学西画，攻油画、素描，进行了大量爱国抗日宣传画的创作，算来也有十年。他35岁重新回归中国画、钻研传统。40年代，重庆时期，据可染先生自述，“以山水为主，同时画古典人物、牛图、逸话故事”（《自述略历》，1977）。那时评家论其成就，多以可染写意人物为先，山水、牛图并举。50年代，画家决心从传统里打出来，又从山水这一环入手，辅之以牛图、写意人物。总之，李可染探索、开创中国画革新之路，始攻山水、人物——复攻人物、山水、牛图——再攻山水、牛图、人物。三者之间如心血循环，经历了非常有趣的轮替、往复、周流、回归的圆形上升运动。书法练功，贯彻始终。十年文革，几遭灭顶，仍苦行苦炼，书法艺术终于也自成一体一派了。从此，山水、人物、牛图和书法艺术，构成了一个有机完整、充满着创造活力、历久弥新的李可染艺术世界、艺术体系。现在，诸评家多侧重李可染的山水艺术，至于可染人物、牛图，虽众口交赞，而乏专门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或为其山水盛名所掩吧。
可染和他的写意人物
可染最早的恩师钱食芝，在收徒那年，曾作四尺山水赠与13岁的少年弟子，长跋中有四句：“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子鹏搏上，余惭鹢退飞。”
“童年能弄墨”，此句可以帮助我们寻索可染写意人物的缘起。可染7岁入私塾，堂上沉溺书画。9岁，默仿书家苗聚五笔意，写了“畅怀”两个大字，而传书名（见拙作《李可染年表》，载《李可染论艺术》）。由此，少年书家应写春联同时，也就在端阳为人们画“除灾辟邪”的钟馗了。其后，每逢端阳画钟馗，几成惯例。李可染直至晚年，仍沿此习，完成一系列不朽杰作。
可染画水墨钟馗，何以开始那么早？画兴如此浓？必须从徐州这个地方说起。离开可染出生地和家乡徐州以及徐州民俗文化，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可染艺术，特别是不好理解大师写意人物和牛图。如若走访徐州，走访李可染旧居，则可以大体揣摩李氏艺术的发祥地和文化母体了。
四分之三世纪以前的徐州，城沿是黄河故道，一片砾石沙滩，成了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有摆地摊售杂货的，有卖民间泥玩具的，有说大鼓书的，有变戏法的，还有搭台唱戏的。这也是孩子们嬉戏放风筝的好场所。可染扎风筝、变魔术的绝技，可惜都被岁月埋没了。童年伏在地上用碎碗片画戏曲人物，倒可以说是萌动未来人物画的小样和雏形。如果读过李可染在50年代所写《姑苏玄妙观——民间年画赏析》短文（载《美术》，1956．3．），就不会不惊讶，在短短不到四、五百字的篇幅里，竟把江南民间游艺描写得那样生动有致、饱含兴味和感情，艺术分析和赏鉴水平又那样高超，既可见他对民间艺术了如指掌和热爱，又可见他对实际民间娱乐活动的体验、理解之深。
徐州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也是古老的文化重镇，是民间艺术和传统文人书画的荟萃点。徐州至今留有汉刘邦大风歌石碑，有东坡醉卧的石床，以及传为东坡吟诗作画的地方——“快哉亭”，荷花池，还有放鹤亭。有古老的佛寺庙宇、塑像。这些浸透了华夏古文化精神和人民美好幻想的佳胜名迹，给可染以终生难忘的印象。李可染作为一个爱国者，热烈地、终生不渝地爱着山川乡国，爱着传统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献身，这宝贵的素质，源于徐州文化对童年可染的养育和熏陶。
李可染的父亲李会春不识字，是逃荒到徐州的贫农，先是打渔为生，后学厨师，经营一个铺面不大的饭馆。就是这位不识字的父亲和同样不识字的母亲，给了少年可染勤劳、纯朴、善良、宽厚的“家学”。李会春是一位爱讲故事、也会讲故事的长者。李可染日后成为中国画大师、直到80岁高龄，还始终念念不忘幼年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书画故事。例如，关于一位性格古怪、造诣非凡的书家写“雁门关”三字的故事：笔墨到处，发生神奇的力量，笔墨未至则光彩不生。又如，羲之爱鹅的故事，怀素书蕉、埋笔成塚的故事，这些对可染求艺悟道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师自命“苦学派”，勤奋不辍，探究艺术真谛，幼年时早藏着基因。
李可染写意人物各个时期代表作，如《东坡洗砚图》、《羲之爱鹅图》、《米颠拜石图》、《放鹤亭》、《赏荷图》、《水墨钟馗》、《钟馗送妹图》，以及80年代所作《笑和尚图》、《苦吟图》、《怀素种蕉学书图》等等，从取材上、精神上、气质上、品格上呵成一气，融为一体，无一不和徐州文化以及发自李会春肺腑的民间口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写意人物和爱国宣传画
一般认为，李可染之学习西画、创作爱国宣传画，似乎是研习国画之断层。也有人误认为，李可染是半路出家，由西画改学中国画，自然地走着一条“中西合璧”之路。种种看法不无来由，但不够准确。
这里，我们从李可染的爱国宣传画谈起。
李可染开始学西画是22岁，在国立西湖艺术院研究部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克罗多（法国油画家）诸教授。李可染谈起自己学西画、创作爱国宣传画时，曾说过一段话，很值得注意：“谈到我和张眺兄的画受到哥庚的影响，这是有的，尤其色彩方面。这一点我想加点补充：当时杭校画风基本是后期印象派，我们对此曾议论过，印象派光色和情调有可取处，但若表现新社会是不足的（当时的设想），因而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米格朗基罗、达·文西、波蒂彻利，取其严肃富表现力；波蒂彻利的画色彩单纯，线条明晰，近似中国画；此外，米勒反映农民生活，作风朴厚；多米埃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伦布兰表现力强、用笔豪放。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我离杭不久，鲁迅先生出版珂勒惠支画集，我观后认为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者，佩服之极，我离杭州后到家乡和政治部第三厅画了大量抗战宣传画，大部受珂勒惠支影响，……”（1980年致汪占非的信）。
以这封信作为一条线索，考察李可染的爱国宣传画和写意人物的艺术实践，大体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从艺术思想、创作方法角度看：李可染在家乡和三厅时期所画的大量爱国宣传画，既是他爱国热情高涨的产物，也是“五四”以来，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整体上接受民主、科学的洗礼，促使可染投向进步思潮、追求新的创作方法的结果。对李可染来说，他对珂勒惠支自始至终佩服之极，接受其影响，是自觉地意识到并强烈向往着一种表现新社会、属于未来的艺术的。这种艺术应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而他的立足点是中国画。
2．对照李可染现存的宣传画作品看：他的艺术创作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强大的表现力。线条明晰，用笔豪放，创作态度严肃，作风朴厚。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气质、情感、爱憎，也有对日寇、汉奸辛辣有力的讽刺。如《募寒衣》、《谁杀了你的孩子》，为背井离乡、饥寒交迫、惨遭屠杀的人民发出痛苦的呼吁，愤怒的吼声，强烈有力，震撼人心！《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塑造，又具有何等准确的夸张力和杜米埃式的漫画讽刺性。他对西方绘画，即使对他“佩服之极”的珂勒惠支，首先是在自己真情实感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吸收，所以未见乔装的痕迹，而具有着真正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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