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丹：从华安走出来的“战争电影之父”
时间：2020-03-24 05:15: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电影是我的生命。我爱我所选择的电影道路！” 汤晓丹，一位从华安县山区走出来的导演，驰骋中国影坛六十载。
人物简介：
汤晓丹，漳州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人。曾执导《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难忘的战斗》、《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南昌起义》等多部享誉中外影坛的战争故事片。2012年1月21日，汤晓丹去世，享年102岁。
汤晓丹生前一直惦记着家乡，始终保持与家乡亲朋好友的联系。他希望以后将自己的手稿、作品都捐献给家乡，给后人做纪念。爱人蓝为洁也表示，计划今年就把汤晓丹的所有遗物搬回云山村。
2012年，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汤氏宗亲为了却汤晓丹重修故居的心愿，特地到上海征求他的意见。事情商定之后，汤氏宗亲便开始筹资在其故居原址上动工修建。
2013年3月，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村民汤碧河和汤炳森带着我们来到了正在修建中的汤晓丹故居。
故居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外部装修，及房前屋后的周边修整事宜。这是一座具有闽南特色的五凤楼，整座楼中轴对称、层次分明，按照原先故居进行规划设计，并保留下老宅的防护墙、地基、地面，包括故居门口的小池塘。
“这个地面是原来汤晓丹家留到现在的，那时候铺的蓝砖烧制工艺都很好，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就把这些砖这一块圈起来保护着。”汤炳森说。这个故居共建了四间房间，一间用来展示汤晓丹的作品、遗物，另外两间给汤晓丹的两个儿子用，最后一间留给其爱人蓝为洁。“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来，要把他自己生前用过的东西搬回来，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对家乡的感情很深。”
新故居左侧房间的后墙上，挂着三个竹篓、一件蓑衣、一顶草帽和几件耕田的农具，其中一个竹篓底部磨破了个洞。“这是汤晓丹妈妈和他们家人以前用过的。还有外面那台吹风机，以前他们家吹稻谷都用这个机子。”
“这个窗户很有特色，像是缩小的大门。新窗户也是按照老房子里的窗户样式做的，一层是木栏，一层是双开门，还配有木栓开关，蓝为洁老师特别嘱咐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在云山村村委办公楼里，有专门一间房间展示汤晓丹父子三人的“汤氏三杰”展厅。其中，1989年10月底汤晓丹回乡的情景最多。从定格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汤晓丹在吃家乡菜、瞻仰祖祠、为母校云山小学题词，汤晓丹作品及领奖时的照片，一切恍若就发生在昨天。
1910年，汤晓丹出生前，其父汤祥纯已经离开家乡到南洋印尼谋生。其母为了筹集经费到南洋与丈夫相聚，没日没夜地帮人做裁缝活，终于在汤晓丹6岁那年，攒足了去南洋的路费。
于是，汤晓丹跟着母亲走20公里山路，从华安新圩渡口登上汽船到浦南渡口，换船到郭坑转往龙海石码，到达厦门后改登赴印尼爪哇巴城的大轮船。颠簸半个月上岸后，再坐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才找到父亲开设的杂货铺。第二年，父亲将汤晓丹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小学读书。
在南洋生活期间，汤晓丹遇到了自己艺术人生的启蒙老师——邻居德兰尼，德兰尼是一位制作木偶的艺人，他经常跟着木偶班子到附近演出。汤晓丹在自传中称：“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其父存放在货柜上一摞旧报纸中连载的连环画，让他痴迷并模仿。母亲为他买过一个玩具电影放映机，也他爱不释手。儿时的艺术熏陶，注定汤晓丹一生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1920年，汤晓丹的父亲在印尼做一些小本生意多年，但经营一直不善，只好一个人先回到漳州老家。不久之后，10岁的汤晓丹与母亲在亲人的帮助下，也一起回到了故乡。十三四岁时，一个木匠老板知道汤晓丹有很好的绘画功底，就请他去为五斗橱作画。
1926年，村中族长知道了汤晓丹画画赚钱的事，决定动用祠堂的钱，资助汤晓丹去厦门求学，让他学成后回乡办学。16岁的汤晓丹再次踏上新圩渡口，乘船去了厦门。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学校的学长常常组织师生写反日标语，并上街张贴。想不到校方迫于压力，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汤晓丹就是其中一个。而此时，村中族长获知消息便停止资助。母亲只好把汤晓丹接回华安老家，回家后他大病一场，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1929年，19岁的汤晓丹再次告别母亲告别家乡，到上海地下党一家画刊社工作，从此和家人隔断了联系。村民介绍说，汤母曾因挂念儿子经常偷偷哭泣。
他一生挚爱电影，作品近50部，从古装片、商业片，到战争片、传记片，几乎是年年拍一部，这些珍贵的影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他曾被誉为“银幕将军”“战争电影之父”。
1931年，经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沈西苓介绍，汤晓丹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4年后，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导演粤剧电影《白金龙》，电影在南洋市场上映后一炮打响。他随后转到香港以拍摄商业电影谋生，如《花开富贵》《金屋十二钗》等，并被香港的报纸封为“金牌导演”。“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还先后拍摄了 《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三部抗战故事片。
1949年，汤晓丹拍摄了解放后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胜利重逢》。这部影片的成功，让他获得了参与拍摄《南征北战》的机会，影片上映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汤晓丹成功转型为战争片导演。时隔一年，他又导演了《渡江侦察记》，据当时统计，票房收入超过一个亿，汤晓丹成了家喻户晓的“银幕将军”。但在随后拍摄《红日》时，他遭遇了极大的困境：拍摄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外景地周围的树皮、草根全被老百姓当作粮食剥尽了。一碗棒子面粥、一碗地瓜干和一个不大的馒头便是一天的伙食。由于缺少粮食，有演员在拍摄中就昏了过去。
《南征北战》是一部军事大片，拍摄时分两组：成荫负责解放军的戏，汤晓丹负责国民党军的戏。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创作方式。为了让两个组统一思想，互相了解，提高工作主动性，他把两组要拍的戏及要求分别标在两块黑板上，有的地方还画好图，让大家—目了然。并且带头做到“工作为重，不计较名利得失”，手下的人看样学样，两个组相当和谐。
不料，开机第五天出事了：那是一个大晴天，为了起早多抢拍镜头。大家搬运摄影、照明器材，准备茶水和避暑用具，随组医生背了医药箱，道具部门特别辛苦，把装满道具的大箱子一只只搬上大卡车。可能车载过重，半路时突然一声巨响，车胎爆了。当时车子正行驶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由于爆胎车子失去重心翻倒在大水沟里，几个押运人员当场受伤，立即送医院抢救。伤得最重的是道具员翁师傅，其他几个年轻人轻伤不下火线，包扎好伤口继续工作。
因为抢时间，多方面工作同时进行，汤晓丹主动承担起补戏、配音、录音乐和剪辑的工作。成荫心知肚明，非常感动，所以对汤晓丹越发信任、尊重。有一天，成荫要汤晓丹和摄影、美工都到济南去，把原来炸桥的戏改成炸坝。经过研究，汤晓丹决定拍两套方案：第一个是先炸开一个口，水流出时，游击队员冒险抢修。第二个是敌人要炸坝放水，游击队员拼命保护，敌人阴谋未得逞。汤晓丹主张用第一个方案，拍摄难度虽然大，但是银幕效果好。
随后，他又接连拍摄 《难忘的战斗》《南昌起义》《傲蕾·一兰》和《廖仲恺》等影片。
村主任汤海扬说他曾和县领导、镇领导和汤氏宗亲赴上海参加汤晓丹的追思会。“汤晓丹从不与人争名争利，一生都很淡泊很清苦，他去世前还交代爱人蓝为洁要继续为他交党费。”
在汤海扬的家里，云山村老书记汤金德也和我们一起聊起汤晓丹。1989年汤老回家乡时，汤金德30多岁，如今他已经60多岁。
1989年10月份，是汤晓丹1929年离开家乡60年后首次回故里，乡亲们簇拥着迎接他。“八十年代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小车，村里最值钱也就是拖拉机，小轮小车斗。村里的山路很窄很小，坑坑洼洼的不平整。又重新翻修一遍。”汤金德回忆说。“他回来时，我很想上去和他握握手，想叫他‘汤爷爷’，都没有机会，人太多了挤不过去。”谈起往事，汤金德现在还在因为当时没能与汤晓丹促膝长谈深感遗憾。
1993年，村里小学破旧不堪，随时都会倒塌。翻修的时候，村里欠装修工人的工钱还不上，汤金德只好给汤晓丹写信求助，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汤晓丹寄来的三百元钱。“信封还在，字也很清楚。就是信纸被夹在哪一本书里不知道了。后来他儿子和县领导回来找这封信，把我的书全都搬到院子怎么找也找不到。县领导还说我宝贵到这样子，如果放在信封里就好了。但内容我记得是很简单：他说‘我经济基础也不好，贡献三百块表示我心意。以后经济好转，我再做贡献。’他虽然给的钱不多，也是他的一片心意。他也确实没钱，一辈子都很艰苦。”汤金德说。
24年过去了，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现场的人无不动容。虽然年龄相差甚大，可汤金德对汤晓丹年轻时颠簸的经历特别有感触：他是非常朴素、善良的一个人，我对他的书很感兴趣，经常拿出来看，还叫我家里人看。
现在，汤金德家里一直珍藏着两本关于汤晓丹的书籍：《路边拾零——汤晓丹回忆录》《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对他而言，这是对这位受人敬重的同村长辈的另一种缅怀。
“现在不管是县里领导还是谁，向我借这两本都得写借条，按期归还。这些年来借书的人很多，被他们翻来翻去书本都已经快散了。”虽然心疼，但汤金德说到这些还是高兴得笑起来了。
相关热词搜索：华安，走出来，之父，战争，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