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小花》的三维解构透视
时间：2020-03-24 05:17: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电影《小花》作为文艺史发展转变过渡的标志之一，其阐释价值并未充分得以挖掘。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文本分析层面及文化形态层面三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对电影《小花》文本进行逐步深入的解构透视，解读其与国家意识形态背后的关系、从工具论走向艺术本体论探索的成就及其展示出的民间文化形态对文艺史建构的影响，力求获得其最大化真实性阐释价值及当下启示。
[关键词]《小花》；意识形态；文本分析；文化形态；文艺史建构
1979年，张铮和黄健中合导的电影《小花》，是“十七年”向新时期电影转变过渡之作，也是文艺史发展转变过渡的标志之一。影片凭借其崭新的形式和温情的内容在上映后获得空前的反响，并在次年第三届百花奖评选中荣获多项大奖。历史的30年中，影片也有点随那次获奖而盖棺定论的意味，但今天当我们揭开那层尘埃时会发现，其实它还有很多未来得及阐释的意义遗留给后人，所以不应匆匆掩埋于历史的废墟。本文便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文本分析层面及文化形态层面三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影片文本进行逐步深入的解构透视，力求获得其最大化真实性阐释价值。
一、时代需要“人情味”
“文革”后，郁结在人民心中的创伤并未随即痊愈，文艺首当其冲成为这种社会心理表现和宣泄的载体，1979年兴起的“伤痕文学”思潮即是体现。无论批评家们怎么指责这股思潮艺术上的幼稚及认识上的浅陋，都不可否认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即人们经历一场浩劫之后的惊魂未定和痛切控诉的宣泄。与此同时，刚从动荡中走出的国家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型探索来谋求国家新生，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不想让“伤痕文学”造成社会普遍沉浸悲痛而无法自拔。当时“反思”意识尚未萌发，国家亟须一种类似抚慰剂的文艺来实现其意识形态宣传。《小花》便是产生在这种意识形态历史语境下的佳作。
《小花》“取材”自前涉的小说《桐柏英雄》，之所以用“取材”而非“改编”，源于导演黄健中：“在《小花》影片里，我们对原小说采取‘取材’而不是‘改编’的方法。小说《桐柏英雄》是通过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开辟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热情地歌颂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影片里，我们则选取赵永生三兄妹在战争中的命运来歌颂革命战争。”至于为何采用如此形式，还要从影片拍摄的历史过程中追寻。其实，影片最初也要拍成战争片，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云水耀恳切建议导演张铮尝试其他角度。张铮认同了他意见，后经摄制组多数通过而尝试写战争与人的命运的关系的方案报上级审批。最初厂领导有些怕他们出乱，但得到著名老导演谢铁骊及摄影师聂晶的支持。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也予以支持，还强调提出增加“人情味”的几场戏，其中就包括为人熟知的翠姑跪行台阶抬担架上山的经典片段。
今天重新咀嚼影片的摄制过程，很耐人寻味。首先，关注当时电影生产机制。1979年的中国电影尚处于旧体制之下：
“电影局统一进行题材规划，各电影厂承接具体拍摄任务，电影发行由电影局统购统销，配合宣传需要和城市乡村的不同特点安排影片上映。”在这种体制下，摄制组成员即使有一定探索创新的想法，若没有国家支持也不可能实现。其次，国家意识形态要引导什么内容。陈荒煤曾在1983年开始对电影体制进行改革调查，以此揣测1979年时他可能已萌生改革电影体制问题。而推迟了4年，一则反映电影体制改革的艰难，一则折射出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国家意识形态最亟须解决的。文革扭曲政治对人的迫害造成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紧张，以及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状态。虽然文革结束，但仍有潜在对立隐患。国家此时迫切需要一支抚慰荆，来实现政权和社会稳定。“人情味”得到弘扬，并最终以政府颁奖的形式向全社会宣传，自是题中之意。
二、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过渡
《小花》的成功也不能忽略其艺术上的可贵探索。导演黄健中说过：“《小花》的创作和拍摄，我们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都带有一定‘叛逆’性质。”因此，影片文本本身追寻艺术表达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展示出从工具论向艺术本体论过渡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可结合电影文本做具体阐述。首先它是对十七年战争电影叙述模式的突破。可借助著名的战争影片《南征北战》与其做对比论述。《南征北战》主要是描写解放战争时发生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几个真实战例，以此来讲述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军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和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来阻击和歼灭国民党军队。整部影片视觉上展现了很多宏大壮烈的战争场面，很具史诗剧震撼效果，但其叙述模式归根结底只为清晰表达某种战略思想。《小花》则把战争设置为人物命运展开的背景，最终展现的是在战争中人物命运与战争的关系，渲染的是人情和人性层面的内容。而且，这发生于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讨论之前，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影片巧妙的故事设置，尤其是两个“小花”身份的设置，堪称独具匠心：真正的赵小花刚出生便被父母因贫困卖给别人，而当晚，何向东又欲将共产党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赵家收养董红果，并改其名为小花。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赵小花到部队寻找哥哥赵永生，不料赵永生负伤掉队了。小花没找到哥哥却偶遇生母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但因被人多说长得相像，周医生便认小花做了干女儿。真正的小花被卖后又被何向东赎出并收为义女，改名何翠姑。十几年后，成长为游击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并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小花与哥哥相逢。翠姑偶然与养父谈起小花找哥哥的事情，才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来翠姑在一次战斗中为营救小花而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小花和亲生父母相认，并陪同赵永生去医院和何翠姑兄妹相认。可以看出，在这个故事叙述中，充满了巧合、误会和暗示，从而把故事讲述的既曲折而又离奇，很具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故深得观众喜爱。
再次，综合运用了多种电影艺术技巧。影片多处运用象征性镜头，如开始以鸟巢被暴风雨冲垮的镜头特写来象征当时战乱的社会中普通家庭的崩溃与离散。而这一镜头又交叉闪现在开头赵家卖女和何向东抱董红果寄养赵家的故事叙述中，更是通过二者互相映衬来展现这种深沉的象征意蕴。又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赵母的幻想性镜头，实质是在象征着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尤其那镜头总是出现在何翠姑在场时，其实已经把那个镜头的幻象转移到实际的人身上，含蓄表现一种性爱倾向。影片还在叙述中穿插很多写景场面，使得电影叙事张弛有度的同时也提升了影片的视觉美感。影片的音乐运用也是一大亮色。如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歌词其实是故事情节的浓缩，曲词委婉、细腻，不同于以往战争片惯用高昂的旋律，再配合着李谷一清脆的唱腔，可谓是莫大的听觉享受。尤其此主题曲旋律一直作为主题背景音乐响彻影片中，更是能把歌词的内容形象化视觉展现给观众，更使得
他们在看影片过程中有无穷的回味。此外，早已被熟知的“电影语言上汲取了新浪潮和意识流电影的某些长处”，本文不再赘述。
三、民间文化的隐现及文艺史建构
陈思和曾发现：“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小花》也具有显隐两重文本结构。其显形文本结构与以往的战争片一样：塑造英雄形象，表现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展示党的英明战略和策略等，表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而其隐形文本则是性爱叙事，曾被誉是“中国当代电影最早一部较为明显地涉及性意识的影片”，而这是通过民间文化形态折射出来的。影片主要人物设置为“一男二女”的通俗模式，名为兄妹关系，实质上影片过程中并未存在过一个真实的“妹妹”身份。这样，“一方面，男女主人公相处时由于彼此没有意识到双方是具有血缘的兄妹关系，无疑将容易萌发一种性爱的意识，迎合了观众的欲望的眼光；另一方面历经长期的性爱禁忌之后，作为新时期中国性爱意识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对性爱意识的表达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最能体现这点的是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民歌表面上叙述血缘上的兄妹情，但我们都知道在民歌中“哥”“妹”向来是恋人的称谓。
更大的阐释价值体现其对文艺史建构的重新认识。新时期初期尚未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艺思想，国内并没有理论武器来进行颠覆旧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民间文化则趁此间歇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个角色，以其固有的鲜活性、颠覆性和世俗性冲击着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即使后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涌入并消化吸收，新时期文学也从未割断民间文化影响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在新时期的重要源头则是电影《小花》。《小花》的温情主义是自然的人情，它对性爱的叙述是含蓄的，其民间文化意识的流露也是不自觉的。这既在延续十七年文艺中固有的隐形文本对显形文本所体现的僵化意识形态的不自觉颠覆，也是昭示着新时期中国文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它不同于十七年文艺的意识形态化，也区别于文艺的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艺的主流形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历史：意识流即便挂上“东方”的标签，在初期仍广泛不被理解；现代派试验始终充满着真伪之辨；先锋试验总是匆匆地夭折……在弱化了意识形态性以后，民间文化意识也一直不自觉地抵抗着西化的意图，1985年形成所谓“寻根”与“现代”的鲜明对垒即是明证。今天再审视“寻根”的意义会发现，其实所寻到的“根”就是民间文化，其意图就是要求深植民族土壤使得民族文艺自然生长。而此后现代及先锋试验滑向边缘，新写实主义渐渐与意识形态鼎足而立。其实是民间文化逐渐强势的显现。
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已经对上述脉络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电影《小花》昭示出新时期文艺民间文化路径的脉络，同时也揭示出民间文化的本身缺陷。民间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可具体是什么，却没人说得清楚，这恰恰反映的是其很强的集体无意识性。影片在这种含混中获得成功，但这也恰是要反思的：既然是集体无意识层面，肯定缺乏行动的明确性。当其和意识形态不冲突时还好，若一旦冲突，是否能有效抵挡国家意识形态?电影《小花》已告诉我们：個人权利要求若与意识形态不合拍时，仍旧不能正常表达，只能曲折反映。而真正能与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识，而这恰恰是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所未指明的，也是中国当代文艺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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