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影视作品叙事转换的现代性阐释
时间：2020-04-15 05:2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影视作品和小说文本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小说《围城》在20世纪80年代被拍摄成连续剧，对小说作品中的“现代性”阐释进行了必要的叙事转换，在主题体现、叙事手段、细节把握等方面使读者重新收获了体验和领悟。
关键词：现代性 影视叙事 小说 文本 叙事转换
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产出了大量由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作品，《四世同堂》《红楼梦》《西游记》《家春秋》等，电视剧《围城》1989年在无锡中央电视影视台基地开始拍摄，1990年拍摄完成。刚刚接拍《围城》时，演员和导演们并不熟悉钱钟书及《围城》（导演黄蜀芹、主角李媛媛曾如是说），但很快就被其中幽默睿智的语言和对于现实生活的困境的反映吸引住了，短短的十集，云集了之后很多的影视大鳄，陈道明、李媛媛、葛优、吴贻弓、沙叶新、英若诚、英达、吕丽萍、史兰芽、吕凉等，他们精湛的演技促成了《围城》的热播与好评，很多人争相阅读原著，《围城》由此而声名大噪。
与此同时，一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逐步影响到了内地，一些并不为人熟知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挖掘和审视。1987年4月小说《围城》被南京广播电台录制成长篇评书。有着前期的铺垫，1990年拍摄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围城》就显得更为成功，当时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一部文学作品成功地完成了从文本叙事到媒介叙事的转换，许多地方得到了钱钟书夫妇的指点、鼓励和赞许，虽然钱钟书曾经认为这本小说并不适合拍成影视剧。从此以后，《围城》的受众范围从小众的知识分子群体扩大为大众化的平民群体，一时间关于“围城”的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内容，之后经过数次重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作品本身。所以，从学术精英到民间百姓，人们都重新认识了钱钟书，这种重新的认识，是在沉寂了三十年后的重新解读，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变。
一
这种整体性的转变，在影视审美艺术上主要突显为“现代性”得到了人们的重新体验：人的感知、欲望、灵肉、智慧等被从新唤起，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解读；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进行了进一步的体认；人们的審美志趣和审美评判跳出了非黑即白、惩恶扬善的惯常思维等等。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现代性”的体验构成了对《围城》多重主题的解读，如婚姻主题、人性主题、新旧时代主题等等。
电视剧《围城》在现代性的主题体现方面，对于人性人情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琐碎的婚姻生活，每个男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方鸿渐，每个女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孙柔嘉，也只有身处这场漫游中才能感受到作品的真实感和生活的虚妄感。方鸿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江南小县的一个传统而保守的大乡绅家庭，其本质上侠义、老实而毫无城府，但是性格上却有着玩世不恭的成分，在他身上新潮和传统、信义和幽默常常交织在一起。应该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涉险过河片段，陈道明演绎的方鸿渐畏畏缩缩，他一路颤颤巍巍地跟在孙小姐之后，赵辛楣打趣说：“孙小姐，是你在前面领着他？还是他在后面照顾你？”方鸿渐立马抖机灵说：“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既是恭维也是实情，更能显示出谦谦君子之风。但是当他面对苏文纨的矜持和心机、唐晓芙的隔膜和误解、孙柔嘉的娇作和掌控、高松年故作善意的耍弄的时候，又似乎是那样的猝不及防，感到无可奈何。方鸿渐始终处于夹缝的尴尬处境，当他面对乡间落伍时交织的尴尬、未婚妻周家“有条件”（以后娶了的老婆必须做他们的干女儿）的关爱、三闾大学的钩心斗角和帮派林立的时候，一向能说会道机灵聪明的他，到了关键时候就又显得书生气，骨子里的正义感、道义感让他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陈道明的表演精湛到位而又随兴自如，无奈的眼神和嘴角、落魄的头发和长衫，把方鸿渐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展现得活灵活现。
然而，清高使他错失良机，退缩使他阴差阳错，漫不经心又使他什么都抓不住，“兴趣颇广”“生活懒散”的他经过四年的留学经历，早已看透明白了所谓的西方文明也不过如此，所谓的博士头衔也只是唬唬人的，他把留学比作出“痧痘”，出过就有免疫力了，至少以后面对一些洋博士不会内心自卑。目的过早地消解造成了他对什么都无法坚持到底，选择放弃和逃避是常事。当然有人会说，无论坚持与否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孙柔嘉还是会和他离婚，即使是唐晓芙，也保不定婚后还是像换了个人。钱钟书在《围城》中道出了人生的荒诞，但是他自己对于婚姻和事业，有着持久的坚持，他和杨绛的百年好合以及晚年《管锥编》便可以明证。人要做到真正的明智并不容易，常常因时因地而有所局限，也许再坚持下去，就会有突破的可能，达到“无可无不可”的境界，无论身处围城之中，或处围城之外都可以泰然自安，这也是钱钟书给方鸿渐名字取义“渐”字的含义所在。
二
影视作品与小说的亲缘关系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就已显现，那时起，影视作品和小说文本之间就已经不再是母子的简单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鲁迅、施蛰存、刘呐鸥、田汉、张爱玲、夏衍等一批作家就非常喜欢看电影，编剧导演一方面从这些小说家的文本中吸取着丰富的文学艺术滋养，而作家们也在对电影的津津乐道中获得一定的灵感和启发，影视再创作成为影视叙述和小说文本叙述之间的桥梁。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影视叙事的现代性和文本叙事的现代性可谓同根同源。而现如今，小说的文本叙事艺术逐步被边缘化，影视叙事、网络叙事逐渐获取了更多的受众，它们综合了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手段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另一方面，也能激发人们萌生了解文本母体本身的念想。这个时候，影视叙事再创作又成为文本叙事主体、影视叙事主体、文本叙事客体、影视叙事客体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就必须做到四者的和谐统一。
正因为影视艺术是一种利用声光影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媒体艺术，其叙事方式的独特性需要运用一些必要的技巧进行改编，才能使“冲突”更为集中，从而获得戏剧化的效果。去往三闾大学的路途辗转颠簸，又夹杂着战乱空袭，其一路艰辛可想而知，但那辆摇摇晃晃的大巴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与滑稽好笑的背景音乐、毕克沉郁浑厚的旁白声音相配合，更显示出了人们内心对于现实无奈的自嘲与幽默，音乐的渲染推进了剧中诸多人物的这种情绪。而苏州寡妇、黑框眼镜范小姐、吝啬鬼李梅亭、马屁精顾尔谦、充楞大骗子韩学愈等人的形象塑造，原小说中的揶揄和比喻在影视叙述中通过画外音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略带着夸张的举手投足，增加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效果。
关于文本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转换，有人将此比作翻译。但是笔者认为两者更有其不同之处，前者需要编剧和演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还原作者在创作中所存有的意图，并且带着观众直接进入一个真实的场景，而翻译仅仅是从一种国别的文本转换为另一种国别的文本，彼此之间带有翻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想象，但绝无将读者带入真实世界的可能。在影视艺术中，观众更希望通过直观的声光影的变化，来获得故事情节以满足审美享受。现代性的文本叙事到影视叙事的转换，应是编导站在对于作品整体审视和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影视媒介所具备的独特的声光影的配合或烘托来进行，如果说文本叙事的审美必须通过人们的想象来完成，那么影视叙事的审美要综合运用多种感官来共同完成，前者是内容大于叙事手段，而后者则是内容体现在手段和方式当中。
20世纪80年代的编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可能地去接近原著本身，尽可能地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和艺术魅力，采用合适的叙事手段、叙事方式来还原。电视连续剧《围城》也是如此，较为忠实地体现和还原了小说中的“现代性”，将原本一本正经的东西撕碎了展示给人们看。“大学教师”和军痞、商贩、行人、小偷、妓女一样地匆匆赶路，一样的饥肠辘辘，到处寻觅食物，体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群东奔西走的逃难小人物的无奈。每小时走慢七分钟的那一口老式钟刚开始还有人去调整，到后来连调整的欲望都没有了，“钟”在连续剧中出现了好几次特写镜头，忠实地体现了在小说中的寓意，象征着结结实实的固有传统，哪怕走慢五小时，也被视为“走得很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视之为传家宝，在最后，点睛之“镜”——在旧机器上修缮，终究还是走慢，终成古董。
当然在基本忠实于原著的同时，编导在一些细微之处做了些处理，比如“锡亭站”的暗示、阿刘手中的发夹、藤条扎的长桥变石墩子等等，这种细小的改动有些属于编导对主题的再深入；有些是受限于拍摄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些是根据影视媒介的特点，無法更多地容纳文本叙述中幽默智性的语言，淡化小说文本中那个全知全能者的存在，而是通过演员的一愣神、一微笑、一干咳、一撇嘴来表现，这样的小动作把人物性格诠释得非常到位。
基金项目：1.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作家与无锡区域文化研究”（批准号：15ZWB004，主持人：胡晓文）的阶段性成果；2.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专项基金资助，可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4年度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的通知》[苏教师〔2014〕23号]文件
作 者：胡晓文，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旅游商贸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顾雨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旅游商贸分院高级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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