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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与消解殖民

    时间:2020-04-22 05:19: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圣经》解读缔造了基督教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思潮,同时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世纪,《圣经》解读桎梏于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阴霾下,16世纪宗教改革改变了中世纪的局面,开拓了归正路线的解放路线。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为《圣经》解读注入了性别、种族、地域、第三世界、全球化的后殖民视角,解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圣经》殖民化解读,开辟了对话、对位、差异、互补、合作式的消解殖民视角和后殖民视角。这无疑对世界各国增进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圣经》解读 消解殖民 后殖民视角

    一、引言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正典书籍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对《圣经》的不同阐释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号,这些阐释有的被定义为和基督教正统相对立的异端;有的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发起革命并改变了西方世界;有的开辟了不同的宗教派别;有的促使了孤儿院和医院的建立。无疑《圣经》的解读关系着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正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Macaulay评论道:“如果西方文明的积淀全部消亡而只有《圣经》保留下来,那么这本书足可以把西方文明的辉煌和美丽重建起来”。《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其解读在历史上曾经掀起无数波澜。《圣经》解读的权威是神学家,还是教父;是使徒,还是护教家;是罗马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还是新教(protestantism)的诸派别;是解经家,还是普通信徒。这一问题的答复铸造了西方《圣经》阐释的历史脉络,这一脉络的运行区间趋向于不断的解放和殖民化消解。《圣经》阐释从中世纪教皇制(papalism)的霸权解读中得以释放后,回归到16世纪归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的路线,再到18世纪的自然神学(natural religion)和19世纪的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的解读,再到20世纪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和后殖民神学(postcolonial theology)的解读,《圣经》解读的张力不断解放,其殖民化解读在后殖民时期不断被冲击、对抗、甚至是消解。

    1世纪《圣经》解读的权威诉诸使徒(apostles),使徒保罗、彼得和约翰被赋予了对《圣经》话语的绝对阐释地位。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入了哥林多、安提亚直至罗马,福音这样就在整个罗马帝国广传开来。使徒不仅是福音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权威解释者。使徒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古和伊壁鸠鲁(epicureanism)、斯多亚(stoicism)不同的哲学学派辩论,解释并捍卫了《圣经》的权威地位。二三世纪《圣经》解读进入了护教时期(apologetics),查士丁、爱任纽、克莱门特、奥利金、西普里安这些护教士为《圣经》权威辩论甚至是付上生命代价,他们确立了基督教信仰的雏形。这一时期,《圣经》正典的六十六卷书得以确立,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的信仰原则形成并传承至今。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并开始了一千多年的绝对统治地位,教皇制、隐修制(asceticism)和僧侣制(monasticism)进入了欧洲,开辟了西方中世纪以奥古斯丁、安瑟姆、阿伯拉尔和阿奎那为中心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整个中世纪拉丁文《圣经》的解读桎梏于教皇手中,教皇被视为使徒彼得的继承者,他是教会的仲裁者和上帝的代言者。宗教法庭的设立和赎罪券的买卖致使教会腐败,这样的腐败使教皇的权威不断收到挑战。14世纪的英国改教家威克里夫和15世纪的改教家胡斯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序曲,为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纵观基督教产生到发展的1500年,不难看出,《圣经》解读被使徒、护教士和教皇来掌控。经文的阐释方法(exegesis)、救恩论(soteriology)和末世论(eschatology)的阐释都被教皇统治下的教会利用并被歪曲,因而形成了中世纪灵魂论买卖性和炼狱式的审判。《圣经》解读的权威无疑受教皇的利用和掌控,牢笼于教皇和罗马天主教的歪曲下。16世纪宗教改革归正神学路线的《圣经》解读和19世纪自由神学的视角促使了《圣经》解读的解放化,其解读从教皇教权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开创了诸多宗派和个性化解读的方式。二战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从性别、种族、边缘、第三世界、亚非拉、全球化的视角瓦解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圣经》殖民性解读,开辟了后殖民多元的消解殖民化的解读。

    二、《圣经》解读的解放:宗教改革和自由神学

    中世纪《圣经》解读桎梏于教皇手中,对救恩和使徒传统有着错误的认识。对于救恩而言,中世纪认为救恩可以进行买卖,活人可以为死去的人购买赎罪券来把死人从炼狱中解救出来。对于教会和使徒传统而言,中世纪形成了诸如圣餐礼、婴儿洗礼、坚振礼、婚礼等七种圣礼(seven sacraments);同时教会赞扬七种美德(seven cardinal virtues)并认为信徒只有操练这七种美德才能得到教会的认可和救赎,这七种美德分别是信、望、爱、正义、谨慎、节制、刚毅。与其相对,教会鞭挞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并惩罚违背这七宗罪的信徒,这七宗罪分别是骄傲、愤怒、嫉妒、懒惰、贪吃、色欲、贪婪。教会的圣职是由教皇委任并可以买卖,同时教会还兴起追奉圣徒(idolatry)和圣像崇拜(iconography)等运动。无论是七种圣礼还是七宗罪,无论是圣徒崇拜还是圣像运动,这都反映出教皇制下对《圣经》解读的误区和霸权统治。除此之外,《圣经》只能用罗马帝国时期通行的拉丁文,其他语言翻译和阐释《圣经》是对上帝的亵渎。绝大多数普通人由于不会拉丁文而没有阅读《圣经》的能力,即使有些人具有拉丁文阅读能力,他们也不能拥有阅读《圣经》的权柄。只有教士和僧侣才有查考经文的权利。这样《圣经》解读被教皇牢牢地控制,同时为教会的利益和教权服务。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持续了一千多年,教皇是《圣经》解读的权威和教会的仲裁者,是人类的救赎者和上帝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氛围下,马丁•路德深感教皇对救恩解读的荒谬性和赎罪券买卖的不符合圣经性。1512年,路德把揭露教会谬误和腐败的九十五条(ninety five theses)张贴在教会门上,从而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促动了整个西方教会从教皇制中解放出来,《圣经》从教皇霸权和错误的解读中脱离出来,从而得到了解放。

    马丁•路德是个修士,坚信只有通过苦修和从事圣职工作才能从地狱的审判中得到救赎。马丁•路德在阅读拉丁文《圣经》罗马书(Romans)时意识到上帝的救赎是“因信称义”,是上帝单项的作为和恩典,救恩和人的善行、苦修和教皇的赦罪无关。“因信称义”无疑否定了教会赎罪券买卖的救赎观,揭示了人的作为、美德操练和救赎根本没有关系。马丁•路德大胆地质疑否定了教皇的权威,解放了《圣经》解读的教皇化同时,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德文《圣经》的翻译促使《圣经》阅读的通俗化、地方化和广泛化。马丁•路德对教皇权威的挑战和翻译经文之举为《圣经》从教皇制的解读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发了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教皇对《圣经》解读的权威在英国受到了亨利八世的冲击,亨利八世开辟了安立甘宗(Anglicanism)。1611年在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组织下把《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英文,这就是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大《圣经》(King James Version)。这一钦定本在英国广泛推行,一直应用近三百年,这无疑促使了英国平民对经文阅读的开放化及自由化。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翻译见证了《圣经》解读解放化在英国的发展。在日内瓦约翰•加尔文开辟了对《圣经》解读的加尔文主义,这就是清教主义。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开辟了唯独基督(Solo Christos)、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恩典(Sola Gracia)、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唯独荣耀(Sola Gloria)的信仰路线。加尔文同时把《圣经》翻译成了法语,解放了拉丁语《圣经》的奴役。《圣经》解读自中世纪以来进入了解放化的人文主义时代,同时《圣经》解放化解读和各国宗教改革致使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纷纷从教皇制中独立出来。各国独立体现了《圣经》从教皇制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解放化的宗教多派别共存和冲突的时代,诸如:英国的安立甘宗(Anglicanism),苏格兰的长老宗(Presbyterianism),德国的路德宗(Lutheranism),新大陆马萨诸塞的清教宗(Puritanism),罗马的大公派(Catholicism),瑞士兴起的浸信会(Baptism)。《圣经》解读的解放化形成了派别和国别的差异,把《圣经》解读带入了解放化的阐释中。

    19世纪兴起的自由神学把个人体验、哲学思考、历史考证带入了《圣经》解读,这样《圣经》解读中注入了历史和个人因素。自由神学认为《圣经》解读要从两方面进行解放化革新。一是要从现代文化、哲学、科学的角度重新建构传统基督教思想;二是要消除层层和现代无关,或是和现代思想而言无从相信的传统信条,发现基督教的真髓。这样,自由派神学以锐不可当的趋势一扫基督教千年的正统和权威的积垢,调和和信仰与现代科学的矛盾并搭建了和谐之路。自由神学扬弃了诸多不合现代科学的信条和教义,不相信圣经是默示的,并弃绝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神性这些教义。“现代化”的解读圣经从历史的合理性、可证明性、可塑性、人本性等角度重塑基督教的现代性。《圣经》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建立起来的正统受到了自由神学的冲击。自由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宗教:致批判宗教的文化人》一书中提到宗教信仰而在于“人类生命和文化的一种基本、独特、综合性的质素”,这是完全仰赖某种无限的东西而有的感受(Gefuhl)。“感受(Gefuhl)”致使圣经客观性沦为完全主观的层面。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和20世纪的前二十年,自由派神学常被称作“利奇尔神学”。利奇尔(Ritschl)解读定义《圣经》为价值判断和一系列的价值判断,和康德一样把基督教贬低为德行的层面。他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相容的层面,科学属于客观事实层面,而宗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层面。《圣经》解读从基督教传统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个人化、自由化、主观化的解读时代。这种解读正如尼布尔(Niebuhr)宣称自由派神学是没有怒气的神,借着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工作,将没有罪的人带进了没有审判的天国。

    16世纪宗教改革把《圣经》解读从教皇制和天主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归正宗诸多派别的不同解读,并见证了路德宗、安立甘宗,长老宗、浸信宗和加尔文宗多元解读的解放局面。19世纪的自由神学把《圣经》解读置入了一个以个人经验、个人价值判断、个人体验的主观化层面,至此《圣经》解读步入了自由化的个性时代。《圣经》从中世纪教皇制的霸权解读到16世纪改教家多元归正解读,再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自由神学的个性化和自我化的解读,《圣经》解读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化的过程。

    三、《圣经》解读的消解殖民:后殖民视角

    1492年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殖民化,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成了殖民化浪潮的先行者。16世纪英国加入了这场殖民战争并超越了各殖民国建立了殖民霸权。在这场殖民战争中,不仅有政治上的奴役,还有经济上的不平等贸易和掠夺;不仅有文化上的殖民,也有种族的灭绝;不仅有土地上的侵略,也有精神上的桎梏。在殖民过程中,西方殖民者把未被基督教触及的地域称为蛮荒之地,在那里居住的人被认为是野蛮的种类。为了开化这些野蛮人,殖民者推行了宗教政策。英国针对非洲部落的黑人宣教,西班牙、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中宣扬天主教;英国在新大陆执行清教主义的精神;法国在密西西比沿岸和五大湖区推行了天主教教义。这样殖民者把基督教的诸派别强权的推行在亚非拉大洲的被殖民者身上,这些被殖民者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原始信仰。有些地方杂糅性地接受的基督教,有些地方完全被同化。无论是杂糅性地接受还是完全同化,被殖民者根本没有和西方殖民者相对抗的能力,甚至是话语权。在宗教推行过程中,亚非拉是没有声音回应的存在,是窒息的生命体。殖民化过程大概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殖民,这一时期从15世纪起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一时期欧洲以重商主义为中心建立其统治,其代表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第二阶段是殖民高潮阶段,这一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主要是各帝国工业资本的垄断和商业资本的垄断,其典型代表是英国。第三阶段是殖民晚期,这一时期是指20世纪中叶殖民的结束后殖民和帝国文化对被殖民国的继续影响,其代表是美国。随着20世纪中叶殖民主义的结束,各个被殖民国纷纷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这些曾被殖民的国家开始文化的独立,他们的话语权开始建立并释放出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领域兴起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殖民是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对抗、反叛和解构。后殖民者大都来自曾被殖民的亚非拉,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和《文化和帝国》揭示了欧洲中心化的西方殖民解读对东方的压抑和贬低,从而提出了“对位解读(contrapuntal reading)”,这种解读消解欧洲中心化和殖民化。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地位》中阐释了杂糅性的多元解读,对抗并消解西方霸权。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从女性、权利、种族角度颠覆西方殖民化的解读方式,开辟了解构式的差异性阅读(differential reading)和干扰性阅读(interruptive reading)。同样,《圣经》解读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其解读方式给西方主导的《圣经》解读注入了对话(dialogical)、对位(contrapuntal)、对抗(conflicting)、差异(differential)、解构(deconstructive)、无中心(decentering),性别(gendered)、种族(racial)性等因素,同时把《圣经》从欧洲中心化的解读带入了一个世界化的视角(global perspective)。非洲裔美洲神学家W.H.Myers揭露了《圣经》历史解读,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都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欧洲中心化的解读《圣经》只强调西方世界观而忽略他者。例如英国殖民者在对新大陆的侵犯时,把自己比喻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征服迦南地,在新大陆建立一个伊甸园式的上帝之城(a city of God)。这无疑是西方主导的元叙事,压抑了他者的话语权。非洲裔美洲神学家主张把不同信仰群体的他者《圣经》解读带入西方主导的《圣经》解读,展示其话语权和历史身份。黑人在西方主导的解读中被认为是雅弗的后裔,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被遗弃的族类。

    第三世界南非神学家P.J.Hartin提出了《圣经》解读要关照黑人群体,不能排除黑人的话语权,应把黑人的情感、身份、地位、社会性植入《圣经》解读。女权主义者K.O"Brien Wicker在其《圣经研究:女性主义视角》(《Searching the Scriptures:A Feminist Introduction》)中提出《圣经》解读是以父权中心化的(patriarchal),忽略了女性性别的话语权。女性解读认为父权解读压抑了女性身份和地位,传统解读忽略了女性特有的权利,因而女性解读相对于传统解读揭开了对抗式的阅读(resisting reading)。J.R. Levison和P.Pope-Levison把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引入西方传统《圣经》解读,认为西方《圣经》解读已被西方先见化了(prejudgement),只有全球化视角才能瓦解西方殖民化的解读。这样《圣经》解读中贯穿了全球视角,《圣经》解读形成了全球化和消解殖民化的多元局面。神学家B.K.Blount从边缘化(margin)的视角解构了西方殖民化的中心(center),主张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分解欧洲中心化和殖民化的解读方式。

    二战之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冲破了西方殖民主义对《圣经》解读的牢笼,曾被压抑的第三世界、亚非拉、女性的话语权回归到《圣经》解读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化的视角。《圣经》西方殖民解读已被瓦解,其解读进入了一个殖民消解化的动态、多元现状。以欧洲中心化、父权化、殖民化的《圣经》解读受到了种族、性别、地域的挑战,殖民化的解读已被消解。毋庸置疑,后殖民时代《圣经》解读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视角、开放化的《圣经》解读的共鸣时代。

    四、结论

    一世纪《圣经》解读权诉诸使徒,使徒是《圣经》解读的权威;随着使徒时代的逝去,二三世纪《圣经》解读归属于辩教士,辩教士是《圣经》权威性对抗希腊罗马哲学、神话的护卫者,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建立了西方释经学和神学传统。四世纪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中世纪《圣经》的教皇制解读拉开了序幕,这种霸权解读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才得到解放。不同派别的解读开辟了归正神学的解读,宗教改革解放了教皇制的桎梏,形成了长老宗、路德宗、浸信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多派别解放化的解读。19世纪的自由神学进一步革新了《圣经》解读,个人情感、个人价值和个人经历为《圣经》解读注入了个性解放化的时代。宗教改革和自由神学对《圣经》解读的解放只停留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二战后宣布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结束,从而《圣经》解读进入了殖民消解化的后殖民时代。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女性这些曾被压抑的声音开始回归,质疑西方殖民者对《圣经》的霸权解读并关注种族、性别、地域、文化等因素,从而形成了后殖民时代对抗、对位、差异、多元的《圣经》解读。后殖民《圣经》解读解构、消解了西方殖民化对《圣经》的解读权威,开辟了全球化的视角。《圣经》解读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使徒时期、辩教时期、教父时期、教皇时期、改教时期、自由神学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圣经》解读的历史过程无疑见证了一个不断解放和殖民消解化的发展区间,这毋庸置疑地丰富了《圣经》解读的多元美丽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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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及跨文化英语教学实践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0BYY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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