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中上帝观的演变

时间：2020-04-22 05:20:2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上帝观念不仅在宗教领域，而且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何理解上帝观念决定了某一特定时期哲学思考的基本特点及其基本致思理路。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无不显示出西方哲学中的上帝观念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是不断发展转化的，它所反映出的是上帝观念的不断理性化进程。就总体而言，上帝观念在西方哲学中经历了从最初自身内涵的哲学化，到中世纪哲学中上帝观念的信仰化再到近代哲学中上帝观念的理性化三个阶段。特别是到德国古典哲学那里，上帝观念抑或在康德那里成为道德悬设的最高准则，抑或在黑格尔那里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与终极价值。这也就是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上帝已不仅仅是作为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上帝，而是逐步演变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化、人本化了的上帝，上帝更多地承担着终极原因的角色。基于这种上帝观念内涵的不断理性化演变，实则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西方哲学自身发展形态的演进历程。

[关键词]西方哲学；上帝观念；绝对精神；演变

[中图分类号] B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112-06

西方哲学中的上帝观念几乎关涉到西方哲学中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基本问题，这一观念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演变。因此，要深入把握西方哲学精神，就有必要对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变化做出考证与分析。本文认为西方哲学的上帝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总体上经历了从上帝观念的哲学化、信仰化到理性化的过程。而这种上帝观念自身内涵的不断理性化转变，实则也折射出了西方哲学自身发展形态的演进历程。

一、古希腊哲学中的上帝观念

哲学诞生之初即与神话、原始宗教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特征也体现在作为哲学的源头的古希腊哲学中。古希腊哲学正是从原始宗教中逐步超拔出来的，而最初的哲学家也是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中进行思考。在古希腊哲学中，上帝观念是哲学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随着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

泰勒斯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就提出了神的观念，他指出“万物都充满了神”[1]22，“神就是宇宙的心灵和理智，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精灵，正是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潮气，一种神圣的力量贯穿了宇宙并使它运动” [1]23。由此可见，在这里，上帝的观念具有朴素的泛神论色彩，神是宇宙的心灵和理智，它弥散于宇宙。它像无所不在的潮气，贯穿于宇宙并使它运动。在泰勒斯那里，神的存在并不是如日后哲学家那样作为最高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更多的是将其理解为一种解说万物源由的物质实体，但这种解说已显现出背离原始宗教的倾向。同样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认为无限是万物的本原，“‘不生’‘不灭’‘包容一切’以及‘支配一切’……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这无限就是神”[2]。可见这种上帝已不像宗教中的神，而是对最高存在的一种哲学表达。

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对传统宗教中神的观念提出批判的是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首先他批判了传统宗教神话中神的不道德性，指出“荷马和赫西阿德把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3]。其次，他对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凡人们幻想着神是诞生出来的，穿着衣服，并且有着同凡人一样的容貌和声音”，并进而指出如若人都按自己的形象设计神，那么将会是“假如牛、马和狮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去画和塑像的话，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出、塑出马形的神像，狮子画出、塑出狮形的神像了”，而“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特拉基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 [3]29。最后，他对神像人一样诞生和神与神之间的统治关系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说任何神灵要服从一个主人是渎神的” [4]203。克塞诺芬尼对希腊人先前神观念的批判极具革命性，他指出真正的神应是“唯一的神，在所有神祗和人中最伟大，无论是形体还是思想都和有死亡之物不同” [1]86，它是全视、全知、全闻的。克塞诺芬尼认为真正的神是永在一地点、永不运动，而且神毫不费力地主宰一切，在他看来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对神来说是不适合的。由此可见这个神是唯一不动的，永恒地主宰一切，他不是创生的神而是哲学认知对象的最高表达。而克塞诺芬尼的学生巴门尼德则将这个神的所有属性赋予“存在”，存在是唯一的、完满的、不动的、永恒的，它是对事物属性最为普遍的抽象和概括。巴门尼德这种极具哲学意味的“存在”（神），几乎脱离了神话宗教观念，而变成哲学意义上的最高存在。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继承苏格拉底的哲学理念的同时，也继承和完善了苏格拉底的方法。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却没有把“普遍”从“特殊”事物中分离出来，而柏拉图则完成了这一环节，进而构成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理解其上帝观的核心。理念的原义是指“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理念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作为终极解释的最高实在。理念是自身完满的存在，是类概念，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而感觉事物则是多，其存在依存于理念。在对理念的认知问题上，柏拉图通过灵魂转向说和回忆说来解决理念的认知问题，认为理念是可知不可感的，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事物的共相和最终根据。但在柏拉图那里，作为普遍性的理念与个别事物是相分离的，理念又如何影响可感世界呢？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分有说和摹仿说。分有说认为具体事物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共同的理念，“如果在美自身之外还有美的事物，那么它之所以美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分有美自身。每类事物都是如此” [1]265。摹仿说则是造物主根据理念来创造具体事物，“木工是根据理念来制造我们所使用的桌子，按床的理念制造床，按桌子的理念制造桌子。其他事物亦同样” [1]323。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摹仿说与分有说并无本质的区别，摹仿是有造物主的摹仿而分有则是无造物主的分有。柏拉图在其思想发展的中、后期，日益发觉由于他将可知不可感的理念世界和可感不可知的感性世界相对立，最终导致了无论是摹仿还是分有说都无法解决的理念论诘难。他对理念论的这一反思集中体现在《巴门尼德》篇中，在其思想发展后期则尝试用通种论等相关理论解决理念论危机。而柏拉图对上帝观念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宇宙生成学说中，他指出整个宇宙不是永恒的，而是被创造的，而创造者在创造宇宙时一定以一个理念为原型。神是理念和创造物的中介，但仅有理念神还创造不出宇宙，它还需材料和场所。可见上帝在此只是动力和中介，最高的存在是理念。柏拉图的神是哲学神，道德神，它不是万能的，而是需借助外物来创造宇宙的。

作为以往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建立在对柏拉图理念论反思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对神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实体学说中，他将实体分为非永恒的感性实体、永恒的感性实体天体和不运动的永恒实体。对于这种不运动的永恒实体，本质即是现实性，其无任何质料和潜能。源于如果是潜能，其即是运动的，即不具有永恒性；而若是有质料则就会受到时空的限制。正是由于它的完全现实性和无质料的纯粹性，使它成为事物运动的第一动力因。这一动力因是被向往和思想的对象，它是“最佳最高者，由此所启之思想方为嘉想” [5]。在这里，思想和思想的对象是同一的，是思想的思想，这个存在即是神。这个神“在更佳更高之处。生命固亦属于神。生命本为理性之现实，而为此现实者唯神；神这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 [5]。就此，黑格尔曾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神是纯粹的活动性，是那自在自为的东西；神不需要任何质料” [6]。显然这个神已非宗教意义上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神，它既是逻辑分析和思想产物的代名词，又是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对象的高度统一，还是第一推动者、是纯形式、是最高实体、是至善。至此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从宗教神话中的上帝到哲学化中的上帝的最后一击。

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泰勒斯将神从宗教神话中进行逐步无意识地分割，直到亚里士多德最终将上帝观念哲学化，完成了上帝观念在哲学领域的首次变革。上帝完全成了形而上学的另一代名词，是哲学家们的上帝。亚里士多德将最高的哲学原则或实体冠以上帝的名称，在物理学之外设立了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也为形而上学同各种宗教神话的交流与融合开辟了道路。希腊哲学中的上帝虽多自然性，但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上帝已凸显出理性化的端倪。

二、中世纪哲学中的上帝观念

我们一般所指的中世纪哲学，是指以基督教哲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哲学形态。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哲学前后延续达一千多年，既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教父哲学、经院哲学，也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哲学思想。这也就是说，中世纪哲学包含希腊哲学之后和近代哲学之前的以基督教哲学为主体的哲学思想。在这里需强调指出的是，基督教哲学的产生，一则源于《圣经》与希腊哲学的可比性，二则源于保罗希腊人与犹太人的双重身份，三则源于基督教抓住了希腊哲学中神的非人格性，而“非人格的神缺乏宗教崇拜所需要的感性特征，人不能崇拜他无法感知的东西” [7]。上述三个因素，是促进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相结合，进而产生独特的中世纪哲学的重要原因。如若说在希腊哲学中，神或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推动者而非创造者，是逐步哲学化的上帝，那么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中上帝则是全善、全知、全能的，是绝对化信仰中的上帝。

在基督教哲学早期形态的教父哲学中，以查士丁等人为代表的理性辩护主义者，在利用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相似之处为基督教辩护的同时，强调基督教高于希腊哲学，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督教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而希腊哲学则只在一定的程度上认知上帝。与此相反，以德尔图良等为代表的信仰主义者则认为哲学是“人和魔鬼”的学说，异端是哲学教唆出来的。作为极端的信仰主义者，他们不仅反对希腊哲学，而且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进而突显信仰的地位。特别需指出的是，德尔图良首次提出了三位一体观念，他指出：“所有（三个：父、子和圣灵）都是属于一位，因为在本质上是一；尽管这个分与的奥秘仍然要谨慎保护着，这个分与把一区分为三，按照程序有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然而，这三并不在于形态，而在于地位；不在于本质，而在于形式；不在于能力，而在于方面。但是，这三同属一个本质、一个形态与一个能力。” [8]德尔图良第一次对上帝的三位一体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而与此同时作为“东方德尔图良”的奥利金对于上帝的论述则明显有新柏拉图主义对其的影响，他认为神是灵和智慧，单一、无形体、恒在、不可知的，上帝是全能的，但不代表任意，他的上帝具有神秘主义倾向。

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张“信仰后再理解”，他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照罗提诺的哲学和犹太哲学家费洛的某些观点加以改装、糅合，宣称上帝就是‘太一’，是万物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9]，并在此基础上对上帝的“三位一体”观念进行了系统地论证。他指出上帝是永恒和超验的存在物，是全知、全善和全智的，他具有绝对的统一性和绝对的智慧。他具有绝对的自由和神圣，他具有一切事物的理念和形式并合理地创造世界、时间和空间，而上帝却不受时空限制，他是无所不能的。奥古斯丁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对人的思索有助于领会三位一体，他认为就像人的生命由存在、认识、意识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离的本质一样，上帝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每一位格中都构成了完满的存在。而三位一体从某种意义上又是人的理性所无法说清楚的，奥古斯丁将其归为神秘，认为“即使有人在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决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10]。由此也可见，奥古斯丁的“信仰后再理解”可以说是对基督教哲学中上帝观念态度的集中表达。在上帝观念的论证中不同于希腊哲学路线，缺少理性的分析和逻辑的证明，往往信仰和神秘多于理性。而在教父哲学之后的经院哲学，则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哲学论证和系统的理论表达。经院哲学对于上帝的论证从基督教哲学内部来说，它巩固了神学学说，但从整个哲学史的发展来说，由于在具体的上帝论证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和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思想，从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上帝的全知全能观念，客观上促进了上帝观念的理性化。

作为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最早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安瑟尔谟指出即使那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愚人，也不能否认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不能设想比之更伟大的东西，而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它就不能仅仅在心中存在，因为，即使它仅仅在心中存在，但是它还可能被设想为也在实际上存在，那就更伟大了。所以，如果说那种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只在心中存在，那末，凡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就是相同了。但是，这明明是不可能的。所以，毫无疑问，某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是既存在于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 [3]241-242。由此这个无与伦比的东西不管我们将其称作什么，它实质上只能是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托马斯则认为不完善的人无法认知上帝，他认为对上帝的证明必然采用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后天证明。托马斯由此提出了从依据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事物动力因中的第一作用因、从偶然到 “必然的存在”、事物存在等级的完善性、世界的目的性[11]等五个方面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他的这五个方面的证明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几乎都能找到。这种证明依据经验事实的必然性，指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这些经验事实将无效。也可看到这些证明实质上都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即是直线式逻辑，如果是网状的或发散性的，那么这种证明就会遭到质疑了。

中世纪哲学从上帝的绝对化到三位一体以及上帝存在的证明，体现了与希腊哲学完全不同的认知理路。从总体上说它追寻的是绝对信仰化的人格性上帝，这与希腊哲学中非人格的上帝是迥然有别的。但中世纪哲学特别是经院哲学由于对上帝存在、三位一体等上帝观念论证的需要，导致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发掘和对辩证法的重视，这也直接动摇了上帝观念的信仰化理解，进而间接推进了上帝观念的理性化理解。

三、近代哲学中的上帝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将古希腊哲学的总体特征归结为“本体论寻求”，那么近代哲学则可概括为“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就是对认知主体的自明性前提进行反思和追问，他将理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世纪哲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传入和人们对辩证法的重新重视等间接地削弱了上帝信仰的绝对化。而随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中对人和自然的发现，进一步促进了基督教哲学中上帝观念的破解，上帝观念表现出自然化和人本化倾向。这实质上都可以归为一点：随着近代哲学的理性化进程，随着人们将理性作为审视一切的标准，人们在对上帝观念的理解与诠释中也逐步走向理性化进程。

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近代哲学可简单地概括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冲突。实则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同是大于异的，他们虽就知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方法等有分歧，但实则共同代表和体现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上帝观念在这两种分歧中虽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主题是相同的，即上帝的理性化。经验论者主要以培根、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为代表，其将实验科学作为知识的模式，提倡观察和实践，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重视或然真理，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如培根反对经院哲学家从哲学的原理中推导出基督教真理的方式，他认为理性和信仰是不能结合的，他“对待神学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淡漠的态度” [12]。他反对上帝的全知、全善和全能，他认为上帝只是第一推动因，除此之外自然是自己的原因。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物质是万物的本原，它不为其他本原所决定，而且是自身就具有能动性的。由此可见在培根那里上帝只不过是一个第一推动因的虚词。霍布斯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表达方式，他将实体等同于物体，认为没有无形体的实体，只有物体。按此推断下去则上帝只能是一种有形体的自然存在。洛克则认为人心中并没有一个天赋的观念，任何观念都是源于经验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复合性的观念。上帝只是为人类建立了一种社会法则，并用以维系这种社会法则。而在休谟那里正如他颠覆传统因果论一样，他批判了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对上帝的存在本身持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由此可见在经验论中，从培根到休谟采取了一种对信仰化的上帝观念逐步消解的方式。

而唯理论则主要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为代表，主要表现为以数学为知识的模型，推崇数学的方法，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必然真理作为知识的目标，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安瑟尔谟的翻版，上帝在笛卡尔那里更多的是解决身心二元论的称谓。斯宾诺莎看到了笛卡尔由身心二元论所带来的哲学困境，他建立了一种泛神论的上帝观。斯宾诺莎认为尽管身心是两个不同的属性，但他们都统一于一个实体——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属性，身心只是其中的两个属性，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上帝获得至善。而在莱布尼茨那里上帝则完全成了危难时刻的救兵。莱布尼茨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单子组成的，而且是预定和谐的。当上帝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了。对此也需指出，在近代哲学中对上帝观念批判最为激烈的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但是从整体来说他们的感性情绪多于理性。由此可见在近代哲学中的上帝观，无论是经验论、唯理论还是在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随着理性的发展都在进行着不断消解上帝观念并逐步退出中心的过程。而从另一角度来说，伴随着上帝不断被逐出的过程，也是上帝观念不断理性化的过程。

康德看到了传统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分歧与不足，进而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用以为其先验哲学确立根基和方法。上帝观念在康德那里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康德认为以往对上帝的证明无论是本体论还是形式的证明都犯了“四名词”错误和超越了知性的认识能力从而造成了“理性的幻觉”。因而，康德在理论理性中驱逐出了上帝，在理论理性中并不需要上帝，“可是，当话题转到人的行为时，这里即使不到‘没有上帝便寸步难行’的地步，最高本质这一观念毕竟是顶顶有用益的……于是康德便根据这个理由，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并用实践理性，就像用魔杖一样，使得那个被理性杀死的自然神论的尸体重新活了” [13]。在理论理性中驱逐了的上帝，又被康德在实践理性中迎了回来，上帝成为道德存在的三个公设之一。在这里上帝完全成了道德神，需注意的是康德虽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完全是为了“限制理性以便给信仰留下地盘”，但他的实际效果是将上帝间接驱逐了。

黑格尔完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之间的统一，他认为人的精神是包容一切的具有实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能动主体。精神就其本性应是超出自身而仍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历程。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精神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过程，“那能了解神圣精神的能动的主观精神，就其了解神圣精神而言，就是神圣精神的自身” [14]，就是绝对精神。人自身就是绝对精神，当他认识了这种绝对之后，也就回到了自身，成为了涵盖一切的绝对精神。在这种认知中，“基督教的上帝作为最高精神实体，以及它的全部神学思辨的精神内容，便这样向人类精神复归了。黑格尔最后以德国唯心主义总结的形式” [15]，同时以辩证的方式实现了上帝的人本化，正如利文斯顿所言：“黑格尔相信，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神性—人性的基础，就置于思辨的观念之上，就置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概念之上。” [16]尽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讨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在经历了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后，最后的世界则是日耳曼世界，在日耳曼世界是将实现真正的自由，绝对精神将最终展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结语中指出，“‘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神辩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 [17]尽管黑格尔认为其全部哲学都是神正论，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具有讥讽意味的是，实则在黑格尔真正实现了上帝的人本化、理性化，在黑格尔那里一个宗教信仰的上帝消失了，新的上帝是人本化了的上帝，是理性的上帝。

总之，从泰勒斯到黑格尔，上帝观念是不断转变的，我们可以把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中上帝观的转变概括为上帝的哲学化、信仰化和理性化。而在此之中，这种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从整个哲学思想史来说上帝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哲学化直至上帝的最终理性化过程。从另一角度来说，到黑格尔哲学那里上帝已失去了中世纪哲学中信仰化的形态，这一概念也经历了一个虚无化的过程，也可以说绝对的理性神就是绝对的无神论。在黑格尔之后上帝的观念又出现了不同的景观，有否定之的也有为上帝的存在重新确立哲学根基。但从整体上来说无论是施莱尔马赫所强调的依赖感，还是过程神学所强调的过程以及近些年兴起的新托马斯主义和文化神学，它们都倾向于将上帝论证的着眼点放在一个中介的位置，而非以往宗教观念中的对立两极，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观念转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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