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冯玉祥对宗教的态度
时间：2020-04-22 05:22: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冯玉祥的一生中，与宗教有过不少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结合自身思想改造宗教；利用宗教修身养性，“正人心” 以及扩张自己的权利；允许部分宗教信仰自由。
关键词：冯玉祥；佛教；基督教
作者简介：杨敏，湖北武汉人，1983年出生，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教师，研究方向：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B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1-0185-02
冯玉祥在不同时段，由于自身的经历，思想认识上的改变，宗教观亦有所变化，在各个阶段的认识有着自己的人生印记，在对宗教的态度上也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一、改造宗教
冯玉祥对宗教的改造上主要是把传统的儒家思想融于基督教义中。尽管冯玉祥皈依的是洋人的宗教——基督教，但他并没有背叛儒家思想文化。在叙及自己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他多次谈到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不过是大多数基督徒的道德实践要高于中国人而已，可以“取人之长，以济己短”，“于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冯对一些人皈依基督教后热衷“西化”感到痛心，认为“吾国近数年来， 乃尽效法东、西洋皮毛文明，对于本国数千年遗留下之精神文明，则弃如敝履，视如粪土。训至民偷俗薄，正气沦亡，不惟不足以救国，适所以速亡也”[1]。为反对这一倾向，他告诉军中传教牧师，基督教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他办的一所传道学校中，学生既要学圣经，又要学儒家经典。通观他所倡导的博爱、利他、大仁、大义、大忠、大孝等，都没有超越儒家道德的规范。冯皈依基督教的这一特点，是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本土化的趋势相一致的。
二、利用宗教
1、利用宗教修身养性。
冯玉祥十分讲究个人品性修养，追求“进步”。他常常激励自己“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于古人争”，“进德修业须及时”，“道德积身惟敬诚”[2]。虽然冯玉祥对宗教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无论是“佛教”中的“性善”，“行善”，还是基督教中的“为国为民”，都成为他选择这些的基础，反过来，在信教过程中，这些教义又促进他保持发展这一思想，所以爱国爱民成为他一生的信念。
当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面对那种国家败亡，百姓受辱的悲惨事实，他痛心疾首，咬牙切齿，“恨不能一刀砍死了几个，以发泄我胸中的激奋”。[3]在1928年日本侵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的妥协方针，他在日记中写道：“四点半偕蒋赴麦田，与手枪队、将校队讲话云：吾人为革命不惮牺牲，所最痛心者即帝国主义之日人，以孙、张为走狗，谋害中国。今日吾辈将孙、张驱逐，日人丧心病狂，出兵济南，妨碍革命军之一切计划，望诸君彻底觉悟，共悍国难。”[4]到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在革命实践中他为坚持抗战而奔走呼告。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而在1946年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为名赴美，看到美国的社会贫富悬殊，虐待有色人种也逐渐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决无善意，“激起他对杜鲁门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的愤怒。” [5]从而对受美国控制，出卖国家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冯玉祥强调“民本”观念，一生做了许多为民的好事，受到百姓的爱戴，称他为“平民将军”。
①为官在位时，力保一方平安。冯玉祥将军先后任过常德镇守使和陕西、河南督军、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1918年驻守常德时，就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开办戒烟所，整顿市场，其管辖的地方“平平安安”[6]；1922年和1927年，冯玉祥两次管理河南时，为了整理紊乱的政务，他祥审地方实情，先后拟订了“治豫大纲十项”和“施政方针大纲六条”，把彻底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查拿贪官痞棍，以按善良和抚恤灾民、肃清盗匪等作为重要内容。
②一心想着百姓，为百姓办实事。为群众修桥铺路，浚河开沟是他最喜欢的事：常德到迄津市的公路，潼关到西安的大道等都是他主修的；还有，他派兵浚通了永定河的河床；捐资修筑了泰山脚下的“大众桥”等等。而且他“与民同乐”：1928年3月30日日记云：“我之军乐队是老百姓，所以在街上吹，与民众同乐。……令面粉公司将花草移到街旁，与民众同玩。”[7]
③心系民众，大办教育，培养人才。可以说，冯玉祥走到哪，学校就办到哪。除在军中兴办各类军校以外，在地方上，他也兴办了许多学校。其中著名的有：任陆军检阅时办的北京的“育德中学”；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先后建立的15所“泰山武训小学”。
④“爱兵如子”。这显然是深得基督教“我们皆是兄弟姐妹，不爱所能见之弟兄，岂爱不能见之上帝”、“一切律法、均包在爱人如己之中”等思想的影响，他对部下将士 “必期使死者得以安，而生者得以教养”.[8]
2、利用宗教“正人心”。
冯玉祥自己要求自己有“仁爱”之心，同时，把爱民之心贯穿到带兵之中，强调军队不要扰民，要真爱民。他经常教育官兵：军队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百姓的，士兵的亲、朋、邻里是百姓，“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和街坊亲戚。他认为“若是军队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至腐烂崩溃，而如灭亡之途。”因此，他强调“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9]
冯玉祥显然也认识到基督教义有助于其官兵养成一种良好的精神风貌。长期在旧军队中生活的冯对官兵们平时吃喝嫖赌、欺压百姓，战时则一盘散沙、只顾活命的恶习非常熟知。他十分欣赏《圣经》中的“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他解释，所谓灵魂，就是精神，“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住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10]。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对官兵树立不怕死、勇敢作战的信念也有所助益。据冯的一位老部下说，这是他鼓励士兵加入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基督教要求教徒严守戒律，保有高尚理想、自尊的教规有助于维护军纪，因为官兵一旦皈依基督教，其他军队常有的欺压百姓、狂嫖滥赌等现象，就不仅为军纪所不准，而且也为教规所禁止。
冯玉祥还认识到了基督教对其训练部队的其他功用，比如：利用基督教徒都能读书的实例，督促官兵学文化;利用一些宗教歌曲来激励军心，一位外国人就曾看到冯玉祥的官兵在齐声高唱《前进，基督士兵》等宗教歌曲;基督教会也曾推荐一些教徒投到他的队伍中来[11]等。
3、利用宗教扩张权势。
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同时，冯玉祥认识到基督教义“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材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规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用基督教义作为精神训练的工具，一个明显好处是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在对他绝对效忠基础上巩固的团结。冯的部队同旧中国所有军队一样都以农民为主体。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的自由散漫不利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实体;而另一方面，农民的封建依附意识又有助于建立起对军事首领的效忠，对基督教的同一信仰如同一条精神纽带可起到很好的“约束军心”、团结一体的效用。由于冯玉祥的职位高和皈依基督教时间较长，这就赋予他对下属的双重权威：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权威和基督教中类似教主对信徒的权威，使官兵对冯玉祥的敬畏、忠诚的依附关系维系得更紧，自然对他更加效忠。
三、部分性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冯玉祥鼓励而不强迫士兵信仰基督教。尽管他认识到，官兵皈依基督教，对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培育部队良好精神风貌有作用。然而，冯玉祥并未因此在军中采取强迫手段。1922年2月21日，他在对各营未领洗的士兵讲话时指出：“大家对于信教，当出于本心，不要随声附和。”[12]实际上，在冯玉祥的队伍中，受洗者得到的实惠并不多于他人。据其一位老部下所称，一个人的晋升，并不考虑其宗教信仰如何。
参考文献：
[1] 、[3]、[6]、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204、84、74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27
[4]、[7]、[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2[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2、33、94
[5]、[9]、[10]、[11]、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441、54、248、148
[8]、冯玉祥．冯玉祥自述[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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