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时间：2020-04-22 05:22:1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明代末年，中国文化经传教士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它推动着僵化保守的欧洲封建神学自我革新，刺激着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进程，西方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享有而自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并没有引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充分享有。中华文化反而在基督教“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下，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征服者一以贯之的“纳中入西”策略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深重的历史危机。这一切与中、西社会在彼此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对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中西文化;传教士;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1-0131-06

对于16世纪后期中西会通以来西方所开启的高速世界化进程，学界已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等角度对其缘起、过程、内容、本质及其影响进行了分阶段的多视角分析。①本文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把中西交往历史放在中、西文化三百年来兴衰更替的大背景下进行长时段分析，試图探寻中西近代“话语权”易势的内在逻辑。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新航路的开辟为中西沟通提供了地理前提。德国学者汉斯·波塞尔曾说：“17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发现了与西方旗鼓相当的文化，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与发现美洲给欧洲带来巨大的金银财富不同，“从一开始对中国的发现便是对文化的发现”。②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为中西融通提供了基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融合。1582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实开中西交通史之新纪元”③。利玛窦为立足中国传教需要，通过学华语、顺国俗、读儒经的“趋儒”“合儒”实践，积极融入中国社会，有力地促进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还通过翻译儒家经典，著书立说，满足自己及初期来华传教者学习中国文化的需要。这为后来来华传教士的传教实践设定了基本规范。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各自的传教路线，扩大教派利益，纷纷著书立说，在这些著作中，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哲学、宗教、科技、文化等信息一下子涌现在欧洲读者面前。赫尔德曾说：“这批人使得欧洲认识了偌大的中华帝国及其邻邦，使我们熟悉了它们的语言、经籍、政体及风土人情。耶稣会士的这一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国家。”④此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来完成。一是耶稣会与各修会在各自国家支持下，为争夺传教利益而进行的争论，不仅丰富、完善着基督教理论及实践本身，而且在传播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知识于西方的过程中，给急于突破封建神学束缚的欧洲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和实践依据。二是基督教在与中国文化争夺话语权的文化论争中，来华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进行比附索引式虚构，把中国历史、文化整个纳入基督教文化体系之下。如利类思撰的《天学传概》就是这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从犹太国传入，中国三皇之首伏羲氏是亚当子孙，并从中国儒家经典旁征博引来论证此说。通过这种比附索引式虚构，传教士一方面为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合理性、合法性建构历史依据，另一方面把中国历史文化深深地嵌入基督教文化的框架之内，这是西方后起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源头。

其次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否定。自1582年以来，来华传教士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源源不断地西传欧洲，它刺激、推动着欧洲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各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自18世纪中期，欧洲社会看待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心态逐步起了变化。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借助中国文化他者对自身文化进行怀疑、批判的同时，各种疑惑、批评甚至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

孟德斯鸠是第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批判的西方思想家。他将耶稣会士西传的中国报道与傅圣泽在顽固立场下形成的以《圣经》为中心的“索隐派”观点融合，再点缀以不得志商人如朗吉、安逊之流对中国的反感言论，杂糅进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在这部主要基于欧洲历史又结合其所搜集的世界历史片段所形成的经典著作中，孟德斯鸠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⑤。

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中欧贸易大门的关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仰慕变为讥评，他说：“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古怪的野蛮人’，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乾隆是个蹩脚的诗人。”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是基于对中欧贸易现状的不满，指责清朝“以鞑靼人的那种自负傲慢的态度蔑视那些离开自己国家的商人。他们用伪劣商品换取在他们看来最为可靠的东西：他们从商人那儿获得白银，而交给商人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⑦。这里呈现的是欧洲新兴势力在前方贸易失利，与后方学者配合对中国进行抱怨批判的无知与傲慢！

曾被尼采讥讽为“哥尼斯堡中国人”的康德也说：“宗教在这里遭受冷遇。许多人不信上帝，即使那些信教的人也很少参加宗教仪式。”“从天主教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佛教的神祇来看，佛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变种而生的异教。”⑧在此，我们看到以理性批判著称的大哲学家，康德拿着基督教文明的三棱镜，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呈现的也是欧洲的自大与偏见。

到黑格尔时，他以日耳曼人的傲慢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全面否定。他认为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⑨中国的政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⑩;中国的科学文化艺术“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B11 ;中国的法制，是基于家长政治原则的不负责任的“自暴自弃”“没有荣誉心”“极大的不道德”; B12 中国的哲学“不属于哲学史” B13 、“我们在这儿尚找不到哲学知识” B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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