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萧乾宗教意识
时间：2020-04-23 05:14: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本文阐释了京派重要作家萧乾的宗教文化意识以及对其作品的影响。因为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使萧乾从年幼之时便开始接触基督教,所以前期作品主要揭露基督教传教士的虚伪和残忍;欧洲战场战地记者的经历使他对此宗教又产生了另一种独特的认知: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
【关键词】 基督教文化;京派;宗教意识
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各自的特性和关系,它们互为影响。可以说,宗教文化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资源。在西方社会,作为宗教文化主体的基督教文化普遍的被当作精神支柱,若不了解基督教文化,就不能对西方文学有很准确到位的解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佛教文化势力强大,以儒家文化为支柱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却未能阻挡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群体与基督教文化普遍有颇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基督思想中的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来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文化颠覆;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诸神的人格中努力构建自己的理想人格,从而试图拯救苦难战乱的中国。
在众多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代作家中,萧乾有些不同。他从小便生活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成年后被普遍认为走上了批判揭露基督教会黑暗及傳教士丑恶嘴脸的道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称萧乾为“反基督教的作家”,此后评论界持续关注起萧乾小说中的基督教以及反殖民主义话语。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王本朝《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学》、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等书中都关注到萧乾创作中的这种倾向。然而对于萧乾是否全盘否定基督教,学者们各执一词。刘勇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中认为:萧乾的这些取材基督教文化生活的作品显然不是阐扬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更谈不上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赞美,但它们也并非是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简单否定与批判[1]。
萧乾本人曾表示: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2]。1935年前后,萧乾连续创作了几部反基督教的小说。那时期,基督教对于萧乾来说,是在教会学校受到刻板严厉的打骂,是与别家孩子天壤之别的不公平待遇,是虚伪恶毒横行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而随后在欧美七年的记者生涯使萧乾真正融入浸染到基督教文化中,与灾难中的基督教徒们感同身受,这是对于基督教文化的重新审视过程。
幼年时萧乾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耳濡目染。他曾景仰耶稣这个同样热爱劳苦大众的穷兄弟,对此抱有一种儿童的好奇和神秘感;面对周遭的恶劣境遇时,他会诅咒上帝的有失公允。基督教如影随形的影响着他思维和世界观的养成。而那时萧乾心怀的不是尊崇,而是无奈甚至愤愤不平的抱怨。但闲暇时,他也曾用心倾听教堂的钟声,那声音始终如一种悠远的宁静的呼喊,召唤着萧乾去归附。1926年因参加反教会的共青团,萧乾一度被捕,他的美国籍堂嫂安娜把他营救了出来。被软禁在学校期间,安娜时常带教会的朋友去探望他。那些教友读《圣经》唱颂歌,祷告上帝拯救萧乾这个“迷途羔羊”。安娜曾委婉的询问萧乾是否乐意领洗,萧乾却坚定地摇头。他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里回忆道: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多年后,萧乾曾去美国拜见这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四堂嫂,年过八旬的安娜问道:还不信教呢?白发苍苍的萧乾笑吟吟的坚定的答道:还不信教!萧乾与基督教关系是这样的独特和难以言说。基督教曾经以最平凡的方式投射在萧乾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中西文化撞击而生出的回响,影响了萧乾一生的情感和创作。
二、与“京派作家”不同的宗教观
京派作家群体身上都具有宗教气质,典型的如沈从文、废名等。这种宗教气质深刻存在于作家的人格结构之中。京派作家的写作,不是纯粹地写“宗教文学”,也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写作,宗教对于作家的生存及其创作的影响往往很潜隐。
萧乾是长期以京派文学沙龙的参与者,旁听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他一直不愿意为自己打上京派作家的标签。在文学创作起步之初,萧乾便与当时北平的京派作家们交流甚广,最初几部作品深得京派作家们的赏识。沈从文在为萧乾的第一个作品集《篱下集》作《题记》时,就试图把萧乾归入同道,他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这无疑又拉近了萧乾与“京派”之间的距离。而后期,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京派的恬淡文风显然距离萧乾的创作宗旨越来越远,他把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上。而京派作家们却一如既往和社会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京派作家之所以深受宗教观念的熏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无力摆脱大都市生活的“烦扰”,只好到乡间去寻求富有诗意的梦幻。而萧乾则不同,他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情民生、宗教的残忍不公正一面,可以说,萧乾和京派在宗教问题上具有本质的区别。萧乾早期作品中涉及到基督教时,想写的是“在大风雨中,小欢乐是难以维持下去的。[3]”而京派作家们则是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宗教像是一剂麻醉药,使他们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恍惚徘徊,企图忘却战乱的烦恼。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萧乾就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国土沦亡的切肤之痛,吐露了对侵略者和不抵抗主义者的满腔愤恨,表达了期盼抗日大时代来临的热烈情怀。他写作反宗教小说的动因,“除了思想上的反理性,还有政治上的欺压”[4],他对基督教的批判,除了教义的谬误教会的腐败以外,更多的是从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政治背景入手,揭露传教者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的事实。萧乾在创作中对于宗教压迫之烈和人们在宗教侵略面前的日渐觉醒的思考,都是直指人心的。这类作品所显示的就是萧乾创作密切关注现实人生、与时代潮流俱进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萧乾与“京派”文学家们的宗教观念就相去甚远了。
关注萧乾在大公报任职时期的报告文学,他视线所及之处是贫困落后的塞外,天灾人祸的内地。他试图用及时的全面的报道,来寻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个路线显然与京派作家分道扬镳。创作时,萧乾心里仍旧能够映出童年时对基督教的质疑,心里为上帝画下一个问号。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宗教看似并未像它本身所宣扬的那样为人们解除痛苦。然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精神,还是对萧乾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部分作品里,萧乾以悲悯慈爱的眼光审视在天灾人祸中受到伤害的人群,面对那些求救呼喊,他无力改变现状,也无法帮助人们度过难关。在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中,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进而认识到上帝是一个多么无力的角色,在大悲面前,人人都需自救,而不是作无用的祷告。因此说,萧乾虽然一直被看作一名京派作家,但他个人的宗教思想却完全不能归类于京派作家群,而是具有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意义。
三、结语
回顾萧乾的人生,幼年时教会学校的经历,旅欧七年的记者生涯,使他从多角度去观察基督教。独特的宗教观念,赋予作家对于人性人情客观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体现在其创作的字里行间。
【参考文献】
[1]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19.
[2] 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萧乾全集[M].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526.
[3] 萧乾〈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萧乾全集[M].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374.
[4]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全集[M].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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