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活动的主要动机

时间：2020-04-24 05:17:2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医疗活动是基督教在近代辽宁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辽宁社会产生较大影响。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慈善活动的动机主要包括源于《圣经》教诲、布道传教的形势需要、医疗环境需要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活动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势力从沿海深入内地。同时，列强还要“中华归主”，将中国民众转化为“主”的信徒，欲将中国走进基督耶稣的世界。随着1861年营口开埠，传教士们纷纷而至辽宁，他们将营口作为桥梁，搭起开往辽宁地区布道传教的通道。医疗传教是教会传播基督教义的主要内容，是基督教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医疗活动源于《圣经》教诲

到中国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哥利支医生曾向英、美两国发出“呼吁书”，书中说：“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1]可以说，这些医疗传教士们到中国施医布道，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还是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

1、基督耶稣的借医传道

基督教的传教形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借医传道。施医布道这种传教方式，起源于耶稣。耶稣即基督，在基督教中被称为“救世主”，耶稣30岁时接受约翰的洗礼。接着，耶稣在加利利施教并传播上帝的福音。《圣经新约》中的篇章《马太福音》记载：“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2] 《马太福音》还记载：“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2] 4耶稣对们人说：人应该持有一颗怜悯之心和向善的之心；凡是不怜悯他人的人，亦得不到他人的怜悯。耶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加利利地区传教布道时，是一边传播上帝福音，一边给百姓治病。在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招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2] 4耶稣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2] 4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即使跋山涉水也在所不惜。

基督耶稣的借医传道，后来渐渐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教布道的主要方式。基督教教会组织以“神爱世人”作为宗旨，创建教会医院、收容所和疗养院，为病人及流浪者提供生存空间。在给予被救助者帮助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慰问”。

2、传教士们传承耶稣的传道方式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圣经新约》中的篇章《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告诫：论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起誓、论报复、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饶恕等。耶稣教育信徒们，应该如何纯净自身和心灵；应该如何爱人如己、济世救人。同时，耶稣把信仰和行医布道相结合，即关注拯救人们灵魂，也关注解除人们肉体痛苦。他指出：人都会生、老、病、死之苦，传教与行医合一，凡人是很难抵御的。若是躯壳的肉体病了，灵魂也会跟着焦虑和憔悴。若是治愈一个病人，给予他在最危难困苦时的关怀，更容易赢得他的信任和真心。基督教传教士们秉持着基督耶稣的教诲，行走在世界上每个需要帮助的角落。他们在那里建立医院或关爱所，除了祷告与神交流外，就是照顾患病的人。耶稣借医传道为传教士们树立了榜样，基督教在华传播时常常伴随着医疗同时展开。1835年，在广州博济医院举行来华传教行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美國传教士医生伯驾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在信中道：“1835年11月4日是我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的日子。千千万万人将称颂和感谢值得崇拜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医药传教士为工具，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使他们都认识无法形容的神的性格。”[3]

基督教传教士们利用医疗治病布道，最早是在我国元朝时期。据记载：1294 年，法兰西基督教传教士芒得考维奴约翰到北京，“除传教外，亦兼以医术为活动工具之一。”[4]明朝末年，继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又有一批医疗传教士们先后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积极从事医疗活动。例如：著名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时，在澳门开设门诊，通过看病就诊的方式宣传基督教教义。1835年，美国人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设新豆栏医局。该医局主要以眼科为主，治愈大量眼疾患者。这些传教士们凭借独特的医术得以在中国立足，他们在中国传播宗教的成功经验，被后来的医学传教士们所借鉴。借助医学敲开中国大门，边行医边传教，成为当时传教士们在华传教所依赖的重要手段。

二、传播基督教教的需要

近代以来辽宁相对闭塞、发展滞后，封禁政策一直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侵华战争带来的痛苦，促使辽宁百姓对基督教抵抗和排斥。为了打通这条“福音之路”，基督教传教士医师们利用救治伤病，缓解基督教与民众的敌对关系。

1、传教布道步履维艰

中国古代以发展农业为主要，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传统经济模式，造就了国人自产自销、保守封闭的生活习性。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贯穿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禁锢在道德和自封的枷锁之中。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时代后，逐渐树起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冲突，让来华的基督教在辽宁很难立足。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一书中，曾记载道：“从一八六七年以来，就有一两名基督的传教士来到奉天，但是，直到一八七四年为止，他们没有真正在这里工作下去”，因为“当时在各个阶层中间，排外的情感异常强烈。”[5] 《奉天通志》也曾记载：“光绪间教士袒庇信徒，代理词讼，奸民投身其间，倚为护符，往往借其势欺凌良善，遂引起人民仇教思想。”[6] 《营口市志》也记载：1867年7月“法国使馆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牛庄、营口地方聚众反对外国‘洋人’，望严加禁

止。”[7]由此可见，基督教传教士在辽宁传教布道，是十分困窘的和受排斥的。

同时，近代以来教案相继发生，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影响最大。据记载：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这三十年中有过重大影响的教案不下三十起，在地域上以长江流域为多，”[8] “闹教纷纷而起，莠民倡之，愚民和之，会匪从而乘之，大则贻君父之忧，外则招割据之祸。”[9]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极点”。[10]教案的频频发生，使许多中国人对西方基督教产生排斥和怨恨的心里，辽宁地区的民众也是如此。

2、边施医边布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天津条约》规定：营口为开埠的通商口岸。这就为基督教传入辽宁提供“合法”的保护伞。这种强迫性的“不法行为”，让百姓们对基督教传教士产生本能的抵制心理。1838年，中华医药传教会会长美国传教医生哥利支、副会长伯驾和裨治文联名签署了一份宣言。宣言宣称：“本会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1] 37-44宣言表明：“我们呼唤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动传教事业……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以铺平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可以与中国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率对待的，尽管对别人可能有意思隐瞒事实或掩饰真相。”[1] 37-44基督教传教士们认为：借助医疗传教等慈善活动，希望能实现“中华归主”蓝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效果，表明了借助医疗传教，是取得传教成效最为显著的方式。后来，这项举措得到基督教教会组织的认可。在辽宁渐渐形成规模性和系统性的组织机构。例如：1883年，西方传教士们在沈阳小河沿创办了著名的盛京施医院。盛京施医院在创办初期看病的人还是很少的，有些人是抱着好奇心去看看热闹，还有人是试图揭穿“洋鬼子”的“假把戏”。直到著名传教士医生司督阁成功治愈了一位失明多年的患者，人们对西医的看法才有了改观，前来就诊的人数日益增多。[11] 这些医疗传教士们为民众施药治病的同时，还参与辽宁的防疫、救灾等慈善活动。他们医疗行为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部分缓解了百姓对基督教抵制情绪。一些民众自愿接受洗礼，愿意成为“上帝的子民”。19世纪末，基督教徒在辽宁发展到19，646人；到20世纪末，全省教徒约有4万人。[12]

三、落后的医疗环境需要

医疗传教士们开展医疗活动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医疗环境差，且缺医少药。而辽宁地区较南方和沿海地区开放晚，加之战争频繁，相对落后。基督教传教士医师们来辽宁，免费为患者治病抓药，的确解决了辽宁地区的患者需要。

1、近代中国医疗环境相对滞后

中医主要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或煎汤熬药，或制成丸散膏丹，内服调理之法，而西医的医学原理多集中在外科手术之中。两者的理念、思路、方法各不相同，当时的中国人很难接受西医。近代中国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缺少医院、诊所和疗养院等的医疗机构；没有医疗学校，没有考试制度，医生看病不需要医师证书和经营许可证。同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意识匮乏，中国医疗制度落后，都影响到近代中国医疗环境滞后。近代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85%的人口在农村，而当时中国农村环境恶劣，卫生极差，患疟疾、痢疾、肠热病者众多。相反，西方国家的卫生条件好些，患上述病的现象较少。美国传教士医师伯驾描写当时中国的医疗环境状况：百姓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缺衣少食，且价值观念不同。多数民众因贫穷而无力看诊，能做的只有等待，最终导致了病情的延误和恶化。这种落后情况引起社会上一些疾病流行，例如霍乱、天花、麻风、鼠疫等。贫民百姓无从就医，政府亦无从下手。

初到中国的传教士，不能够适应这样恶劣的环境，有一些人患病相继死去。例如，初到江南的传教士过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环境恶劣。[13] 鉴于此，基督教教会组织派遣传教医师来中国诊治救助；一边关注传教士自身病情，一边为当地的患者免费看诊，发放免费药物。又例如，基督教在上海创办的仁济医院，在城中设种痘局，以西法种痘，一年内达2558

人。[14] 造福民众，让百姓幸免于天花带来的不必要死亡。

2、辽宁医疗环境亦滞后

辽宁位于中国东北部，冬季漫长寒冷，近代的战乱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辽宁落后于其它地区。由于冬季北方漫长寒冷，百姓“家家都有一个火炉，上面架着一口大锅，下面是焚烧谷物秆的灶坑，燃烧产生的烟气通过火炉后面的烟道进入坑下，产生的热量再传道坑的表面，形成能够维持数小时的事宜温度。每天烹调食物时随意烧火两三次，坑面的温度就能保持一天。但是如果谷物秆燃烧所产生的烟气散发到室内，眼睛就会流泪，喉咙也感到难受。”[5] 39另外，辽宁除了卫生环境恶劣外，瘟疫和战争侵袭也导致辽宁医疗环境滞后。例如：1910-1911年东北爆发的鼠疫、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

医疗环境恶劣，就医意识缺乏，是医疗传教士们棘手的现象和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文惠廉曾多次建议，派医生到中国进行医疗活动。“医药事业可为教会开传道之门”，“同时工作人员有水土不服而致病者，亦可有专医调治”。[15] 1870年，基督教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医师根德在营口开设诊所，为百姓看病。后来发展为普济医院，这是在辽宁开设的第一家医院。[7] 435此后，陆续有基督教传教士医生们到辽宁建立医院和医学校，免费为百姓治病和传授医学技术。另外，基督教传教士医师们还积极参与抗击1910-1911年东北爆发的鼠疫活动。著名基督教传教士医师司督阁针对鼠疫发生的原因作深刻分析，对患病症状以及采取防疫方法表达明确意见，提出了注意居室清洁卫生、火車站等处设立防疫所、焚烧染疫者所用衣物等具体防疫方法。[16]

四、余论

基督教在华的慈善活动主要包括医疗慈善、教育慈善和社会救济等。尽管人们对基督教慈善活动的目的，尚有些不同的认识；但客观上基督教传教士们对近代辽宁的生存环境和人文关怀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医疗传教士们在辽宁地区的医疗活动刺激了辽宁近代医学的发展，西医在近代辽宁逐渐形成固定性、本土性和系统性的组织和机构，对近代辽宁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國丛报[N]. 1835-12：386-389.

[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新约[Z]. 马太福音5章7节. 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1：4.

[3]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81.

[4]陈邦贤. 中国医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85.

[5]（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等译.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M]. 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5-26.

[6]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 奉天通志[Z]. 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3：卷99，2273.

[7]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营口市志[Z].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1卷，28.

[8]顾为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5.

[9]王明伦选编.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Z]. 济南：齐鲁书社，189：5427.

[10]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Z]. 上海：三联书店，1988：2卷，270.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G].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