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下中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时间：2020-05-22 05:40:3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ODI逆向技术效应的发挥，并进一步带来了区域绿色生产率水平提升，其作用过程具有一定的“门槛条件”;（2）考虑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的情形下，中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地域差异，只有东部地区的O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导致了地区之间绿色生产率水平的不平衡性。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ODI技术溢出的机制和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现实参考依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绿色生产率人力资本吸收能力

一、引言

目前，学者们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越来越多（Driffield & Chiang，2009;蔡冬青和周经，2012;吴哲等，2015）。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达到13.5%，蝉联全球第二;存量规模达13573.9亿美元，跃居全球第六位。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取得这些丰硕成绩的同時，也引发了一些担忧：在进行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中国是否能够获得东道国的溢出技术？来自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又是否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若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活动获得了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则意味着在“供给侧”改革阶段，我国企业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而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产生“要素供给创新”的驱动力量。但若中国企业依旧投资于低端加工制造行业，不仅难以真正意义上获得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甚至将导致我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面临挑战。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需求，我们有必要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经济逻辑，特别要探明在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效应的存在性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生产率空间差异性，这些已成为摆在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研究命题。

现有大量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单独研究，但考虑到吸收能力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一些学者尝试从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市场化进程和贸易开放度等吸收能力条件展开研究（杨世迪等，2017;谢荣辉，2017）。本文也将尝试基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视角，研究中国企业ODI逆向技术外溢是对区域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路径。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于：（1）丰富国际技术溢出领域的研究。现阶段大部分涉及对外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基于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技术优势型ODI，对基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DI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研究层面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生产率的作用机制。（2）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视角，考察O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不同区域绿色生产率的基本路径和过程特征，并给出了ODI逆向技术外溢对区域绿色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显著的经济解释，为中国的区域政策制定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基于文献视角的分析

（一）O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相关研究

依据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以ODI为溢出渠道或传导机制的研究命题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基于发达国家视角的经典ODI理论，也被称为技术优势型ODI。早期学者们在研究ODI时，观察到发达国家对他国进行的对外投资是“顺梯度”的，这些学者主要是对一国对外投资的原因、影响因素以及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技术溢出等（Saad & Noor，2011;Passakonjaras，2012;Stoian，2012;崔岩和于津平，2017;董大全和黎峰，2018）层面展开的研究。二是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也被称为技术寻求型ODI。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对外进行投资，且多数国家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行为进行研究，探讨这些国家的投资动机以及O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Herzer，2011;Dhyne & Guerin，2012）。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较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中国的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作为研究的重心（李杏和钟亮，2016;杨成玉，2017;杨连星和胡舜杰，2018）。

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逆向技术溢出渠道、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影响母国的经济发展。首先，关于ODI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替代效应（Stevens & Lipsey，1992）、互补效应（Keynes，1936）以及两种效应同时存在。Herzer（2008）认为，ODI在母国资源稀缺时可能引致产出减少，但若母国投资企业能够通过低成本占据新市场，则可能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其次，单从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看，考察其对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最早始于研究日本对美国投资情况的Kogut & Chang（1991），之后有多位学者实证研究了ODI对母国经济逆向溢出的存在（Branstetter，2006;Denzer et al.，2011;孔群喜等，2018）。再次，由于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状况时更需注重增长的质量，所以我们仍需思考ODI规模的扩张对我国发展质量型经济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并未出现统一标准（Barro，2002;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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