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时间：2020-05-23 05:20:0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沿线各国经贸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认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提高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能合作水平。然而，学术界对此观点的论证和检验仍然不足。本文采用2006-2014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与其利用中国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可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随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基础设施越薄弱、人均收入越低的国家，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质量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严峻挑战，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考虑，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发挥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利用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最大限度挖掘区域合作潜力和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沿线各国经贸关系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提高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能合作水平。然而，学术界对此观点的论证和检验仍然不足。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能够带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一般而言，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质量越高，吸引直接投资的能力越强。但如果考虑多国竞争和贸易投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改进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作用并非显而易见。首先，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降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使企业出口更加便利化，有可能会使中国企业选择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其次，基础设施仅仅是影响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因素之一，东道国制度、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均会影响区位优势，单纯的基础设施改进未必会对东道国吸引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最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并非局限于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有可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如果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撑，很难从理论分析上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质量改进必然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

“一带一路”国家横跨亚、欧、非大陆，各国现有基础设施质量的差异性很大，改进基础设施质量的紧迫性和基础设施改进的边际效应也会不同。为此，本文应用Hansen（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以基础设施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来考察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将沿线各国纳入样本；第二，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检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先行带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观点的正确性；第三，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定量评价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因为基础设施质量、人均收入的影响而发生结构性改变。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影响机制分析，第四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定因素，早期大量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与政治因素等。学者们关于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Root 和Ahmed（1979）以1966—1970年70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开创性地研究基础设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便利化会增加东道国制造业外资的流入。Loree和Gusinger（1995）在探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时，采用1977和1982年48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的通讯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与美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呈现正相关关系。Mody和Srinivisan（1998）对比研究1981—1990年美国、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推动因素时，发现东道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对吸引美国、日本的投资都具有积极影响，但日本投资者对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更为敏感。Hoang和Huyen（2015）采用调查问卷分析越南清化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运输、物流的低成本对外国投资者的决策有显著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董艳等（2011）基于2005—2007年中国在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数据，通过极限边界分析法找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并专门针对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是影响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基础设施越好的国家，越容易吸引到中国的投资。陈岩等（2012）从资源与制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选取2003—2009年中国在27个非洲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实证结果显示航空基础设施与通讯基础设施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胡翠平（2015）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38个发达国家和63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比分析中国在两类国家投资影响因素的异同，结果发现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均偏好于基础设施良好的国家。宋维佳等、闫大颖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尽管有不少文献证实了基础设施在吸引外资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些研究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影响外资的流入。Mudambi（1995）選用1985—1990年4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基础设施不是显著影响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Asiedu（2002）使用1988—1997年非洲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与发展中国家是否相同。结果显示良好的基础设施对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影响，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Quazi（2005）基于1995—2000年东亚7国的面板数据研究国内投资环境对吸引外资的作用，结果显示当地基础设施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Chan et al.（2014）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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