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行动中的两种社会制度治理效能比较
时间：2023-02-10 21:2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国斌 刘成荫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前者取代后者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发生逻辑就是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优势。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显然是全方位的，既指生产力的发达，又包括社会制度的先进。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比较当今世界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提供了鲜活案例。
社会制度是指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规定社会关系、制约社会行动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这一规则对人类社会活动具有巨大的调节作用，但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影响下，呈现出明显的治理效能差异。
效能，英语中表述为 “effectiveness”，汉语解释为“效率和功能”，即事物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它最初产生于物理学，后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科。治理效能最基本的内涵是达到目标的程度，或期望达到具体任务要求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两种社会制度在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疫情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治理效能差异。
强与弱：显现社会动员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而尽管很多西方国家都在与疫情抗争，但资本主义制度仍无法动员全部社会资源阻止疾病流行，致使这些国家相继陷入疫情困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正值中国农历新年，正是人们走亲访友、与家人享受欢聚之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们取消了春节期间的走亲访友和各种聚会，克服困难就地隔离，外出自觉佩戴口罩、测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听从党中央统一安排部署，展现出服务大局的强烈意识。而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州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毫无章法可循，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关键医疗物资严重紧缺，面对爆发式增长的疫情没有迅速组织急需医疗设备和治疗药品的生产供应。
高与低：展示统筹调度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而且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决策迟滞、互相推诿，失去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湖北武汉成为重灾区，患者多、重症多、救治任务尤为繁重，医务人员和救治医疗物资难免出现结构性短缺。面对这一情况，党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支援湖北。党中央、国务院派出三支院士团队、调集全国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携带精良装备和捐赠物资，日夜兼程奔赴武汉，还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集三个移动P3实验室帮助武汉提高检测能力和效率。而停靠于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因检测能力不足，导致621人感染确诊。停靠在美国旧金山湾的“至尊公主号”，因未要求测体温，未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有19名船员和2名乘客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快与慢：揭示贯彻执行能力。从不同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暴发态势的表现，可以透视出不同国家的制度执行力。同样是加强疫情防控，中国上下统一行动、万众一心；
然而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却各自为政，纽约州长甚至表示封锁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意大利封锁北部伦巴第大区及该国其他大区管辖的14个省的措施，引发多地监狱暴动，致使20名囚犯越狱，7人死亡。同样是疫苗接种，中国从9亿剂次到14亿剂次用时仅一个月。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医务工作者将挨家挨户上门拜访各地民众，对于这一提议，一些州级官员却以“潜在的联邦政府侵犯”为由拒绝，不少民众甚至出现明显抵触行动。
两种社会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理效能，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蕴含不同的价值目标、领导力量和国际担当。
价值目标差异：人民至上与资本至上。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决定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摆在第一位。“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采取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举措。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指挥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则奉行“资本至上”原则。美国各级政府从开始就本着“资本第一”的指导原则，错过了抗击疫情的最佳时机，导致疫情在美国全面暴发。部分西方国家同样秉持“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将民众健康与生命尊严置于政客、财阀等利益集团之下，他们甚至推行“群体免疫”策略，并将其吹捧成“更高级的人道主义”。
领导差异：集中统一与分散混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才能在这场抗击疫情斗争中同心协力、步调一致，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不仅彰显了党的卓越领导才能，而且为全球的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互相推诿、分散混乱。缺乏“积力之所举”的强大政治组织力，是美国政局混乱、抗击疫情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参议院专门成立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调查委员会指出，在有疫情早期预警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最初未能及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国家层面的应对启动迟缓，并且缺乏部际协调，从而导致对地方疫情和脆弱人群的忽视。
国际担当差异：国际合作与到处“甩锅”。有没有担当精神，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讲诚守信、履约践行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而美国政府在疫情之初不仅不重视疫情防控，反而“甩锅”给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世界卫生组织“偏心”，指责其没有公开疫情的真实信息，在疫情紧要关头扬言要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以消极态度应对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不断蔓延时，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极力推动疫情问题“政治化”，借疫情中的热点问题大造负面舆情，炮制“隐瞒论”“黄祸论”。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甚至提出“让中国割地赔款”的荒唐议案。这些国家之所以煽动民众排华仇华情绪，贬损我国国家形象，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内民怨，掩盖本国疫情应对失当的事实，通过嫁祸中国骗取民意、拉抬选情；
从长远看是为了遏制中国，迟滞和打断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综合考验了国家治理效能。这不仅让我们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同时也为新征程上努力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击疫情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切实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中国土壤，并将坚守制度与改革、创新和完善制度并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行得通、有生命力和有效率的完整制度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击疫情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国依靠强大的制度优势，解决了诸多难题，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制度效能显著。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持续不断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管理体制、规则、方法和行动。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为世界带来了发展与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增长失衡、恐怖主义蔓延、气候变化加剧、跨国移民问题和跨国犯罪问题突出、传染性疾病影响扩大等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予以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证明，灾难面前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和治理机制碎片化进一步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加速变革，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两种社会制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产生的治理效能显而易见。中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积极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在疫情大考下，美国的社会制度弊端展露无遗，防疫措施混乱不堪，直接导致其疫情肆意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