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究竟是谁？（二）] 甫志高
时间：2019-02-20 05:45: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刘敬益，化名陈泽霖，对陌生人自称姓黄，1918年出生，籍贯四川省新都县，因其身高不足1.6米，被熟人称为“刘矮子”。刘国定的父亲刘雨农与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是总角之交。据说，戴的父亲在清朝由浙入川做官期间，从广汉来到成都，结识了刘雨农的父亲，并得到过刘家在生活上的关照。因此，从小跟随父亲在成都生活的戴季陶，与刘雨农就成了孩提时代的朋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渝，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长，给刘雨农在考试院谋了个高级秘书的职位。1935年夏，刘国定在成都华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成都武侯祠大街的现四川省农业厅）毕业，1937年春随父亲刘雨农来到重庆。
刘国定于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先后被党组织派往阆中、江津、巴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3月，刘国定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这时，他的社会职业是四川省银行模范市场营业部（位于重庆下半城陕西街附近）出纳，又在党员刘文楷经营的重庆南岸牛奶场当会计主任。1947年10月，刘国定任重庆市委书记，不仅分管工运，还领导着市委电台支部、经济支部、汉利药房（市委交通站）支部和重庆城区工委、北区工委及巴县临时支部、成都临时支部、璧山特支、贵州思南地区总支等一大批党的组织。
刘国定1947年再次结婚，妻子严炯焘也是地下党员，原来的社会职业是重庆南岸黄桷垭中国茶叶公司的职员，带有一子。刘国定把自己的小家安置在牛奶场，悉心经营家庭生活，为此他不但挪用手中党的经费，还以做生意为由，向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借钱，因不符合有关规定被拒绝后，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曾经与刘国定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渝明老人回忆说：“从1942年5月到1947年11月，刘国定领导我5年零7个月，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的生活很是奢侈。例如，我每月从长生乡到重庆城里与他接头一次，二十八里路上坡下坎，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是用脚板走出来的。可是有一次在南岸黄桷桠的路上，我竟看见他西装革履地坐在滑竿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外出时，在街上吃的都是很便宜的豆花饭，偶尔吃个‘圆碗’（蒸菜）就是改善伙食了。可是我和刘国定接头赶上吃饭时，他都点炒菜吃，而且还是我付钱，所以每次接头我只好多带点钱。还有一次在路上，我看见刘国定带着他的孩子。那孩子只有十来岁，穿着半毛呢西服，手提广东香肠，我就想为什么他的生活这样好呢？我们当时是节衣缩食交党费，他却大手大脚地花钱来享受。”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老人回忆说：“有一次，刘国定告诉我，因工作需要，他和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用党费各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当时我很难理解，认为这样做不对头。现在看来他们在叛变前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
刘国定生活奢侈、追求享受，又存在着搬弄是非和经济上的问题，一些同志对他很有意见，向组织上进行了反映。但是刘国定在上级领导面前一直表现得很顺从、乖巧，两片薄嘴唇又极善言辞，因此仍然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并委以重任，以致后来酿成大祸。
1948年4月4日上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许建业因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任达哉的出卖，在重庆磁器街嘉阳光茶馆被捕。由于许建业协助刘国定负责市委的工运工作，因此刘国定经常到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商量和布置工作，次数多了，公司的职员和工友也都认识了他，称其为“矮子”。
1948年3月下旬，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住进重庆宽仁医院生孩子，因为他这段时间主要忙于照顾妻子和孩子，加之特务们严密控制了志成公司的人员、封锁消息，所以他对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搜查志成公司、抓人的事全然不知。许建业被捕的第三天（4月6日）清晨，刘国定与从武汉回到重庆的地下党员涂绪勋，在小什字中正路（今新华路）陡梯子胡同18号的志成公司门前会面，一起去找许建业。刘国定准备把许建业所领导的工运工作划一部分给涂绪勋管理，以减轻许建业最近忙于安置梁大达起义失败后来渝人员的工作压力。
刘国定让涂绪勋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去找许建业，刚进门便被在此守候的特务逮捕。涂绪勋在外久候，被特务发现，也请了进去，后因特务头目胡朝安（此人与涂同过学，还有点亲戚关系）的关系，侥幸脱险。
但是，刘国定却没有涂绪勋幸运。由于他被志成公司的职工指认为“黄先生”，说他与一个叫“萧胖子”（即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的人经常来找许建业，特务们就将刘国定押回行营二处搜身，但搜出的全部物件却证明他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刘国定当时的社会用名）。对于姓名的问题，刘国定在特务的审讯中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谎称自己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写了“自白书”，当晚便被特务押送到渣滓洞集中营囚禁。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946年7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5月又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查阅已捕获的、与许建业和《挺进报》有牵连的十几名“共党分子”的初审材料时，感到大多数都拒不吐实，只有刘国定尚有进一步挖掘“口供”的可能，于是在4月8日亲自提审刘国定。起初，徐远举根据刘国定“自白书”中只知道许建业真实姓名和地址的交代，认为他是许建业的交通员，便把审讯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面对着厉声喝问和各种刑具，被吓得心惊胆战的刘国定，也顺着徐远举的审问方向，编造说自己曾为许建业送信给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李忠良和余天（邓兴丰）。当晚，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押着刘国定，直扑海棠溪永生钱庄。
李忠良，化名李庄，1927年出生于重庆南岸南坪乡，家境富裕。其父李量才是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忠良高中毕业后入重庆社会大学读书，1947年初在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表现积极，经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介绍加入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到上川东一工委的大竹县石桥乡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的工作。1948年3月梁大达起义失败后，由于敌军清乡搜捕甚严，他和达县（州）南岳场的邓兴丰等起义领导、骨干撤到重庆，暂时隐蔽在他的家中，并与刘国定接上了头。刘国定曾通知李忠良和邓兴丰（化名余天）转移，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将他们供出，幻想着特务们抓不到人再找机会脱身。未料到，李忠良和邓兴丰等人并没有立即转移，特务们闯入永生钱庄后，便将他俩和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曾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暗中转移，重庆大学的学生为此向国民党当局要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风波）等人逮捕，随后又在附近的小巷子抓到了外出归来的四五名梁大达起义的骨干。
4月9日，徐远举分别提审李忠良和化名“余天”的邓兴丰。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求饶招供，被他出卖的主要是梁大达地区起义的骨干和领导人，计有30多人。此外，令徐远举如获至宝的是，李忠良还供出他在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的领导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员刘国�（时为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并指认“余天”就是邓兴丰，而邓兴丰正是敌人镇压梁大达起义后所追捕的重点对象。李忠良还向特务交代了与邓兴丰有关联的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职员余永安。随后，徐远举审讯邓兴丰，在严刑拷打之下，邓兴丰坚贞不屈，徐远举命令特务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4月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并叛变，供出了刘国定的真实身份。这使徐远举感到意外和兴奋，他万万没有想到，刘国定这个“候补党员”居然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他决定利用冉益智这张“王牌”，让刘国定、许建业开口交代，便连夜会同国防部保密局来渝督办《挺进报》一案的行动处长叶翔之，再度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
刘国定被押进审讯室，徐远举不露声色地照例先问姓名、年龄、职业、党内职务等，而刘国定也依旧按照以前的口供回答。问到党内职务和干过什么党的工作等关键处时，刘国定还是说自己是个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到南岸海棠溪为领导送过信，其他问题都一问三不知。
徐远举突然脸色一变，喝令将冉益智押上来对质，冉益智当面指认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徐远举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狂吼道：“就凭你胆敢三番五次地蒙骗政府，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一枪崩了！”刘国定被这突如其来的对质场面和徐远举的以死威胁吓傻了，他两腿发抖、一身冷汗，往日里极善言辞的两片薄嘴唇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徐远举心中窃喜，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稍停一下，他以嘲讽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很会‘变戏法’吗？怎么变成哑巴了？”刘国定尚未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一时不知所措。徐远举又横眉怒目地威胁道：“说！你究竟想死了去见阎王，还是想活着出去见婆娘？”听了这话，刘国定悟出还有生还的希望，便胆怯地试探说：“实际上，我也多次想过向政府悔过自新，就怕你们卸磨杀驴，过几天，自己的妻儿老小连性命都无保证。”徐远举见刘国定已开始松口，便以对其不关不杀、给其妻严炯焘治病（后来特务将严炯焘送入军统局“四一医院”住院，刘国定多次到医院探视）等条件为诱饵，促其彻底交代。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终于彻底地滑入了罪恶的深渊，他不但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还大肆出卖了以下组织和同志：
中共川东临委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委员萧泽宽（兼秘书长）、彭咏梧（已牺牲）；重庆市委整个领导班子――即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李楚康）及其妻熊咏晖；电台支部书记程途，委员成善谋、张永昌；《挺进报》特支书记刘�铸，代理书记陈然，委员蒋一苇，党员吕雪棠（吕品，捍卫小学教师）、文履平（文炳�，《国民公报》记者）；为《挺进报》提供经费并掩护其发行工作的王诗维（开明图书局经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和党员古承铄（川盐银行职员）、沙汀（作家）等20余人。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出卖组织后，敌人按图索骥，大肆进行搜捕。之后，刘国定又跟随来渝督办《挺进报》一案的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于6月17日直飞上海。军统特务头子、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对刘国定出卖钱瑛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口供异常重视，他妄图以刘国定为眼线，抓捕钱瑛，破坏中共中央上海局，并由此进一步破坏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但是钱瑛早已于2月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建立了领导机关。留在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张文澄（贺明）等同志，也在4月下旬收到重庆地下党李维嘉、刘传蓉发来的两封告警急电后转移。因此，刘国定带着特务在上海扑了空，但还是逮捕了刘国定知道的在上海和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家桢、张友鸠夫妇和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陈丽淦等8人。
刘国定叛变后，凭借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过程中立过“大功”，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挂上了军统中校军衔，随后又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专员。为了向其主子表示忠诚，他不仅带着特务在重庆、上海、华蓥山地区和成都抓捕共产党员，还替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出谋划策，撰写《中共在川活动概况》、《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等反动材料。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他感到惶恐不安，便向一些过去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表示忏悔，并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解，希望党组织谅解。重庆解放前夕，他自知罪孽深重，向毛人凤下跪，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于是，他又四处筹措路费拟亡命香港，因借贷无门，只好逃往成都。成都解放时，他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有意在组织欢迎队伍的地下党员面前表现自己。
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指示，决定对刘国定实施逮捕并押送重庆审讯。
李忠良在党内虽然是一般干部，但却是个造成严重恶果的叛徒。他叛变后，带着特务四处捕人，但徐远举并没有马上给他“自由”，先是让他在渣滓洞监狱当“看守”。狱中的难友们见到他就鄙视地吐口水，他不但不觉得羞愧，反而向徐远举提出“严厉管教在押共党分子的建议”。为了表示自己彻底卖身反共，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员时，他不仅作记录，还不知羞耻地进行劝降：“你们赶快招供，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得到宽大。”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948年10月获得了“自由”，随即到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军统上尉谍报员，并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华蓥山地区进行“清剿”。后来，李忠良眼见国民党政权将近土崩瓦解，开始惶惶不可终日。1948年12月他在街上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邓照明，不仅没有抓捕，还假装关心老领导的安全，搭讪着劝邓尽快离开，并表现出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惭愧的可怜相，想以此换取邓的好感，为将来留条退路。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被下乡“剿匪”路过该地、从渣滓洞监狱释放出来的原相辉学院党支部书记金臣霖从学校花名册中发现，立刻向上级汇报。1950年4月7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对李忠良执行逮捕。
刘国定、李忠良落入法网后，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决书判处刘国定、李忠良等叛徒死刑。1951年2月5日，两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责编朱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