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我的人生驿站】 环海南岛骑行驿站
时间：2019-02-21 05:31: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私改户口到海南 1969年春节刚过，街道主任刘婆婆就到了我家，她凶巴巴地对我母亲说：“你女儿怎么还不下农村？”其时，母亲正患重病，刚动完大手术，身体还十分虚弱。母亲说女儿年龄偏小，学校已给她发了留城证，况且我又得了这么重的病，能不能暂时不去。刘婆婆脸一沉说道：不行，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任何人都不准违抗，否则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
从那天起，我家就没有安宁过，刘婆婆带领一班人轮流守在我家里，大有不看到我背起包袱离开家绝不撤兵的架势。母亲只有默默流泪，但她怕我一时冲动自己去迁户口，就把户口本藏起来。
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与我同住一条街的王薇。王薇说她在长沙呆不下去了，街道上天天有人来逼她下农村。王薇是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下农村的。但由于她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不能享受这种优惠政策。她告诉我，她准备去海南岛，因为那里都是农场，每月有40斤大米，还要发22元工资，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并未把下农村看成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我以为这就是命运，但我也怕下乡后不能自食其力。听王薇这么一说，我也暗自下决心要去海南岛。
一天清早，母亲去医院看病去了，我找到了户口本，赶紧往派出所跑去，要把户口迁往海南岛。当时我们长沙的学生下农村都是带指令性的，长沙四中的学生只能去湖南的靖县和沅江，所以派出所的人不准我把户口迁到海南岛。正巧我在派出所旁边碰到了一个熟人，他是我母亲同学的儿子，高六六届的毕业生。我把要到海南岛的事跟他说了，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你把户口迁到湖南邵东县。我知道海南岛有一个乐东县，你迁好了我来帮你想办法。”不一会儿，我把迁好的户口纸交给了他，在工人文化宫游泳池旁的一堆瓦砾旁，他用橡皮擦掉了“湖”字和“邵”字，改为“海”字和“乐”字，这样我的户口就迁往了海南乐东县。
知青成“盲流”
我穿着父亲的旧棉大衣和母亲从身上脱下来的旧驼毛绒裤，背着一只上面印有“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的黄书包――里面装有洗脸毛巾、漱口缸子和两件换洗内衣就离开了长沙。我坚决不让母亲送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了广州。
从广州到海南岛要坐海轮，到了码头一看：一块木板挂在售票窗口，上面写着因台风影响，三日内无船去海口的告示。当时我口袋里只有15元钱，也不知要到哪里住宿，于是就坐在木板底下的台阶上，从下午6点多钟一直坐到晚上9点过。有一位值夜班的老大爷见我独自一人，就打开候船室的铁门，让我去里面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帮我买了一张当日去海口的船票――那块写着有台风的牌子是三天以前的，我刚好赶上了台风过后的第一班船，还算走运。
那时往返广州和海口一共有五条大船，据说都是宋子文先生送的。“文化大革命”时这五条船改名为“红卫一号”至“红卫五号”。我那天坐的是“红卫四号”，是五条船中最大的一艘。我只买得起最低等的船票――6元钱一张的五等舱船票，是船的底舱。在舱里，几百人挤在一起，空气十分污浊，因此我只好跑到甲板上站着。第一次看见大海，我心情十分激动，觉得大海可以让人忘记所有的不幸和忧愁，甚至让人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到达海口后，我碰到了另外几位长沙来的学生，他们是陈东海、王连海、胡远明三位男生，郭敬群、刘利琼、周宠婉三位女生。我们找了一家每晚只需两毛钱的旅店住下，又分头去打听怎样才能去农场安家落户。
晚上，陈东海急匆匆从外面回来，他说情况大为不妙，海南岛各大农场已由农垦转为军垦，原来的农垦局变成了兵团司令部，人员也进行了定编，不再接收内地来的学生了。我们都很着急，有人主张打道回府，多数人主张还是留下来再想想办法。我是铁了心一定要留在海南岛的。最后我们商定分成两组直接去农场，哪个农场要，我们就在哪里落户。
所有的农场都离海口市很远。我们没有钱买长途汽车票，只能搭顺风车。我和陈东海、胡远明组成一个组爬上了一辆开往琼中县的卡车，我坐车头，他们坐后面的货厢，货车在山路上爬了四五个小时才到琼中县的腰子市。司机说腰子市附近有农场，让我们自己去找，他不能再搭我们了。我下车一看，那两位男生根本没在后车厢里，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下了车，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在腰子市徘徊。
所谓腰子市，其实只有一条短街。街的东边有几家小店铺，第一家是镇派出所，第二家是日杂店，第三家是粮店，再往下就是农舍和农田了。从腰子市到阳江农场要翻过十几座小山头，山与山之间有一条小路相连。那天，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当赶到阳江农场时，天已经全黑了。农场办公室的栗主任接待了我，他告诉我农场不收人了，更不收内地来的学生，他们这里的学生都是广东和潮汕地区统一分配来的。他要我先住下，反正吃饭不要钱，等几天再看。我估计他是同情我才让我先住下。据说，在我来之前已经驱赶走了好些内地来的学生，他们称我们这些人为“盲流”。
也许是天意要留我在这个农场。时逢农场开会庆祝军管，栗主任给了我一个上台表演节目的机会，我便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舞蹈都跳了一遍，还拉了一段不成调的二胡曲，居然被兵团首长看中，破例收下了我。
割胶相识广州女知青
我所在这个连队的主要工作是割胶。割胶班共有15人，有两名广州青年，五名汕头青年，其他则是海南本地的老职工。班长是一位三十多岁黑黑瘦瘦的黎族女子，他们叫她瑞花阿姨。
瑞花阿姨派给我五百多棵胶树，她指着一片黑压压的林子对我说：你把它们分成两半，今天割这一半，明天割那一半，就这样循环下去。每天早上听到钟声就起床，用半个小时吃完稀饭，然后上胶林。不管割多割少，８点以前都要割完，否则就会影响胶水质量。
头天晚上我把胶刀磨了又磨，刀背已亮得像一面镜子。我又想起了初来海南时在海口遇见的那几位长沙学生，不知他们现在在哪里；还有王薇，她是不是也在割胶。当时许多人宁愿跋山涉水到海南岛来，也不愿意下湖南农村，除了这里能吃饱饭、拿点工资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没有水田，即使不割胶也是旱地作业，女孩子家免了寒冬腊月下水田之苦……那一晚我有些失眠，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刚刚有了睡意的时候，钟声响了，是铁锤砸在铁板上那种嗡嗡的声音。我像触电一样翻身起床，一看闹钟才半夜两点。按照瑞花阿姨的指教，我把一只手电筒绑在头顶上，腰上绑着胶篓，胶刀斜插在腰间的绳子里，拿起饭盆就去打稀饭。
吃完饭，我们很快就到了各自的树位前。我的胶刀磨得很锋利，割起树皮来十分顺手，我真庆幸自己有这种磨胶刀的天分。割了不到十棵树，我感到全身一阵奇痒，脖子上一个冰凉的东西在蠕动，我一下子想起老工人讲的蛇，吓得腿都软了，扭头一看，这时瑞花阿姨已不知去向，我便扯起嗓门大声呼喊：“救命啊！瑞花阿姨，救命啊！”
远处一束光亮朝这边移动，是广州女知青小黄跑过来了。她俨然一副老胶工的派头，她问我嚷什么。我用手指着脖子，却不敢碰它。“有……有蛇。”我说。她从头顶上摘下手电筒往我脖子上一照，大声笑了起来：什么呀！我当真是蛇呢，不过一条小蚂蟥而已。我用手轻轻碰了碰脖子，摸到了一条肥肥壮壮、足有大拇指粗的蚂蟥。小黄叫我别用手去扯，否则会越扯越紧。她用胶刀背在这条肉乎乎的东西上刮来刮去。“好了，掉下来了。”她用手拈起这条蚂蟥。我仍然感到脖子上又痛又痒，伸手一摸，全是血。“这该死的东西，你看它吸了你多少血。”她一边说一边把这条蚂蟥用胶刀尖钉在树干上乱戳。
小黄总是叫我湖南妹，而且总是一副蔑视的神态，真叫人受不了。有一次我和她谈得很投机，我问她是不是看不起湖南知青。“是。”她答复很坦率。“为什么？”“说实话，我认为你们笨，真笨，笨得像猪一样。”她的坦率激怒了我，我用长沙话回骂了一句：“你们才是蠢猪。”她听懂了。她说：“对，我们也是蠢猪。如果不蠢，干吗到海南岛来？你知道什么人才来海南岛吗？是家里有问题的，是黑五类狗崽子。”她还说她当时真是昏了头，一失足竟过了海，到了这鸟不屙屎的地方。早知道这么苦，还不如摔断腿变成瘸子。我无言以对，真不知我来海南的选择是对是错。
半年以后，我结束了割胶生涯，调到团部宣传队去了。
救火入团，命运改变
入团是我读书时的愿望，但由于出身问题，一直未能实现。
一天晚上，我和同住的北京女知青涤非谈论起人的机遇和命运问题。我说命运和机遇都是注定的，由不得谁想怎样就怎样。涤非说不是，是争取的。我俩正争论不休，猛听到外面人声嘈杂，有人大喊：“失火了，失火了！”我俩几乎未加任何考虑，一起冲出门。只见远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是伙房失火了。知青们立即排成一列长队，用水桶脸盆递水灭火。眼看火势越来越大，连长和指导员都爬到了屋梁上，接过水桶就往火上泼。连长身宽体胖，房梁被压得吱吱响。指导员叫他下去组织，换一个轻一点的上来。我看到涤非像燕子一样飞了上去，来不及细想，也跟着爬上屋梁。浓烟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用手一抹，脸上火辣辣的痛。“下去，这里危险！”涤非对我吼道。我没理会，一个劲地接过水桶往火里泼水。不知哪里冒出的一股蛮劲，几十斤重的水桶提上去竟没觉得有重量。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赶快把火扑灭。
大火终于扑灭了，我和涤非被连长抱下屋梁时都成了“煤炭鬼子”。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并上报团部。几天后，指导员笑着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认真填好后明天交给我。”说完，他从身后亮出一张白纸，我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入团志愿书”几个字。不久，我和涤非都入了团。
没想到机遇一旦光顾了你，真的是挡也挡不住。团部成立宣传队时，办公室栗主任首先推荐了我。那天，宣传队队长老涂一清早就对我们说，今天不下连队演出了，师部宣传科罗科长要来给我们作报告。我们一人拿一张小凳坐在饭堂里等罗科长。
罗科长是位三十出头的军人，身材魁梧，圆头大脸，双目炯炯有神。他给我们作文艺为谁服务的报告，讲了整整四个小时。开始我们被他娓娓动听的北方口音所吸引，全都听得浑身是劲。但时间长了，我身后的海口青年一个哈欠感染了大家，接着是打喷嚏、咳嗽，有的甚至憋闷不住要起身上厕所。罗科长皱眉头了。我坐在第一排，就在罗科长眼皮底下，不敢轻举妄动，但浑身绷得紧紧的实在难受，只好拿出笔来在笔记本上乱画。正好罗科长讲了一句毛主席诗词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顺手就把这首《沁园春・雪》默写在本子上。接着我又默写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风雨送春归”等一些我喜欢的毛主席诗词，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写满了好几页。散会时罗科长很高兴地看着我，说，我作报告你还记录呀，给我看看。我无奈地递过小本子。他迅速扫了几眼，翻了几页，说真不错，字写得那么漂亮，记录那么全面。他记下了我的名字。
一个月以后，老涂对我说，你准备一下，到师部创作组报到，抓紧时间写一个剧本，去参加兵团举办的创作比赛。1971年春天，我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来到了海口。我和王薇终于在海口相遇了。
王薇当时是一师宣传队队长，我遇见她时，她正准备登台演出。王薇一身戏装，脸上浓妆艳抹，貌若天仙。她扑闪着美丽的大眼睛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大喊一声：呀，是你呀，你怎么在这里？她兴奋地告诉我：这回我们长沙妹子在海口大会师了，陈若文在八师宣传队，宋小琪在四师宣传队。我们这几个人聚集在王薇的房间里又说又笑，闹了一夜。
许多年以后，我坐在王薇的高级美容室里，她指挥着她的学生帮我作脸部护理。她是我们湖南省最早的美容专家之一。她仍然那么漂亮，那么年轻。我经常呆呆地看着她，想从她脸上寻找当年海南知青生活的痕迹。我看到的是美，是活力，是一种饱经风霜后的凝重。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印记罢。
最可笑的是，我后来遇见了陈东海――他已是长沙市建委办公室副主任，我问他当年一起爬货车怎么突然不见了，他和胡远明是什么时候下的车，他居然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在我的紧逼直追下，他仿佛记起是有那么一幕，但实在难以想起是什么时候上的车又什么时候下车的了。
（彭宁，长沙市四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海南岛琼中县阳江农场。现为长沙市文联秘书长。）
（责编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