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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与传承: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研究

    时间:2020-03-23 05:09: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过程中,由于西方制度霸权,遂将中国拘囿于“被现代化”的轨道之中,终使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传统范式遭致遮蔽、断裂甚至丧失。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长期执守“能力本位”理念则将本已疏略的“工匠精神”进一步“悬隔”。鉴于“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背景,在厘清框架、审视困境基础上,提出回归“匠道”、融合“三维”、嵌入“课程”的中国“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的核心路径,并在对主体层面“共同体”、方法层面“张力空间”、成果层面“转译平台”三个层面的思考中凸现该项工程的技术要旨。

    关键词: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杨菲(1985-),女,河北順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王亚男(1989-),女,山东烟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编号:15YJA880045),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4-0005-10

    “中国制造2025”须臾离不开本土“工匠精神”之积淀,即便在手工业史上,设若没有“匠道”支撑亦不会有“匠艺”之精湛、唯美与卓越。遗憾的是,自德国工业4.0提出之后,每谈及此事,我国学界或流连于德国中经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1],或津津乐道于“斯托阿迪瓦”[2]等欧洲“匠人”,本土史上铸剑名家“钟离”、制琴名家“雷氏”等鲜有人提及,魏晋马钧、宋代李诫等技术革新者与工程典籍始撰者更是无人知晓,自然其间内蕴的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工匠精神”渐被遗忘。换言之,在中国百余年“被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工匠精神”连同传统匠人、匠艺、匠制等一同“断裂”,终使其渐失原初的根基与自然的进程。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或许可以部分“仿效”德国汽车、瑞士手表与日本电器之工艺,但断然不可“全盘照搬”他国的“匠人”体系,其间尤以“工匠精神”层面如是。而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过度推崇“能力本位”则使“工匠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再一次失去重建与传承的机会。当下,如欲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智能制造”时代有所作为,尤需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匠道与匠器诸“张力”空间中寻求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应对之策。

    一、“断裂”与“悬置”——断代工程“缘起”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遭致打击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即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进程中,呈“整体性”被遮蔽、中断、遗忘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本应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传承却始终没有将其有效地“课程化”,遂而一直处于“悬置”之态,这即是“工匠精神”断代工程提出之故。

    (一)“断裂”——“被现代化”逻辑

    当下言及制造业之质量水平,于中国,除卫星、高铁、核电等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域外,多以德国、日本诸国为典范,原因在于,除日本电器、德国汽车等诸多品牌冠盖全球以外,更有青岛“德国‘亨利安家族’所造挂钟百年精确如初”、青岛地下管道工程中“德国油纸包之前瞻”等颇多赞誉。叩问此事,每每溯及技术、工艺背后锐意臻美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匠人“标准化动作”、日本匠人“一生专注一事”之说等皆“铺天盖地”而来,更有主导匠人文化之势,如此等等。事实如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然由此疏略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自觉挖掘与重铸,遂而转向西方话语“替代”不仅错误,甚至含蕴深重的危机。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断然不缺“工匠精神”。事实上,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业已将中国悠久的精美创制展示给欧洲殖民者,在另一维度,“李约瑟难题”亦是在赞誉手工时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之时发出的“问辩”。事实的确如是。明代以往,中国以杰出技术与卓越发明著称于世:勿言农业技术的辉煌创造,诸如原始瓷器、商代后姆戊大方鼎、汉代造纸、魏晋百炼钢、唐代赵州桥、宋代印刷术……等领先于世的手工业技术皆不胜枚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英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曾慨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数属于中国人。”[3]显然,坦普尔所言主旨中国手工时代杰出的技术文明。由此推断,设若没有“工匠精神”,缘何有如此多的技术“经典”持久地扬名于世。

    问题是,本土“工匠精神”遭遇欧洲工业霸权之后,并未与现代工业制度自然发生“耦合”,遂而“中止”了自我“现代化”的步伐。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诸国率先启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且在生产力发展层面以短短300年“超越”了积淀万载的农业文明,诚如托夫勒所言:“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三百年,使此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4]在此殖民地框架中,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之列,西方“现代化”模式遂主导了本土进程,并有选择地“控制”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质地、结构与其间诸要素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被中断,本土因子被遮蔽,本属不同民族的“异质现代化”只得隐性存留,遂而彰显出世界“同质化”取向。其间,沿袭农业文明的杰出手工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工匠精神”自然排挤于主流产业之外。

    更为严峻的是,当17世纪启动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由西方传教士有“讯息”传至中国本土时,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持久的盛世与世界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处于“世界顶峰”的惯性使然,并未令世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自觉意识得以觉醒,结果是,面对“现代化”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一方面以本土即将“衰落”部分去抵制这场“由西向东”的强劲运动,遂而遮蔽了自身“生长”的因素,终失自觉“现代化”之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被现代化”巨力中忙于照搬,遂而失去对于欧洲范式“本土化”之能力,这直接埋下了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因子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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