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中西文化冲击下的生命困顿
时间：2020-04-21 05:22: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芥川龙之介，日本近代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大正文坛的“鬼才”和新思潮派的杰出代表。他身处日本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共同作用对他的作品创作、艺术生涯、人生选择等各个方面影响至深。文章通过对这种影响作具体的分析，探讨一种对芥川龙之介艺术生命的新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古典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大正文坛的“鬼才”和新思潮派的杰出代表。他与森欧外、夏目漱石一起并称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的三大巨匠”。[1]作为一个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化浸润成长起来的日本作家，又生活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大量输入并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典籍的转型期，在他11年的创作生涯里，中西方文化在他身体里不断地冲击交织，并融合在他特有的生命体悟中，使他的作品成为异质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典范案例。
一、异质文化的撞击
在他的创作生涯里，中西文化的交织可以说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命，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碰撞让他的作品呈现出了异样的艺术面貌，这也正是他作品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浸润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父亲新原敏三经营农场，母亲芥川富久在他出生八个月后便精神失常，母兄芥川道章由于膝下无子，便收养了芥川龙之介。家庭的不完整及母爱的缺失造成了他的敏感、神经质与羸弱，但是也造就了他的早慧和过人的细腻。收养他的舅父是一个没落的旧世家子弟，颇好文艺，因此芥川龙之介从小就接触到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成名后的一篇文章《爱读书籍印象》中提到：“我儿童时代爱读的书籍首推《西游记》。此类书籍，至今我仍然爱读。作为神魔小说，我认为这样的杰作在西洋一篇都找不到。就连班扬著名的《天路历程》，也无法同《西游记》相提并论。此外，《水浒传》也是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如今一样爱读。我曾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我觉得即使在当时，《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比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有趣得多。”[2] 据东京日本近代文学馆的《芥川龙之介文库》记载，芥川龙之介共藏中国书籍188类1177册，其中还包括了许多十分不容易集齐的大型典籍，如：《渊鉴类函》《元诗选》《太平广记》《唐代丛书》等。芥川龙之介在中国古代作品里不仅汲取了最纯粹的汉文化精髓，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述和所建构的绚丽多彩、光怪陆离却又不失博学广阔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深深地镌刻于他的气质之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芥川龙之介的主要艺术成就来自于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有很多作品都与中国有关。他的这类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作品题材直接取自中国古典文学，芥川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撰写创作。据有关学者粗略统计至少有：《酒虫》《仙人》《黄粱梦》《头颅落地的故事》《英雄之器》《饶舌》《尾生之信》《秋山图》、《杜子春》《奇遇》《仙人》。这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把中国作为背景来架构小说，这类作品有：《女体》《影子》《南京的基督》《印度的火神》《母亲》《将军》《银子》《来自第四丈夫的信》《马脚》《湖南的扇子》。[3]
上述的这些数量不下20篇的作品都是芥川龙之介受益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启发，通过自己的融会贯通进行的新的创造。芥川龙之介的汉学素养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创作方面，还表现在他深厚的考据功夫上。他的杂文集《肉骨茶》就收录了许多汉学词语使用考释的随笔。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兴趣，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推崇已经成为他自觉的文学抱负，成为他徜徉于文学世界的追求，他在《汉文汉诗的意趣》中说到：“读汉诗汉文既有益于日本古代文学的鉴赏，也有益于日本当代文学的创造。”[4]中国古典文学可以说是把芥川龙之介引入文学世界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他进行文学创作时的灵感缪斯，更成为了他艺术血液之中不可剥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洋文化的来袭
芥川龙之介出生在日本明治维新数十年之后，这个时期的日本社会正在大量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芥川龙之介的教育背景自然就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本人从高中开始专业的方向就是英语，还曾一度想成为英文学家。1913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还以教授英文为生。由此可见，日本文学、中国汉文学、英语文学都是构成他文学身份的重要肌理。
芥川龙之介接受西方文化冲击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他创作了大量的“切支丹物”。“切支丹”是葡萄牙语Christāo音译，是基督教初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通称，“切支丹物”即切支丹物语，指的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作品。芥川龙之介的“切支丹物”包括《烟草与魔鬼》《尾行了斋备忘录》《流浪的犹太人》《恶魔小品》《信徒之死》等20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及《老狂人》《基督片段》《我的目标》《格列柯》等少年时期的习作。
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教的兴趣最早应该是受到家仆室贺文武的影响。中学时期，他与长崎太郎出入教会。同时，他又与参加江教会的圣经学习班的恒藤恭交往密切。在明治四十五年至大正三年，芥川龙之介写出了《我的目标》《格列柯》《基督片段》。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对基督文化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基督教虔诚的向往。
尽管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教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并也多次亲身参与教会活动，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信仰和精神支撑，而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去审视这一文化。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进行专门的探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芥川对基督文化的探究伴随了他的一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芥川龙之介身上始终存在着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作用之下，其作品的独特风貌也就呈现了出来。
二、诘问与追寻
正如前文所述，芥川龙之介身上的文学素养至少来自于三种文学的建构。《南京的基督》是芥川龙之介创作于1920年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三个人物分别是：日本旅行家、南京妓女金花、西洋男子。这三个人物身份的设置别具匠心，正好影射了作为日本人的芥川龙之介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从对这篇作品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的，而这两种影响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
《南京的基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故事，女主人公金花是一名妓女，同时却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家庭贫困，她为了父亲和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出卖肉体，经营卖笑生意。一天，一个日本来的旅行家来到她的房中过了一夜。夜里，日本旅行家和金花聊天，旅行家用有些嘲弄的口吻质疑金花对基督的虔诚，于是金花告诉了他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耶稣亲自降临的故事。原来金花进入卖笑生涯不久之后便染上了梅毒，身体无论如何调养都不见起色。这时，她的一个姐妹告诉她一个治疗梅毒的偏方，就是通过接客，把病传染给客人，自己身上的病就可以不治而愈。但是善良的金花并不想这么做，她诚实地告知了她的每一位客人她染病的事实，久而久之，她的客人越来越少。直到一天夜里，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踉跄地进了她的房间，在他们语言不通地对话时，墙上挂着的十字架忽然落下，金花看了十字架上的圣像才明白为何对眼前的客人有种熟悉的感觉，原来他就是基督。于是金花不再抗拒外国人的亲近，也全然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病，两人共度了一夜。第二天当金花醒来，外国人已经不见了踪迹，只剩下凌乱的床提醒她昨夜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这时，她才觉察到自己身体的变化，那恶性的杨梅疮竟已痊愈，于是，她笃定地告诉日本旅行家，她认为那正是基督亲临现身拯救了她。这时，日本人脑海里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原来，这个被金花当成基督的男子是一个日美混血儿，他曾得意洋洋地向日本旅行家的朋友炫耀过自己曾在一个信仰耶稣教的私娼那里嫖过一夜，半夜的时候趁女子还在熟睡就偷偷溜走，后来他因为染上恶性梅毒发了疯。
在这个文本中，日本旅行者对应着芥川，妓女金花象征中国古典文化，西洋人象征西方文明或者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妓女金花的形象也承载了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诗意想象。秦淮青楼之中的红颜聪慧善良美丽，她们是历代风流才子在诗歌和小说中吟咏的对象，熟读中国古典文籍的芥川龙之介自然会对这一佳人群体产生好感，所以他会借以这样一个形象来暗喻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金花的美丽善良和宽容，正代表了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对中国古典文化中所塑造的那个世界一直怀有浪漫的向往：那里的壮丽河山，那里的民间传奇所散发出的奇异光芒，那里才华横溢的风流文人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相对于日本的“武士道”和讲求理性科学的西方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显得温婉柔和。在文本中，芥川用了一个女子的形象来象征中国的传统文化，想必也是有这样一层考究在其中。虽然心怀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敬崇，但是芥川龙之介也意识到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已经逐渐衰落的事实，近代中国的国情就像妓女金花居住的房间：“桌上的摆灯放着薄暗的光，那光与其说是使室中明亮，不如说反有增进阴郁之力。在壁纸驳损了的室之一隅里，拖着毛毡的藤绷床，垂着尘秽了的帷帐，桌子的那面，一张旧椅子几乎被忘了似的摆着”[5]，处处都透着一股早已老旧颓唐的气息。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国民的思想同样陈腐落后，他们早已经如同妓院的那些女子一样是“患了病的身躯”，却还是不思进取地用古老的方法生存，治病的方法不是求救于科学，而是继续固步自封（金花的姐妹告诉她治好病的偏方），不然就是虽然已经向西方学习（金花的信教），却是一种愚昧的模仿，完全无法与自己的原有文化融合，更谈不上掌握了。
芥川对向西方学习这种思潮产生了质疑。根据基督教教义的要求，教徒的身体必须圣洁。金花五岁就受了洗礼，却完全从事了一项与神的旨意南辕北辙的职业，于是日本旅行家才会带着嘲笑地发问：“你不想到做了这行业是不能升天国的吗？”金花回答到：“我想在天国的基督，必会鉴察我的心的。”这恰恰体现了她的无知和浅薄，她的入教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入教，并没有真正理解整个宗教的内涵，最后才导致了那个荒谬结局的出现。这也是芥川的担心和反思所在，在西方文明来势汹汹的时候，落后的民族如何守住自己的文化净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要做的绝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学习，邯郸学步的后果可能会出现与预期期望不符的窘境。看着近代中国的衰落，作为一直仰慕汉文化的芥川龙之介，想必是痛心的，他对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举动是认可的，但是他担心的是作为一种弱势的文化如何在强势的文化面前自保，如何不丧失自己的特性和优点，这也正是芥川龙之介的疑忧。在小说的结尾处，日本旅行家的内心独白就是芥川龙之介心中的忧虑：“我应该替她把这蒙启了呢，还是一声不响，让她永久做那古老西洋传说的梦呢？……”[6]《南京的基督》抒发的不仅仅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结”，也是他对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如何自处的一次反思和诘问。
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教的观点同样可以从这篇作品中窥见一二。他对基督教始终怀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始终无法融入，也无法真正地去信仰。在文本中，他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全能全知的旁观者，并对基督教徒投去了些许的嘲讽之意。首先他讽刺了一个自称虔诚的基督徒居然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其次当他听到这个基督徒大谈耶稣降临故事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关注度，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去听完了这个事件；最后笔锋一转，原来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全能全知者，教徒的信仰只是自己牵强附会的联想。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神，所以对神的信仰更无从谈起，对基督信仰的真相只是一场滑稽的误会。
也许是从小母爱的缺失、家庭的不完整和体质多病造成了他的敏感和对人群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教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会因为自己在现实中的苦难想向神求助获得救赎，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却又让他质疑神的存在，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会频繁地参加教会活动，研究基督文化，却又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掷出怀疑的声音：《信徒之死》中最虔诚的教徒罗连卓却被其他教徒赶出了教会；《阿吟》中一家人为了彼此的生命叛了教，亲情最终战胜了信仰；《侍女手记》中的基督徒秀林院夫人被逼自尽，却欺骗自己的侍女为自己殉葬。
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文化的抵制发生在精神层面，其实他的内心依然怀有对基督教救世真理的不懈探寻。信仰上的矛盾就造成了他在文艺作品中的不停追问，对基督教怀有好感却又终究保持怀疑没有完全寄托信仰，他创作的大量的“切支丹物”正是他矛盾心态的写照。
三、结语
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每日新闻报社的记者走访了中国，然而，展示在他面前的近代中国图景却给他带来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被现实的一个个景象摧毁，在中国他看到的只有愚昧和破败，感受到的只有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于是，报社工作的繁重、旅途的长期奔劳、理想国的崩塌让他身心俱创，心境更加压抑。
回国之后，姐夫自杀，姐姐一家的全部经济负担又突然积压到了他身上，这让他的神经衰弱症变得更加严重。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从前用来逃避现实的由汉文学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只能把目光投射到他内心并不信任的基督教，但是他又无法克服对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一种矛盾的怀疑，所以当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室贺文武读了芥川的《西方人》后对他大加否定之时，芥川龙之介终于失去了所有的信仰支柱走向了绝望，昭和二年7月24日在完成《续西方人》之后他服下安眠药自杀，终结了他毫无期盼的生命。
中西方文化交织和冲击成就了芥川龙之介斐然的艺术成绩。在这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下，芥川龙之介找到了自己创作的发力点，对两种文明独到的思考和探究，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也让他的作品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人文深度。同样，当这两种文化相继在他的生活中破灭消亡之后，他就像前后都靠不着岸的孤帆，毫无方向地漂泊，终于他厌倦了这种没有安全感没有目的性的放逐旅程，死亡便成为了他逃遁这个窒息世界的唯一选择。
注释：
[1] 参见叶胃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 [日] 芥川龙之介：《爱读书籍印象》，《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83页。
[3] 参见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347页。
[4] [日] 芥川龙之介：《汉文汉诗的意趣》，《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5][6] [日]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中短篇小说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第95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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