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12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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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1

后面还有多篇国际形势论文！

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际形势并进一步阐述了它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形势；国家安全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时对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考验。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追问国际形势趋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审时度势进取应对，确保我国安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

一、认清国际安全形势，不被浮云遮望眼

纵观国际安全形势，尽管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流，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危险交织，传统冲突趋缓而冲突根源并未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各种新危险新挑战不断涌现，且不可因误判国际安全形势，而毁损我国安全发展战略。

传统安全威胁世界和平。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并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主要核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过战争。国际恐怖主义依然猖獗，2010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恐怖活动呈现蔓延态势“全球化”、生存方式“本土化”、策划手段“高端化”、袭击形态“独狼化”等特征，尤其是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裂的倾向。环境安全继续恶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极端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多毁灭性的灾难。金融安全不可小觑，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仅重创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其引发的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新的金融危机又悄然逼近，这将会使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更多非传统安全隐患不断。诸如贩毒走私愈演愈烈、传染性疾病严重扩散、海盗活动肆无忌惮、非法移民日益严重，这些问题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二、正视我国安全环境，不被漩涡困航程

受国际安全形势影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深处国际安全形势的“漩涡地带”，中国不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就会在漩涡中沉覆。仅有正视周边安全形势，才能理性应对周边形势，冲破围堵遏制扬帆远航。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风险加剧。一些邻国军费开支增长迅速。日本年年提升国防预算，2015年高达490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3.5%；印度2014-2015年国防预算提高了10%，其中装备采购预算就提高了3.3%；菲律宾2015年国防预算增至26亿美元，大涨29%；越南过去三年军费暴涨90%。这些国家不仅仅提高军费，加速本国军事战略调整，还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大搞联合军演，提高武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对我国的安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地缘环境复杂。当今世界超过1亿人口的大国总共11个，其中七个在我国周边；世界有25支最强大的军队，其中8支在我国周边；世界公开宣布有核武器的国家有8个，其中4个在我国周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公认全球有七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其中六个在我国周边，与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与领海争端，加上域外势力的强势介入，使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越发显得复杂高危。

我国面临反恐形势越发严峻。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渗透、“基地”组织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等因素，助推了恐怖主义在我国新疆地区的蔓延。“三股势力”在90年代是潜在威胁，今日已成为重大现实威胁。2008年3.14拉萨骚乱，2009年新疆的7.5事件，2013年10.28天安门暴恐事件，2014年昆明火车站的3.01砍杀事件等，都是三股势力在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前，伊斯兰国也要向中国西北渗透，谋划将中国新疆西藏纳入其版图，部分中国人遭怂恿偷渡越南、马来西亚参与“圣战”。还有一些青年在理解了恐怖组织系统培训后回国，匿迹人海，侍机实施爆恐活动……使得我国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奥巴马任内，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延伸。三、坚持安全发展战略，不被螳臂所阻滞

尽管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国安全发展面临困难，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国际力量比较有利于世界形势总体稳定的大环境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到达前所未有地程度。习主席正是深刻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危环境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为我国安全发展，把握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发展道路，构建一体化国家安全发展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综合保障本事建设。仅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2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背景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包括：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晌热钱流人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2010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2010年经济增长2.4%，通胀水平预期增长1.2%，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2010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2009年中国农村8.5%，城市9.3%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3、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3

谈最近的国际形势

最近美国侵略集团在东方在西欧，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阴谋活动。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分子，相继发出了战争叫嚣，国际局势显得有些紧张起来。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怎样来认识目前的国际局势呢？此刻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吧。

作者：福英

朝鲜停战的实现，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的军事停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这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伟大的胜利，美国侵略集团的重大失败。

可是，如果以为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国侵略者，在遭到失败和打击后，就会从此放下屠刀。那就是奇怪的衷情了。我们应当看到：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为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绥和而斗争的时候、美国侵略集团却绝不甘心于失败，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制造着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另一次世界战争的。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之间的斗争，这就是目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情景。

和平与战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绝不是一两个回合就能解决的。因为和平的敌人是相当顽强的。它在一次失败之后，必然想法对世界和平力量进行反攻。所以，我们在一场斗争胜利之后，就要之后进行另一场的斗争。这样，国际局势就显得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这就是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在一个回合中获得胜利，就冲昏了头脑，以为美国侵略集团蒙受了一次打击，就消声匿迹，我们就能够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了。那样，我们就要犯错误。相反的，我们要时时警惕，准备给企图反攻的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但如果我们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就张惶起来，那也是不对的。

敌人是不断地在进行反攻的。譬如，在朝鲜停战，日内瓦会义后，美国侵略集团遭到了失败，和平力量取得胜利，美国侵略集团就立即拉拢英、

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组织东南亚军事侵略集团。之后，欧洲军条约遭法国议会否决，美国的战争政策遭到了挫折，但它连忙诱使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用伦敦协定、巴黎协定来重新武装西德，把西德拉进北大西洋侵略军事集团。最近，宣布签定美蒋军事协定，并决定行将召开曼谷八国会议。美国侵略集团这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要建立对苏、中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包围圈，准备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但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这一连串的侵略活动，并没有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不如说，这是在我们预料之中。所以，国际局势一时的恶化，并没有使我们悲观失望，而只是使我们加倍努力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斗争，并且是具有充分的信心来进行这一斗争。

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跟战争力量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如何来认识目前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力量呢？

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坚。苏、中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紧密团结，是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保证。

同时，世界各国人民是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在最近四十年来，世界经过了两次大战，人民对于战争所给予的创痛，记忆犹新，谈虎色变，谁不反对战争？

至于美国侵略集团，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它的追随者，但为数不那么多。为什么？因为美国侵略集团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追随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不仅仅对他们自我没有什么好处，并且还会失掉他们已有的一些东西。所以，目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便存在着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是刚获得独立的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垄断，因为它们是刚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下摆脱出来，或正在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它们反对战争，因为它们需要的是建设，而战争是妨碍它们进行建设的。它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中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除极少数国家的统治集团甘于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以外，许多国家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二十五个亚洲非洲国家参加定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举行的亚非会议。讨论反对殖民主义和促进世界和平的问题。南亚五国总理的这一行动，证明了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已被削弱，想要继续保有它们已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就不容易。为什么？首先美国垂涎着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侵略集团在想法挤进去，要取它们的地位而代之。其次，这些地方的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根本动摇了殖民制度。这一类的国家的统治集团中虽然也有少数人时常跟着美帝国主义叫嚣战争，但从根本方面来说，它们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因为维持原状意味着它们有可能继续坚持巳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英、法和许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是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类型的国家，是好战的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政策，战争政策。这类国家主要是在侵略集团统治下的美国。在美国控制下的西德和日本，是美国侵略集团看中了的战争工具；美国力图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作为美国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的炮灰。美国侵略集团虽然是以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作为“潜在的敌人”，作为将来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进攻对象，可是，今日在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目前的侵略对象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美国侵略集团要在这些国家中设立军事基地，就必然侵害着这些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美国侵略集团要企图缓和美国的经济恐慌，就必然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侵略。一句话，美国侵略集团想要建立它的世界霸权，第一步就要把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沦为它的附庸。在那里，就存在着美国与其同盟国家之间的不能克服的最基本的矛盾。此外，阿登纳和吉田虽然甘愿充当美国的走卒，但西德和日本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全都愿意扮演这样的主角；更用不着说西德和日本的人民是根本反对的了。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军事协定，日本的吉田也巳不得不下台。即使把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安知西方各国不是扳石头碰自我的脚？！这一切，就显示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所面临的困难。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4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背景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包括：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晌热钱流人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2010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2010年经济增长2.4%，通胀水平预期增长1.2%，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2010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2009年中国农村8.5%，城市9.3%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3、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5

【摘 要】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扩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国内专家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客观的评价，对“中国模式”褒贬不一，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客观地分析国内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并且清醒认识“中国模式”，从而使之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综述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成为一个国内外关注的课题。在这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多有论著和综述。笔者对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不是为了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肯定和推广，而是期望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抑或建国60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诚然，为了研究需要，笔者仍然使用“中国模式”这一学界耳熟能详的语词，并且通过对近几年来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达到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和指导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1.“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态度的重新审视，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乔舒亚·库伯·雷默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在苏东剧变之后，不少西方国家就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

庄俊举、张西立在《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中指出，“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而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李荷英、秦益成认为，从改革开放开始到苏东剧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从苏东剧变到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人民战胜“512”汶川大地震，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于是国际社会包括学界，试图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掩盖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评价逐渐转换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评价，“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观点。

2.“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模式”到底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认为，创新且高密度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首要基本经验。“‘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其基本特征包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经济改革优先；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学者江金权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一书中，梳理了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几种说法，他认为大体分两类，一是“单一要素说”，二是“综合要素说”。“单一要素说”强调的是“中国模式”某一内涵的独特重要性。例如，李东航在《“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新希望》一文中说：“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保持独立自主。“综合要素说”强调“中国模式”是多要素构成综合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日内瓦学者张维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 .cn 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地域定位是“中国”，参照系是国外其他发展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内容上看，是指全方位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指某一个领域的，因此在准确掌握其内涵时必须注意在谈“中国模式”时，不能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能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他还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蕴涵着丰富内容，除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外，中国模式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等，都应该是中国模式的具体表现。

3.“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三个方面。在现实意义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作为不同于西欧、北美、拉美、印度模式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的成功不仅在于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在于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的稳定，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的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三个方面。 在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应该是不断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郑永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应该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尤其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是发展中的模式。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个说法，做到心里有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西方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中国模式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中国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在世界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早就对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二 “中国模式”备受中外学者关注及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自舒亚·库珀·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发表以来，中国模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讨论随着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先后出现了几个高潮并延续至今，其中以英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尤为系统而突出。相关讨论不仅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基本特征，而且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目共睹。

1.美洲、欧洲学者看“中国模式”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做出如下表述：“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给经济和社会松了套，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它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够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在2007年年底出版的《美国人》中发表文章说，描述“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有的干脆说是“专制”“独裁”。美国的一些政客们故意引导人们妖魔化中国，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达尔富尔问题——都说成是中国的错。他们力图让人们相信，美国的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模式是危险的。同时，部分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赞成态度，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他们提出了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市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比如大卫？施卫卡特。

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5月7日刊登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认为，“北京共识”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一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很可能只是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进行而已。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

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在他的题为《中国让我担心》的新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浪费”过于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过高，中国经济的头上有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农业、国有企业、股市、金融。

2.俄罗斯专家眼中的“中国模式”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接受俄《观点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明白一点，物质力量不能决定一切，对国家良好的治理才是关键。西方的各类民主模式衰落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所有自称是民主的国家都遭受了失败，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互动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仍保持上升姿态，为此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模式。”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这一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

也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例如，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与其说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之上。”“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这首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后者的含义是国家逐步转向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缓解社会问题的尖锐度，来突破资源和生态方面的瓶颈。”

3.亚洲国家看“中国模式”

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是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印度辛格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邓小平是他学习的榜样，而学习的重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中国问题专家的总结更为具体，“中国模式”包括：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越南的上层人士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越南领导人采取了中国的“稳定、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并打算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据悉，他们还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曾两次访华，到过深圳等开放城市，中国的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议古巴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继而放松城市消费产品销售，这些都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思路相似。中国还曾派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古巴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研究吸取中国改革经验的“中国部”。

三 “中国模式”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国外学者，包括左翼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但是由于其本身所持有的立场和局限，特别是由于远离社会主义运动，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应持有鉴别的眼光。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中国模式应该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催生了中国模式的萌芽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中国近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目标与手段、两点与重点、主观性与客观性、长期性与阶段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中国模式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内容的探究，有些国外学者也得出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些学者主要是第三世界、俄罗斯和西方个别左翼学者。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向他国学习而不照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是最好学的国家。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在于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

第二，尊重历史，开拓创新。印度学者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民敬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有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整个60年来的发展成为一个相当一体的工程。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高瞻远瞩，精心计划。有学者认为，高瞻远瞩是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长远；在政策的实施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发展的科学、合理性上。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

第四，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中国的政体相对于所谓的民主政体，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印度学者认为，民主政体下许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竞选连任上，而中国政治领导人投入精力关注发展。

3.“中国模式”应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

在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的论著和综述中，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奇迹、“中国摸式”、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论题相提并论，形成系列。由于“中国模式”是一个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中国模式”是否值得总结和推广亦是学界、政界和媒体论证和争论的一个问题。胡锦涛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在全国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完成了建国伟业。邓小平在““””结束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当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和赞同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特别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与政治形势时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精神。简单地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21世纪，中国要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探讨“中国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延伸，仍然需要时时牢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 。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陶绍兴。“中国模式”研究综述[J].红旗文稿，2010(9)

[2]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J].前线，2010(2)

[3]徐崇温。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N].文汇报，2010.2.1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

[6]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M].Foreign Plicy centre，2004

[7]吴艳东。“中国模式”：探索历程、特点及意义[J].理论探索，2009(2)

[8]郑永年，西方为何惧怕“中国模式”?[EB/OL].新华网，2008.4.10

[9]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J].社会科学，2010(6)

[10]〔英〕吉迪恩·拉赫曼。汪析译。崛起的中国是真正的竞争对手[N]，环球时报，2010.3.19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6

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一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一样程度的冲击。政府对金融危机举措不力，极端情绪愈演愈烈，民众对国家治理本事产生怀疑，最突出的表现是“街头政治”持续上演，如挪威枪击案、“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更有种族融合、“民主赤字”、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的作用。危机不仅仅损害了原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并且降低了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力，更松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原有体系不能再经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本事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二是国际力量比较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一样，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团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与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传统西方大国以及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相比，支撑新兴国家持续增长的资源、市场、人口禀赋仍在，新兴国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本事增强，新兴国家不仅仅要融入国际体系，并且要改善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面临结构性调整。可是，原有国际机制的受益者并不愿意理解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对新兴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维护和重塑之间双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点，使得国际体系存在对抗性风险，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俄欧美因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扩关系紧张，中美日因东海和南海争端引发对立，欧美因世界经济和安全防务主导权产生分歧，若矛盾和对抗升级，都会改变现有关系格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突发多

变，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调整期。

三是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经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越来越大。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全球性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各国为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领制高点而竞争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逐步丧失就是例证，一些大国选择性地解读国际规则，采取单边行动引发国家关系紧张，这无疑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致使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加剧动荡。

四是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证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对立，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万能论”中左右摇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且相互推诿，造成国家解决问题的本事大大降低。另外，为取悦选民各政党开出诸多“口头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对危机治理能够说寸步难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发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是中东变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内部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另外，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所受冲击巨大。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会转型的诉求一向被外部势力所压制，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社会转型供给了契机。在“后帝国时代”，政治动员的作用凸显，“全球政治觉醒”成为催化剂，潜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全面动荡，民主的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民众走上街头，不仅仅波及整个阿拉伯国家，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甚至扩散到欧美，其中以希腊反政府示威

、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性质完全不一样，但都是以同样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六是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礼貌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如果说16世纪的海上争夺是欧洲国家经过海洋争夺陆地，那么21世纪的海上争夺是世界各国经过海洋争夺沉睡在海底的战略性资源，人类进入了新的海洋时代――“海洋工业礼貌时代”。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海洋争端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南北极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岛屿争端、英阿马岛争端等轮番上演，国际海洋争端也逐渐从单纯的岛屿归属发展成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对海底资源的争夺也从“暗斗”阶段上升到“明争”阶段。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贴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礼貌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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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下高校国防教育的意义

【摘要】当今世界形势变化多端，国际环境复杂严峻，而我们高校青年学生的国防意识却在逐渐减弱。文章主要从为什么要抓好国防教育和怎样抓好国防教育两个方面着手，论述重视国防教育就是重视国防建设。

作者：杨军，王建伟

【关键词】高校，国防教育，意义

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做好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对维护国家安全有“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期望。将高校国防教育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将能够大大促进大学生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供给充足的人才储备和建设力量。

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时刻坚持忧患意识。所以，普及青少年学生国防教育成为大势所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期望，大学生更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更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危机四伏，东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时刻伺机向我国发动袭击。所以，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十分必要。同时，大学生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防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它与全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构成全民支持、建设国防事业的浓厚氛围。此刻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正是为了激发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国防观念而开设的，能够说它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和平时期，人们容易滋生麻痹思想和苟安心理，失去必要的防卫观念，缺乏危机意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国家的国防要与时俱进，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潮下越发的坚挺，而民众的国防意识也不能只靠战时培养，这一切都要落实于平时。从中学时的国防教育读本到大学时的军事课，国家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力争使全民都具备必要的国防意识和基本的军事素质，力争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国防事业的后备军。所以，高校的国防教育对增强大学生国防观念具有进取的作用。

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主要体此刻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防教育能够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过去我们学习的文理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囊括，而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出现了断层。殊不知，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高新技术都会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就是要明确军事国防与各行各业各领域之间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将其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得大学生的知识体系在理论和逻辑的层次上更加完美。此刻的军事理论课，教师经过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防最现代的东西和当今军事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充分展现给大学生，再加上授课教师诙谐幽默的讲演，使得大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饱尝了一份视听的饕餮盛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当代大学生崇德尚武、敢为人先的精神，使中华民族真正木秀于林。

另一方面，国防教育能够增长大学生的实践经验。此刻，许多高校把军事理论课当作必修课来开设，每年入学之际对新生开展军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技能训练和国防素质教育。这是基于国防教育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增强国防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增长实践经验都具有进取意义所进行的探索，使得大学生刚进入大学学校之始就理解严格的考验。

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是全民的身体素质却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此刻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人们的娱乐方式也更加多样，参加体育锻炼的动力也就相对不足。此外，此刻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缺乏自理本事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一些家长强烈提议经过军训来弥补孩子体育锻炼的空白，期望以教官的榜样作用来带动孩子，提升其综合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政府和学校也期望经过军训来给大学新生上一堂课，告诫他们坚决摒弃懒散怠慢的坏习惯，从对国家和对自我负职责的态度出发，自觉构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培养团体荣誉感和合作精神，争做“三好”“四有”青年，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同时，大学时代也是大学生构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这时的大学生应当明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禁止做的。当代大学生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在学习军事理论的同时，进取参与课外的军事训练。凡是一切有利于增强身体机能和提高综合素质的生活，都应当进取主动地去追求，努力使自我成为贴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主人，此刻高校进行的国防教育，正是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和当代大学生的发展需要。所以，抓好国防教育，将使青年学生终身受益，使中华民族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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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扩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国内专家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客观的评价，对“中国模式”褒贬不一，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客观地分析国内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并且清醒认识“中国模式”，从而使之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综述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成为一个国内外关注的课题。在这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多有论著和综述。笔者对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不是为了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肯定和推广，而是期望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抑或建国60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诚然，为了研究需要，笔者仍然使用“中国模式”这一学界耳熟能详的语词，并且通过对近几年来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达到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和指导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1.“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态度的重新审视，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乔舒亚·库伯·雷默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在苏东剧变之后，不少西方国家就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

庄俊举、张西立在《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中指出，“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而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李荷英、秦益成认为，从改革开放开始到苏东剧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从苏东剧变到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人民战胜“512”汶川大地震，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于是国际社会包括学界，试图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掩盖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评价逐渐转换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评价，“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观点。

2.“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模式”到底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认为，创新且高密度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首要基本经验。“‘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其基本特征包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经济改革优先；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学者江金权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一书中，梳理了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几种说法，他认为大体分两类，一是“单一要素说”，二是“综合要素说”。“单一要素说”强调的是“中国模式”某一内涵的独特重要性。例如，李东航在《“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新希望》一文中说：“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保持独立自主。“综合要素说”强调“中国模式”是多要素构成综合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日内瓦学者张维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 .cn 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地域定位是“中国”，参照系是国外其他发展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内容上看，是指全方位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指某一个领域的，因此在准确掌握其内涵时必须注意在谈“中国模式”时，不能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能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他还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蕴涵着丰富内容，除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外，中国模式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等，都应该是中国模式的具体表现。

3.“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三个方面。在现实意义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作为不同于西欧、北美、拉美、印度模式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的成功不仅在于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在于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的稳定，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的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三个方面。 在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应该是不断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郑永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应该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尤其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是发展中的模式。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个说法，做到心里有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西方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中国模式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中国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在世界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早就对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二 “中国模式”备受中外学者关注及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自舒亚·库珀·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发表以来，中国模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讨论随着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先后出现了几个高潮并延续至今，其中以英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尤为系统而突出。相关讨论不仅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基本特征，而且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目共睹。

1.美洲、欧洲学者看“中国模式”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做出如下表述：“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给经济和社会松了套，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它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够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在2007年年底出版的《美国人》中发表文章说，描述“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有的干脆说是“专制”“独裁”。美国的一些政客们故意引导人们妖魔化中国，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达尔富尔问题——都说成是中国的错。他们力图让人们相信，美国的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模式是危险的。同时，部分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赞成态度，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他们提出了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市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比如大卫？施卫卡特。

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5月7日刊登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认为，“北京共识”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一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很可能只是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进行而已。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

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在他的题为《中国让我担心》的新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浪费”过于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过高，中国经济的头上有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农业、国有企业、股市、金融。

2.俄罗斯专家眼中的“中国模式”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接受俄《观点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明白一点，物质力量不能决定一切，对国家良好的治理才是关键。西方的各类民主模式衰落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所有自称是民主的国家都遭受了失败，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互动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仍保持上升姿态，为此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模式。”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这一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

也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例如，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与其说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之上。”“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这首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后者的含义是国家逐步转向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缓解社会问题的尖锐度，来突破资源和生态方面的瓶颈。”

3.亚洲国家看“中国模式”

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是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印度辛格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邓小平是他学习的榜样，而学习的重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中国问题专家的总结更为具体，“中国模式”包括：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越南的上层人士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越南领导人采取了中国的“稳定、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并打算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据悉，他们还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曾两次访华，到过深圳等开放城市，中国的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议古巴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继而放松城市消费产品销售，这些都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思路相似。中国还曾派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古巴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研究吸取中国改革经验的“中国部”。

三 “中国模式”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国外学者，包括左翼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但是由于其本身所持有的立场和局限，特别是由于远离社会主义运动，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应持有鉴别的眼光。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中国模式应该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催生了中国模式的萌芽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中国近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目标与手段、两点与重点、主观性与客观性、长期性与阶段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中国模式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内容的探究，有些国外学者也得出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些学者主要是第三世界、俄罗斯和西方个别左翼学者。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向他国学习而不照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是最好学的国家。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在于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

第二，尊重历史，开拓创新。印度学者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民敬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有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整个60年来的发展成为一个相当一体的工程。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高瞻远瞩，精心计划。有学者认为，高瞻远瞩是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长远；在政策的实施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发展的科学、合理性上。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

第四，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中国的政体相对于所谓的民主政体，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印度学者认为，民主政体下许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竞选连任上，而中国政治领导人投入精力关注发展。

3.“中国模式”应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

在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的论著和综述中，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奇迹、“中国摸式”、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论题相提并论，形成系列。由于“中国模式”是一个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中国模式”是否值得总结和推广亦是学界、政界和媒体论证和争论的一个问题。胡锦涛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在全国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完成了建国伟业。邓小平在““””结束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当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和赞同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特别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与政治形势时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精神。简单地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21世纪，中国要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探讨“中国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延伸，仍然需要时时牢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 。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陶绍兴。“中国模式”研究综述[J].红旗文稿，2010(9)

[2]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J].前线，2010(2)

[3]徐崇温。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N].文汇报，2010.2.1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

[6]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M].Foreign Plicy centre，2004

[7]吴艳东。“中国模式”：探索历程、特点及意义[J].理论探索，2009(2)

[8]郑永年，西方为何惧怕“中国模式”?[EB/OL].新华网，2008.4.10

[9]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J].社会科学，2010(6)

[10]〔英〕吉迪恩·拉赫曼。汪析译。崛起的中国是真正的竞争对手[N]，环球时报，2010.3.19

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精选篇9

关键词：

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

摘要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总体来看，国际上以美、日、俄、中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我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一、和平中谋求发展

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

这样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所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此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道路。

事实证明，仅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

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供给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兴盛，还将为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础，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有利条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将是对人类社会提高的重大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此刻，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经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现金融震荡，就会对世界各国异常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强烈冲击。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总之，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可能长期安宁的。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进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本事。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职责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根本的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

三、世界多极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构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提高的要求，贴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种多极化格局，不一样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职责，扶持弱国，富国应当帮忙穷国。

四、国际形势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对我国来说，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确定，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给我国发展供给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机遇就会继续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当前国际矛盾的特点、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没有弱化并且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争取比较有利的地位，对于国家主权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倡导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进取寻求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共赢基础上的合作。再次，台湾问题对中国坚持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的不利影响呈增大趋势，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

涉台外交在维护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进取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虽然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环境更加复杂。应对挑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自我，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进取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使我军建设更加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最终，世界经济坚持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大了对世界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使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有关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也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进取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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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一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一样程度的冲击。政府对金融危机举措不力，极端情绪愈演愈烈，民众对国家治理本事产生怀疑，最突出的表现是“街头政治”持续上演，如挪威枪击案、“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更有种族融合、“民主赤字”、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的作用。危机不仅仅损害了原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并且降低了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力，更松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原有体系不能再经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本事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二是国际力量比较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一样，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团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与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传统西方大国以及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相比，支撑新兴国家持续增长的资源、市场、人口禀赋仍在，新兴国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本事增强，新兴国家不仅仅要融入国际体系，并且要改善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面临结构性调整。可是，原有国际机制的受益者并不愿意理解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对新兴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维护和重塑之间双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点，使得国际体系存在对抗性风险，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俄欧美因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扩关系紧张，中美日因东海和南海争端引发对立，欧美因世界经济和安全防务主导权产生分歧，若矛盾和对抗升级，都会改变现有关系格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突发多

变，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调整期。

三是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经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越来越大。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全球性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各国为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领制高点而竞争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逐步丧失就是例证，一些大国选择性地解读国际规则，采取单边行动引发国家关系紧张，这无疑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致使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加剧动荡。

四是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证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对立，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万能论”中左右摇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且相互推诿，造成国家解决问题的本事大大降低。另外，为取悦选民各政党开出诸多“口头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对危机治理能够说寸步难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发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是中东变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内部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另外，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所受冲击巨大。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会转型的诉求一向被外部势力所压制，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社会转型供给了契机。在“后帝国时代”，政治动员的作用凸显，“全球政治觉醒”成为催化剂，潜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全面动荡，民主的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民众走上街头，不仅仅波及整个阿拉伯国家，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甚至扩散到欧美，其中以希腊反政府示威

、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性质完全不一样，但都是以同样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六是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礼貌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如果说16世纪的海上争夺是欧洲国家经过海洋争夺陆地，那么21世纪的海上争夺是世界各国经过海洋争夺沉睡在海底的战略性资源，人类进入了新的海洋时代――“海洋工业礼貌时代”。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海洋争端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南北极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岛屿争端、英阿马岛争端等轮番上演，国际海洋争端也逐渐从单纯的岛屿归属发展成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对海底资源的争夺也从“暗斗”阶段上升到“明争”阶段。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贴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礼貌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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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际形势并进一步阐述了它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形势；国家安全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时对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考验。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追问国际形势趋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审时度势进取应对，确保我国安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

一、认清国际安全形势，不被浮云遮望眼

纵观国际安全形势，尽管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流，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危险交织，传统冲突趋缓而冲突根源并未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各种新危险新挑战不断涌现，且不可因误判国际安全形势，而毁损我国安全发展战略。

传统安全威胁世界和平。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并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主要核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过战争。国际恐怖主义依然猖獗，2010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恐怖活动呈现蔓延态势“全球化”、生存方式“本土化”、策划手段“高端化”、袭击形态“独狼化”等特征，尤其是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裂的倾向。环境安全继续恶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极端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多毁灭性的灾难。金融安全不可小觑，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仅重创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其引发的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新的金融危机又悄然逼近，这将会使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更多非传统安全隐患不断。诸如贩毒走私愈演愈烈、传染性疾病严重扩散、海盗活动肆无忌惮、非法移民日益严重，这些问题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二、正视我国安全环境，不被漩涡困航程

受国际安全形势影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深处国际安全形势的“漩涡地带”，中国不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就会在漩涡中沉覆。仅有正视周边安全形势，才能理性应对周边形势，冲破围堵遏制扬帆远航。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风险加剧。一些邻国军费开支增长迅速。日本年年提升国防预算，2015年高达490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3.5%；印度2014-2015年国防预算提高了10%，其中装备采购预算就提高了3.3%；菲律宾2015年国防预算增至26亿美元，大涨29%；越南过去三年军费暴涨90%。这些国家不仅仅提高军费，加速本国军事战略调整，还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大搞联合军演，提高武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对我国的安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地缘环境复杂。当今世界超过1亿人口的大国总共11个，其中七个在我国周边；世界有25支最强大的军队，其中8支在我国周边；世界公开宣布有核武器的国家有8个，其中4个在我国周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公认全球有七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其中六个在我国周边，与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与领海争端，加上域外势力的强势介入，使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越发显得复杂高危。

我国面临反恐形势越发严峻。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渗透、“基地”组织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等因素，助推了恐怖主义在我国新疆地区的蔓延。“三股势力”在90年代是潜在威胁，今日已成为重大现实威胁。2008年3.14拉萨骚乱，2009年新疆的7.5事件，2013年10.28天安门暴恐事件，2014年昆明火车站的3.01砍杀事件等，都是三股势力在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前，伊斯兰国也要向中国西北渗透，谋划将中国新疆西藏纳入其版图，部分中国人遭怂恿偷渡越南、马来西亚参与“圣战”。还有一些青年在理解了恐怖组织系统培训后回国，匿迹人海，侍机实施爆恐活动……使得我国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奥巴马任内，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延伸。三、坚持安全发展战略，不被螳臂所阻滞

尽管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国安全发展面临困难，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国际力量比较有利于世界形势总体稳定的大环境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到达前所未有地程度。习主席正是深刻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危环境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为我国安全发展，把握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发展道路，构建一体化国家安全发展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综合保障本事建设。仅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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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最近的国际形势

最近美国侵略集团在东方在西欧，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阴谋活动。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分子，相继发出了战争叫嚣，国际局势显得有些紧张起来。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怎样来认识目前的国际局势呢？此刻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吧。

作者：福英

朝鲜停战的实现，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的军事停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这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伟大的胜利，美国侵略集团的重大失败。

可是，如果以为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国侵略者，在遭到失败和打击后，就会从此放下屠刀。那就是奇怪的衷情了。我们应当看到：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为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绥和而斗争的时候、美国侵略集团却绝不甘心于失败，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制造着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另一次世界战争的。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之间的斗争，这就是目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情景。

和平与战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绝不是一两个回合就能解决的。因为和平的敌人是相当顽强的。它在一次失败之后，必然想法对世界和平力量进行反攻。所以，我们在一场斗争胜利之后，就要之后进行另一场的斗争。这样，国际局势就显得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这就是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在一个回合中获得胜利，就冲昏了头脑，以为美国侵略集团蒙受了一次打击，就消声匿迹，我们就能够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了。那样，我们就要犯错误。相反的，我们要时时警惕，准备给企图反攻的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但如果我们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就张惶起来，那也是不对的。

敌人是不断地在进行反攻的。譬如，在朝鲜停战，日内瓦会义后，美国侵略集团遭到了失败，和平力量取得胜利，美国侵略集团就立即拉拢英、

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组织东南亚军事侵略集团。之后，欧洲军条约遭法国议会否决，美国的战争政策遭到了挫折，但它连忙诱使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用伦敦协定、巴黎协定来重新武装西德，把西德拉进北大西洋侵略军事集团。最近，宣布签定美蒋军事协定，并决定行将召开曼谷八国会议。美国侵略集团这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要建立对苏、中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包围圈，准备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但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这一连串的侵略活动，并没有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不如说，这是在我们预料之中。所以，国际局势一时的恶化，并没有使我们悲观失望，而只是使我们加倍努力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斗争，并且是具有充分的信心来进行这一斗争。

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跟战争力量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如何来认识目前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力量呢？

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坚。苏、中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紧密团结，是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保证。

同时，世界各国人民是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在最近四十年来，世界经过了两次大战，人民对于战争所给予的创痛，记忆犹新，谈虎色变，谁不反对战争？

至于美国侵略集团，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它的追随者，但为数不那么多。为什么？因为美国侵略集团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追随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不仅仅对他们自我没有什么好处，并且还会失掉他们已有的一些东西。所以，目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便存在着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是刚获得独立的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垄断，因为它们是刚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下摆脱出来，或正在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它们反对战争，因为它们需要的是建设，而战争是妨碍它们进行建设的。它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中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除极少数国家的统治集团甘于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以外，许多国家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二十五个亚洲非洲国家参加定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举行的亚非会议。讨论反对殖民主义和促进世界和平的问题。南亚五国总理的这一行动，证明了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已被削弱，想要继续保有它们已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就不容易。为什么？首先美国垂涎着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侵略集团在想法挤进去，要取它们的地位而代之。其次，这些地方的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根本动摇了殖民制度。这一类的国家的统治集团中虽然也有少数人时常跟着美帝国主义叫嚣战争，但从根本方面来说，它们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因为维持原状意味着它们有可能继续坚持巳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英、法和许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是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类型的国家，是好战的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政策，战争政策。这类国家主要是在侵略集团统治下的美国。在美国控制下的西德和日本，是美国侵略集团看中了的战争工具；美国力图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作为美国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的炮灰。美国侵略集团虽然是以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作为“潜在的敌人”，作为将来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进攻对象，可是，今日在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目前的侵略对象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美国侵略集团要在这些国家中设立军事基地，就必然侵害着这些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美国侵略集团要企图缓和美国的经济恐慌，就必然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侵略。一句话，美国侵略集团想要建立它的世界霸权，第一步就要把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沦为它的附庸。在那里，就存在着美国与其同盟国家之间的不能克服的最基本的矛盾。此外，阿登纳和吉田虽然甘愿充当美国的走卒，但西德和日本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全都愿意扮演这样的主角；更用不着说西德和日本的人民是根本反对的了。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军事协定，日本的吉田也巳不得不下台。即使把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安知西方各国不是扳石头碰自我的脚？！这一切，就显示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所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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