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的幕后推手 [重庆计划单列始末]

　　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一批原中央和省属骨干企业下放重庆，一段时间重庆笑声不断。但这批企业同原重庆地方企业一样，都带着旧体制造成的伤痛，生产潜能受到压抑。因此，笑声过后，重庆市委在中央直接支持和指导下，用改革的思路和改革的方法，率领这支新的企业军团进行了一场走向市场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最终成就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本文资料翔实，情节生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完善重庆城市功能，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而殚精竭虑、奋发努力的风貌，栩栩如生，读来亲切感人。从文中展示的当年这场战略转移中，还能看到眼下一些重庆支柱产业的酝酿和萌芽过程。
　　
　　
　　1984年春，廖伯康接到一个武汉电话，是邓小平二弟邓垦打来的。
　　此事缘起于王谦。
　　春节前，重庆市委书记王谦从《红岩》小说作者杨益言处打听到卢作孚次子卢国纪的下落，就让秘书将他请来，当面征询一代中国船王的后代们愿否以“少帅”身份重举“民生”旗帜？并且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予以支持。
　　卢国纪起初坚辞不允，理由有二，一是自己学的矿山采掘，隔行如隔山;二是自己从未直接操盘民生经营管理，心中没有胜算把握。谁知后来与几位民生老职工谈起此事，竟得到热烈回应，大家齐声拥戴他出山，摩拳擦掌要重振民生雄风。大家的热情让卢国纪有了信心，于是决定同大家共襄盛举。
　　消息传到武汉。武汉居长江中心位置，历来航运业发达，那里也有人想打“民生”牌，鉴于老民生公司发端、发展于重庆，不好与之争锋，就转请邓垦出面说项。
　　邓垦文革前调到湖北，从武汉市副市长干到湖北省副省长，直至离休。这期间，他称湖北为故乡，理由是祖上原籍湖北麻城，“湖广填四川”才到的广安。而对重庆，他也极有感情。他参加过进军西南，建国后又在重庆工作10多年，当过教育局长和副市长，小平同志主政西南那些年，兄弟俩经常见面，那是邓垦成年后同大哥近距离接触最多、最值得留念的时光。他愿意在两城市间当桥梁，满以为让两地同时办“民生”这事不难，可是仔细一打听，发现不似那么简单。
　　1983年底，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重庆，在同市委领导谈到完善市场，搞活企业时，市领导感叹一些百年老店如今辉煌不在，耀邦同志说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帮助他们重振雄风，为国内企业树立榜样，话语中流露出打破常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考虑。那时尽管已允许“个体户”合法存在，但社会对公有制仍然一往情深，民营经济凤毛麟角。
　　市委领导提到了民生公司，说那是重庆最大的“百年老店”，耀邦就问:“卢作孚还有后人在重庆吗？问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再把民生公司搞起来？”还说如果卢家后代愿意重建“民生”，国务院可以给予支持。所以耀邦同志走后王谦到处打听卢家后代下落。
　　邓垦从耀邦讲话中敏锐捕捉到一个中央重大战略意图。他不认识王谦，同廖伯康熟，电话就打到廖伯康这里，电话里他谨慎地问:重庆办民生轮船公司，让武汉办民生实业公司行不行？
　　廖伯康没正面回答，他哈哈笑道:“哎呀，《康熙字典》几万字，你们随便挑个用嘛，为什么一定用‘民生’这两个字呢？”邓垦听了，知道背后必定有大文章，于是作罢。
　　邓垦猜得不错，扶持民生轮船公司重建，是重庆市委在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的重要布局。此时重庆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多方面入手搞活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企业的多样性，使这场革新曲折回环，像一首雄浑的交响乐。
　　
　　
　　通天改革
　　
　　企业改革是改革试点半年后开始的，一启动就通天。那是1983年国庆第二天，王谦和廖伯康联名写信，直呈总理。
　　半年来，原在重庆的中央和省属企业陆续下放，重庆经济部门为此笑声不断。原市属工业企业600余家，固定资产原值总共才31个亿冒点头，而130多家下放企业，其固定资产原值就将近26个亿，重庆眼馋这些高科技集聚和人才集聚的骨干企业几十年，如今梦想成真，还能不乐？
　　当然重庆不会只是偷着乐，随着这批企业下放，重庆市委关于打破常规，搞活企业，增强城市实力的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一旦零距离接触，他们发现情况非常严峻。
　　无论原市属企业还是下放企业，都有些年头，这些企业有个共同特点:欠账太多。原市属工业企业情况尤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厂房破烂成了它们一道独特“风景线”。在全市轻纺业中举足轻重的重棉一厂，乍看，1000多台织布机、64000多纱锭、5000多职工，不可谓不辉煌，但细瞅却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许多厂房竟还是抗战时期的简易结构！为了工人安全，有的车间专门派人�望，发现险情就吹哨子，工人听到哨音赶快跑。而全国赫赫有名的老企业重庆钢铁公司，正在用的轧钢机中，竟然还有文物级的张之洞时代产品，放在国外，这些老牙货早进了博物馆。
　　问题出在体制，在老体制中企业无力自我改造。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30 年间全市轻纺行业共上缴税利21.35亿元，而同期得到的投资只有1.35亿元。那时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一只手把利润交走，另一只手就得伸着要钱，否则就没钱花。有这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有一家大型工厂，其生产的精密机床曾多次在国际博览会展出，有次外宾来厂里参观，有客人想上厕所，他非马桶不用，可厂里却只有蹲坑，场面一度尴尬，亏得办公室主任灵活，让小车司机拉着客人，飞车去了小泉宾馆，客人内急倒解了，可来回十几公里呀……厂长一脸难堪地向外事部门陪同人员解释:“原来计划修个有抽水马桶的厕所，报告打了几次，始终没有批文。”
　　还说那个重棉一厂，1983年计划利润近500万元，除去上缴，尚余60多万元，这笔钱得支付政策规定的国库卷、国家能源集资、省统筹建厂集资等等，最后厂里不但落不下一分钱，反而负债21万元！哪还谈得上自我完善？
　　企业即使有心背债搞改造，银行也不会轻易接招，因为那时原市属国营工业企业贷款欠账已达2.8个亿，按约定当年应还贷1.3个亿，而实际还款能力却不超过0.6亿元。
　　重庆企业，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面对企业困难，重庆市委市政府几乎无力相助，因为此前他们只得到改革授权并无资金支持，况且试点的前提是大体制不动。于是权衡再三，就有了前述那封信，他们在信中请求国家给政策，以便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其恢复活力，在信的末尾，王谦和廖伯康分别签上了自己名字。当然，那是经过市委集体讨论的。
　　
　　他们在信中要两个政策。一是从当年起的3年内，用减税的办法，每年从全市工业企业销售额中提取1%，专项用于技改。粗算下来，每年约可得4400万元。要的第二项政策与贷款有关，涉及两方面:一方面，对市属轻纺行业在1981年特大洪灾中所发生的恢复生产性贷款，允许首先用实现利润还贷，不足部分再申请减免税金，并给予无息或低息照顾;另方面，对企业结合危房改造及迁建的技改贷款，允许用改造后增长的利润、折旧、税金来还贷，利息从低，并延长还贷期3至5年。初步匡算，这两项政策可满足124项技改项目的资金需求，这些项目每年可增加39个亿的产能，国家的让利仅用3年即可全部收回。王、廖在信中用了句老话:“舍得金弹子，打得凤凰来。”
　　信在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3天后，国务委员张劲夫就接到总理批示，总理强调“重庆应适当予以支持”，并要张劲夫“约经委、财政、体改委一议，”提出解决方案。两周后，张劲夫请来田纪云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王、廖来信进行专题研究。田纪云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1981年调到北京，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对重庆，对财经，他既熟悉，又有发言权，所以张劲夫特别邀请他参加。
　　与会者都同情重庆，表示愿适当予以关照，支持改革试点顺利进行，但毕竟站的角度不同，他们在关照重庆的同时，还得统揽全国大局，所以他们对这块“七巧板”，用的另一种拼法。他们拟定的几项特殊政策，包括部分贷款适当延长还款时间、适当增加重庆军工企业的自筹基建指标，等等，其中关键的有2条，其一，允许重庆企业当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0.5%，1984年再提高1%，增提部分，全部留给重庆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算下来，从1984年起，重庆每年将增加不少于5000万元的技改专项资金;再一项政策是上交的折旧提留全部返还。原来规定，企业折旧30%上交中央财政集中使用，张劲夫他们提出，以后重庆该交的照交，但由国家经委按项目带帽下达，全部返还给重庆。
　　
　　这些政策后来都一一兑现。王、廖上书以欢天喜地的结局收头。
　　重庆关于搞活企业的举措，在国务院领导直接关照下，一炮打响。
　　这一炮的意义还在于，让重庆各级组织以及企业界强烈感受到中央、国务院对顺利实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决心，他们因此信心倍增。随着政策逐步到位，重庆的企业改革在更深入的领域、更广阔的范围拉开场面。重点还是企业技术改造，不过，这次科技含量更高，力度更大。
　　这一轮改革侧重于产品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形式调整，说到底，就是“由城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生产，”让供、需接上茬口。这是蒋一苇和林凌的研究论文中特别强调的城市功能。
　　过去企业归部门所有，各在各的“条条”和“块块”中运行，并且产品统购统销，基本上不用考虑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的劣势日渐明显，一方面市场上消费品尤其高科技民用商品紧缺，群众拿钱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大量骨干企业尤其军工企业生产不饱和，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连连。国家在“三线”投入1000多个亿，其中1/3在四川，又主要在重庆，有35万台好机床好设备，却不很好发挥作用。当初国家让重庆搞改革试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这批生产资料及其所在企业另辟蹊径。想的办法是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让闲置的产能充分调动起来，服务经济，服务社会。重庆对此当然欢迎。企业也想摆脱困境，转产愿望很强烈。
　　愿望就是动力，各方面都以热情的态度对待改革。有个现成模式，也让大家对前景充满信心。那是算起来历史并不太久的重庆钟表工业。
　　建国初，重庆南纪门河边有个乐器厂，手巧的工人在泥巴和篾片糊成的吊脚楼里做出了手风琴，其质量敢与世界名牌叫板，1969年厂子搬到石桥铺，工人的巧手又造出了手表。那时实行低工资，国产表价格便宜，重庆的“山城”牌手表在市场上十分抢手，连省、市领导都来走“后门”，重庆钟表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年产量从几万只提到20万只，还供不应求。改革开放中厂子换个思路，找了14家单位，其中有国营的、集体的、甚至农村社队企业，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配件交他们做，自己专心生产核心部件，结果没增加一分钱投入，就达到50万只产量，重庆钟表厂也成了重庆钟表工业公司。以后成都、贵州、昆明也想在手表市场分一杯羹，昆明甚至花几百万元进口了一批瑞士设备，不过效果不尽人意，他们慕名来重庆求助，重庆钟表就又同这些城市的同行搞合作。其他城市各自生产有个性的机壳，然后装上重庆机芯，牌子也同重庆的“山城”牌挂边，分别叫“蓉城”、“筑城”和“春城”，4城手表总产量140万只，西南钟表业于是异军突起。这个一“城”带三“城”的故事，一度在国内传得很远，中央充分给予肯定。
　　重庆钟表这个实例，带给重庆企业界两点启迪:其一，要选择市场看好的产品;其二，要打开山门走社会化路子。对前一条，大家似乎不太在意，因为早有共识，只不过从此印象更深刻而已;而后一条，则让企业界人士尤其军工企业的老总们恍然大悟。此前他们无一例外都强调保密纪律而将大门紧闭，高墙内医院、学校、商场以至公安应有尽有，俨然大社会之外的一个小社会，专业化程度倒是高，但企业发展空间小，同时包袱背得重，产品成本高。他们早就想“军转民”却迟迟没“转”成，就是没把山门打开，而有些产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对其包圆。比如嘉陵机器厂，它能生产世界第一流的子弹，却从未做过发动机，它想上摩托车，明显缺一条腿;还有，他主要是冲压设备，要生产摩托车弹簧就必须作技术改造，这一来一个摩托车弹簧成本价就得20多元钱，而重庆的专业厂家只要2块多。如果没有外力相助，嘉陵摩托这个项目很难做成、做好。
　　
　　思路打开，又拆除了条、块篱笆，局面就活泼了。军工企业和重庆老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争着组织人力搞市场调查，哇哇叫着要同这个合作同那个合作，要搞这要搞那。市委市政府比较冷静，让计委牵头，先搞出规划，以便上下互动，稳中求准。这里所说的“互动”，有其特别含义，一则因为所有项目都必须通过市里向国家申请立项，二则因为好多项目需要市里统筹规划。比如嘉陵厂和建设厂都打算上摩托，市里为避免重复，就得协调，曾建议建设厂上空调，不要大家争走独木桥。再比如长安厂领导层看好微型车，并同日本铃木谈了意向，但厂里中层有阻力，厂长田基兆打电话向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求助:“老陈，你来给我们中干动员一下嘛，”陈之惠就去了长安厂。因为身份不同，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效果不一样。那天，面对全厂100多位处长和车间主任，陈之惠说:长安厂造汽车是有历史的哟，“大跃进”中，重庆产的第一台吉普车就是长安厂生产的，那时设备还没现在好，工人用榔头一锤锤敲出来的车壳，不简单噢。说得大家心头热乎乎。
　　经过酝酿、磨合，好项目渐渐成熟，有摩托车项目，有汽车项目，有电视机项目，有冰箱项目，有空调项目，有洗衣机项目，等等，几乎涵盖当时国内最前卫、市场潜力最大的民用家电和机电产品，甚至还有多见于国外少见于国内的家庭用品，比如望江机器厂打算上的那种在家里可以洗澡的热水器，当时重庆普通市民不但没见过，想也没想过。
　　各家企业积极性高涨，面对市场跃跃欲试，但是，真落脚到实际干，却并不那么容易，嘉陵摩托就是一例。
　　于汉卿市长是在计委那里听说嘉陵厂想上摩托的。那时已有一部分人成了“万元户”，他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开始有了拥有代步工具的念头，他们的多数还不敢奢望汽车，都拿眼睛盯着便宜得多的摩托，国内市场上摩托车需求量很大。于汉卿认为这个项目很好。市计委的同志说，嘉陵厂已同日商谈好，上本田摩托，但因工艺复杂，嘉陵厂一家做有困难。于汉卿当即表态:“我们组织地方厂给他们配合。”
　　于是，不久一批企业成了嘉陵厂的协作伙伴，浦陵机器厂生产发动机，綦江农机厂生产辐条，重庆灯具厂生产车灯，重庆弹簧厂生产车用弹簧，重庆轮胎厂生产轮胎，等等，高峰时有110余家大小工厂与之配套，嘉陵机器厂作为项目“龙头”，集中搞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事，如总体设计、车架生产以及总装等。几个月后，首批车就出来了。
　　
　　但这还不能就算成功，因为产品还没有“准入证”，不能上市。那时出于安全考虑，国家对摩托车实行准入制度，控制很严。一次，陈之惠在北京参加国家机械委的会议，会场上中国机械行业的各方面专家、官员济济一堂，陈之惠灵机一动，打电话回重庆，“赶快送4、5辆摩托来，表演一下。”
　　真应了那句老话:“眼见为实。”一看嘉陵摩托演示，专家和官员脸上肌肉就松了。之前国内市场主要是南昌摩托，用的原苏联技术，刹车拖带长，安全性能差，久而久之人们对摩托就有了成见，民间流传“要想死得快，买个一脚踹”，把摩托等同于事故。嘉陵摩托用的日本技术，轻轻一点就稳稳刹住，当场赢来一片赞许声。
　　以后就算从柳暗花明中走出来了，重庆摩托不但获准批量生产，而且一上市就博得一片喝彩，很快风靡全国，一度占据全国市场80%份额，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在市场刺激下，3年内重庆摩托年产量就达到近20万台。
　　如果新建一个同等生产能力的厂，当时需要1个亿，而重庆实际只花了1000万元。改革使这1000万元产生奇效，一个支柱产业冰山浮出。不仅如此，还带活了重庆机械行业，把一盘棋走活了。
　　嘉陵摩托艰难创业期间，其它项目也在国家支持下相继立项并批量生产，上市后也很抢手，“五洲阿里斯顿”冰箱、“将军”冰箱、“金雀”电视机、红岩电视机，以及“峡江”洗衣机和“峡江”热水器等，甚至凭票供应，而且一票难求。一度，拿着市长批条买“五洲阿里斯顿”冰箱，也不能立马提货，要先交钱开好票，然后回家等卖方的提货通知。
　　重庆企业渐渐有些扬眉吐气。改革试点头3年，全市盖的职工宿舍，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量。那时节，嘉陵厂的工人进出厂门都是高昂着头的，游走于厂门前的众多倒车族卑微的追逐，让他们特别自豪。
　　回过头来，有件事必须提到，因为它对促成这次大规模调整，起了很大作用。
　　事情起始于肖秧。肖秧参与了这次调整，他有个观点:不能全部买散件来组装，要引进技术。这无疑是对的，通过技术引进，重庆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整体实力将上升一个台阶。市委采纳了他的意见，积极向国家经委求援，争取到5000万美元技改资金。
　　市计委副主任李义和经委副主任金烈负责落实这件事。他们带一批技术人员到日本订购设备，谈得非常艰难，对方要7600万美元。回来汇报，这超了2600万怎么办？肖秧说这事他来办。
　　企业技改资金归国家经委管，具体负责的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朱�基，他是肖秧的清华同学。肖秧让陈之惠给朱�基秘书打电话，“你就说重庆的肖秧求见，问他朱副主任何时在京？”秘书回说朱�基时在天津，当晚回京，第二天上班就能见。肖秧当晚就飞到北京，翌早8点半，他就坐到了朱�基面前。朱�基曾随国务院主要领导到重庆视察改革工作，知道重庆的情况及其难处，他笑嘻嘻听完老同学汇报，没说一句废话，直接问“报告带来没有？”赓即就在肖秧带去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于是，重庆的产品结构调整，得以步入快车道。
　　最后还得说明一句，此次重庆的产品结构调整走在了全国前头，彩电比“长虹”上得早，洗衣机比“荣事达”上得早，冰箱比“海尔”上得早，重庆的“将军”冰箱还是全国首批从国外引进的同类产品，无论怎样看，当时决策都是对的，改革方向也对。问题出在企业的后期经营管理，比如“五洲阿里斯顿”冰箱，由于企业领导层对市场风云把握不准，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引发崩盘，被后来者无情PK，等等，等等。那是一些深刻教训。
　　
　　走向市场
　　
　　在重庆进行试点改革之前，我国在企业改革上已有些动作，在观念上有3个重要转变，一是承认产品是商品，二是承认商品必须有利润，三是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改革前锋指向企业自主权，在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中逐步给企业松绑放权。第一把火由四川烧起，先选了10多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以后逐步增加到100多家，300多家，尽管涉及的内容在范围和深度上还极其有限，但毕竟迈开了步子，市场格局有了些微变化，产品广告也出来了。
　　第一个广告据说是临江机床厂打的。这个厂在灌县，由南京搬来，属“三线”企业，主产手表机床。19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刊登大版广告，讲他生产手表机床，还生产铣床、磨床，讲他厂子在什么地方，如何联系，等等。
　　计划经济只承认生产资料的产品属性而否定其商品属性，因此那时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交易，统一由国家分配，产品广告基本无用武之地，文革中更把广告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妖魔鬼怪而大批特批，从此广告在中国销声匿迹。临江广告显世，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力，撞开了人们一扇思维窗口，释放出在记忆深处沉睡经年的商品意识。之前有的厂多年用临江厂产品，都是通过物资局购买，然后在物资局仓库提货，广告打出后，他们跨过地区和行业，直接到厂里交钱提货。这既少周折又省开支，谁还不乐而为之？物资局，这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被晾在了一边。
　　临江厂打广告的事发生在四川省政府在温江举办的生产资料展销会，这个会上还有件轰动的事。
　　四川办会的本意是组织一个有形市场，让全川，当然也包括重庆的扩权企业，在这个有限市场试试水，培育竞争意识。这种形式当时国内不多见，因此吸引来许多国内厂商，光生产氧气瓶的就来了成都厂、天津厂、上海厂，等等，会场热闹非凡。
　　大家以前没在意，当产品集中在一起，这才发现大有文章。上海氧气瓶质量最好，价格反而最低，即使加上上海到四川的运费，价格上还有优势，于是所有氧气瓶用户都涌向上海厂展柜。无形中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格局。
　　那些产品质量不过硬的厂家急了。重庆长江机床厂的摇臂钻在会上受冷落，厂长、书记一个一个房间走访用户，拍胸脯说，现在我们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今后一定包你满意！他们希望老客户们不要对他们失去信心。还有些厂当场就提出搞“三包”:包退、包修、包安装，用附加值吸引客户。另一些厂更抛出“四包”，除了那三包，再加上包运，送货上门。大家都想抢占市场份额。
　　一个市场，像牛鼻绳一样牵动了所有企业。
　　这放在今天毫不出彩，但那时却很具冲击力，它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及其目标模块。重庆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因为肩负改革试点任务，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改革试点第二年春，总理到重庆来，廖伯康汇报完工作说:“我们能不能提个问题？”总理说“可以呀！”他就说:“经济是什么嘛，无非是生产、消费、分配。既然我们的生产是商品生产，消费也是商品消费，为什么不叫商品经济？”那时中央的统一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总理一听，“哎哟，你这个问题敏感得很噢，北京现在都不能提噢。”廖伯康忙说:“我们这是在重庆提嘛。”总理说:“在重庆可以提，但不能讨论。”廖伯康于是打住话头。
　　这年仲夏，廖伯康收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一份复印件，那是总理给小平同志的一个报告，就一页纸，寥寥几句话。总理提出:生产是商品生产，消费是商品消费，能不能提商品经济？小平同志在这段话下划一道红杠，拉出来，批了两个字:“可以”。
　　北京发来这份复印件，没附任何说明文字，但廖伯康认为“此时无声胜有声。”
　　后来，这个观点出现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国内外立刻捕捉到这一动向，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步入了新高地。
　　包括廖伯康在内的重庆市领导自然对这个新动向理解更透彻，于是他们关于重庆企业改革的目标考虑更加明确、精准。
　　他们想尽快把企业培育成市场主体，而且得快，要抢在全国前头，这既是改革试点的使命使然，更是为重庆企业发展着想。他们认为，既然笃定要实行向市场化的战略转移，那早转就早占先机。
　　他们用比全国更快的速度，在全市企业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利改税。利改税改革的最大好处，在于分清了企业和国家包括地方政府的关系，落实了利益、责任和权力，从而让企业在面对市场时有了创新空间，当然也给企业增添了压力，改革以后，每家企业，机会与风险同在。
　　走到这一步，企业发展路上的诸般矛盾的轻重排序起了变化，分配上的问题逐渐显得突出，成了重庆企业能否成功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劳动生产率能否持续提高，进而能否持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当时有个很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国营斗不过集体，集体斗不过个体，越是投入多、规模大、有机构成高的，反而越没有竞争力，资本市场的普遍规律在这里转了向。个中原因多多，但最关键的，是平均主义作祟，越大的企业“大锅饭”越沉重，分配上的矛盾越集中，职工生产积极性越难调动。
　　利改税为扭转这种局面创造了一定机会。因为企业终于有了留利，利改税第一年，重庆直属企业账面上就多了5000多万。这笔钱原则上由企业自主支配，不过国家也有规定，只准用于自我积累和内部分配，并且确定了比例。这在当时已是很大的突破了。
　　在国家的大原则下，重庆推出3项地方政策:其一，允许企业在奖金总额限度内，对个人奖金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其二，调资实行浮动升级，也就是今年调上了，明年如果工作不好又要调下来;其三，工资二八开，80%固定，20%拿出来建立奖金基金。在当时环境条件下，这3项政策较好地演绎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大锅饭”的坚冰至此开始迸裂。
　　但是，坚冰总归是坚冰，即使迸裂它仍然有梭有角，并且坚硬锋利，否则“泰坦尼克”的悲剧就不会出现。重庆的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很快遇到挑战。
　　那时国家对奖金是封了顶的，规定全年奖金总量最高不得超过工资总额20%，即大约2个半月平均工资。这显然与“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差距，这是改革的阶段性带来的局限。重庆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有点突破，曾当面向国务院总理提出来。
　　总理也觉得封顶会挫伤企业职工创造力。鉴于重庆正在进行改革试点，他在当场征询了财政部意见后，给重庆开了一道口子，同意重庆的奖金总额增加10个百分点，即最高可达工资总额的30%，而且以全市为单位计算。他想让重庆的改革步子比全国其他地区快一些。
　　下来重庆就传达下去了。那是在一个大会上，会场就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到会3000多人。廖伯康代表市委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下面响起一片嗡嗡声，音调中透着喜气。廖伯康坐在台上，也是喜气洋洋。那时他绝没想到，一场风波就将来临。
　　由于由市里控制奖金总额，于是当市里再按照各企业效益进行二次分配时，就难免有高有低，高的突破了30%的国家规定。不久《人民日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严厉抨击“某大城市”越权发奖金，尽管没点名，但重庆上下都明白所指为谁。
　　《人民日报》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一个以吴敬链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向中央提交了1份报告，认为国内出现经济过热苗头，建议在金融方面加强宏观控制，这份报告在国家最高层获到较高支持率，中央为此连续召开3次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以避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重庆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人民日报》历来被看作中央的“话筒”，那篇文章让重庆人感受到压力，有人因此主张改回去，市领导不断接到下面打来的请示电话，“书记，改不改？”。
　　《人民日报》显然不了解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重庆经过总理特批。而重庆正相反。重庆市委市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新的奖金政策刚刚开始执行，转过身就收回成命，给人感觉政策忽东忽西，而政策不稳定最易引发群众情绪波动，直接影响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因此市领导对那些咨询一律答复“不能改，一改就乱套了”。
　　《人民日报》也不依不饶，不久又在第三版发表一篇文章，还加了框，强化了份量，而且直接署上了作者姓名，那竟然是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在文中毫不客气地点了重庆的名。
　　眼见得篓子捅大了，重庆有人架不住了，各种议论纷至沓来，直接针对市委的批评也出现了。但市委没有软，决定先由财政拿钱垫付，兑现企业奖金。廖伯康叫来财政局长雷振南，要他准备800万备用。他说，“一定要兑现承诺，否则改革走不下去！”话是这么说，他还是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说来也怪，北京以后再没起波澜。也许总理给那位副总理通了气，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反正没有人追究重庆。重庆市委市政府长舒一口气。
　　重庆的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十分感激市领导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的保驾护航，作为回报，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如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白手起家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重庆支柱产业。国家有关部门1990年曾搞过一次“全国最受用户欢迎汽车”海选，由驾驶员自由投票，结果重庆拿到3个“金牌”，分别是“微型车第一名长安面包车”、“重型车第一名铁马”、“载重车第一名红岩”。而那次一共就只有5块“金牌”。
　　雷振南可能是那些年笑得最甜的人之一，因为那些年重庆财政收入年年增长，1987年时在1978年基础上翻了一番，改革试点中重庆每年上缴国家近10个亿，比四川省对国家的贡献多1倍，每次到北京开会，他这个财政局长都很有面子。
　　改革试点进行到1987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1个亿，是改革开放前的近3倍。从1978年到1987年，重庆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而且上下偏离不大，是一种稳定、持续的增长。
　　
　　冲关突围
　　
　　改革试点前，一位重庆先生因在公交车上遭遇尴尬，被朋友们取笑了好多年，笔者认识这位姓汤的先生，对这事知之较详。
　　那时公交车少，所以特别挤。一天早上，这位刚过“而立”的汤先生倒是很快挤上了车，但后面还在涌动，强大的推力将他推来搡去，直到车门合拢他才立住脚跟。但他刚一定神，猛然就觉得毫毛倒竖，原来在外力作用下，一位看上去20出头的姑娘正好与他面对面，而且贴得很紧，车子的晃动又不断在推波助澜。那位姑娘脸红红的，头偏向一边。
　　千不该万不该这一幕被旁边两个毛头小伙子发现，大概觉得有趣，他们干笑两声，笑声中明显带着暧昧，姑娘于是架不住了。也许想表示清白，她猛然向汤先生大吼:“转过身去！”
　　汤先生一楞，下意识回一句:“后面抵得紧，我转不过去。”音调不高，显得被动。不过，此时他后面和左右的确被挤得紧紧的，他根本无法转身。
　　姑娘可不管这些，脱口骂道:“流氓！”
　　车厢里轰然一片笑声，好奇的笑和怪意的笑都有，几乎所有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这位汤先生比较君子，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他额头冒汗，双目圆瞪，一个劲“你，你，你！”，就是说不出下句，极其窘迫……
　　这事浓缩了那时重庆公交的基本状态。那时的重庆公交，人们谈起就摇头。重庆市委梳理改革试点中亟待换取群众口碑的问题，公交被列在前面。
　　但解决起来有点扎手。从文革后期起，重庆多次想解决群众乘车难问题，好几任主管副市长甚至跟车当临时售票员，想通过实际体验找到解扣的方法，结果都无功而返，因为他们得出的结论无一不是增加运力，而那时公交公司跟其它企业一样，根本拿不出钱买新车，市政府也没有富裕财力支持它。
　　在改革的背景下，重庆变换思路，市政府出台一份文件，号召所有有车单位，无论国营、集体、个体，无论机关、工厂还是事业单位，都来参与公共交通，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社会办公交”。
　　局面立刻就生动了。那时大单位都有交通车，平时除了上下班用用，其它时段基本闲置，市政府文件发出后，单位车都开出来了，大型客车、中型面包车等什么都有，面包车有20几座的，有10几座的，还有几座的，颜色也是五花八门，司售人员也是老少不等，甚至单位办公室主任亲自当售票员――那可不是为挣钱，实实在在是出于安全考虑。看上去确实有些乱，但群众的乘车难问题的确极大缓解，市民评价非常好。
　　这件事对重庆后来关于市场力量配置的考虑产生多大影响？一时难以考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通过这件事，人们看到了社会的潜力。
　　这事过后不久，市领导分头到各区县走了一遭，在主城区，市领导直接下到了街道。目的就一个:动员大家把乡镇企业和街道企业搞起来，把经济发展的路子弄得更加宽广。
　　领导下去不光靠嘴说，当场就解决问题。他们让各行业局对区县进行技术支援、设备转让，或者直接下订单，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来扶持千军万马上市场。
　　铜梁县氮肥厂搞技术改造，却没有资金，市化工局拨去50万元，就彻底解决问题，铜梁欢天喜地。荣昌肥皂质量不过关，长期积压，产量徘徊不前，效益自然不好，肥皂厂年年亏损，市里面也给它拨去50万元搞技改，并且让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派人指导，一年后，情况大变，产品销得很好，生产也被带动起来，年产量陡然增加19倍。
　　也有不拿钱的扶持，那全在一个“巧”字上。
　　主城与周边区县历来有公交客运，上午从公司发出，下午由区县返回，晚上汽车统统进车库（场），以便管理。然而公交公司方便了，乘车的人却难了，尤其那些挑着鸡呀、鸭呀、鱼呀等鲜活农副产品的农民，下午乘车进了城，东西却不好脱手，只得在旅馆住一宿，这就增加了销售成本，这是一难;东西放一夜，少了鲜活，体质弱的鸡、鸭、鱼还有蔫儿了的，拿到市场上就不那么硬气，这就削减了产品竞争力，这是又一难。
　　市委市政府敦促公交公司以市场需求调整班车档期，上午出城的班车改为下午发，当晚就停农村，第二天一早返回主城，让农民进城就能卖，下午就能回家。高峰时重庆一共有351辆这种班车，涵盖主城周边所有卫星城市和大的乡镇。
　　这是一种打破传统思维的助农方式，没花一分钱，就把局面扭转过来，卖农副产品的满意，城市居民也高兴，因为这让他们菜篮子更丰富也更有质量。结果，在市场带动下，周边农民进城经商的积极性陡增，城乡物资交流日愈繁荣。
　　这种模式后来被交通部总结规范，定名为“农村夜宿班车”，向全国推广，它一度成了全国交通系统完善市场机制的一个名牌产品。
　　这期间，重庆手里还有张大牌，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重建新民生公司。它意义在两方面，对全国，它是在中央直接指导下扶持民营企业，改变市场所有制结构的示范;对重庆，则是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壮大城市经济实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探索。那时候中国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人们对私营经济的认识极其有限，仅限于那种赚取地区差价或批零差价的个体商贩，顶多也就是科技含量不高的生产作坊，很少将它同有规模的现代实业连起来。民生公司重出江湖，不光在重庆，在全国甚至海外，也极具爆炸性。有外国记者惊呼:“这是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件大事。”纽约《北美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最能说明当前中共允许甚或鼓励发展企业的例子，莫过于四川省重庆民营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复业。”
　　重庆市全力推进民生重建。自王谦春节前接见卢国纪后，3月8日，重庆市3位主要领导王谦、廖伯康、于汉卿又专门将卢家3兄弟――老大卢国维、老二卢国纪、老三卢国纶――请到市委一号楼，再次商量重建民生的事。市政府为新的民生公司解决了部分造船贷款和钢材，开办经费也是市政府主动借给的。而新民生公司的组建方案，以至公司宗旨、经营方向等大政方针，也凝聚了市顾委副主任马力和市经委主任刘志忠的心血。马力和市委副书记崔连胜甚至陪同卢国纪挨家借船――为了能尽快开业，民生先搞合营船队，后办自营船队。合营则需要向有船单位借运力，运输利润两家对分。当时部分沿江企业有自己的船队。
　　在改革的环境下，重庆用改革的手段，扶着民生公司一步步走向市场。
　　民生公司的发展，在这年春夏，随着气温，渐渐达到高潮。
　　5月初，市财政局长雷振南奉市长于汉卿之命，亲到公司筹备处，安排市政府的那笔440万元无息贷款的拨款进度和还款时间，那可是从市政府有限的能交基金中挤出来的呀！本来要到第四季度才能收齐，为了支持办“民生”，市政府提前支取了。
　　但民生公司计划建2个船队，这笔贷款仅够让船厂开工，远不足付清全部造船费用。在多方筹措无着的情况下，1个多月前卢国纪在市经委交通处长胡自永支持下，斗胆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求助信，因没有直通渠道，就由邮局发出，贴的平信邮票。有没有结果，卢国纪不抱指望。那知5月14日那天，卢国纪突然接到市委通知，称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1100万元贷款额度和1500吨钢材指标！
　　1个月后，又从北京传来一条好消息:商业部决定，给民生公司1000吨平价柴油计划。重庆市也决定，在商业部这批油用完后，民生公司用油由市计委在计划内继续按平价供应。
　　交通部也通知长江沿线各港口码头，免费对民生轮船开放。
　　民生公司上下，奔走相告。应该说，兴奋心情自这年除夕就开始了。从王谦那里接受了第一个信息回来，卢国纪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他找来几位一直保持联系的老民生职工，年三十这天在他家里开会，会上大家那个兴奋呵，有的人激动得老泪纵横。会议一直开到日落，差点误了团年。那顿年夜饭他们家家吃得特别有滋昧。筹备处成立后，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天天带给他们新的欣喜，那时卢国纪已近花甲，那些老职工更是七老八十，但个个觉得生逢其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筹备1个多月，就发出了第一个船队。
　　在那令人血脉贲张的环境中，“老民生”从历史深处复苏重现。在筹备处办公区墙上，随处可见当年的经营口号和制度条文，接待来客也是当年的标准――清茶一杯。一共4张办公桌拼接一块，大家不分彼此围桌而坐。总经理卢国纪也同他父亲当年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在街边大排档用便餐，天天步行上班，就是后来规模做很大了，也只用普通小车，还仅限于办公事。公司上下飘散着一种清正、奋发的创业气氛，所有闻风而来的记者莫不因此瞪大了眼。不仅如此，民生公司的第一个船队也让记者们兴奋不已，因为它直航江苏，此前地方船舶少有直航到下游的。
　　民生公司在顺利发展。到了7月流火时节，关于民生公司的一件事又引起了社会震惊。
　　那时民生公司的2艘拖轮正在船厂加班加点地赶工建造，预计9月就将出厂，卢国纪正为组建船员队伍，尤其特色高级船员四处奔走。7月30日，重庆市人事局长王松美打电话给卢国纪，说中央书记处派了个工作组到重庆来了，住在潘家坪招待所，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汇报调人的问题。
　　卢国纪惊呆了，党中央！
　　滔滔川江将重庆同中原和华东连为一体，然而川江航道却是一条难以驯服的孽龙，古诗曰:“三峡滩如竹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所以川江船舶驾引人员必须有特殊的技术，不仅要求会看水操舵，还必须背熟600多公里内的水下礁石分布，一般说来，培养一名成熟的水手需要3至5年，培养一名成熟的舵工需要5至8年，而要想成为合格的引水、船长则往往得花上大半辈子时间，还必须悟性很好。刚刚创办的民生公司显然没条件完成任何一个周期，于是只能捡现成。
　　但当时想打破人才壁垒却并非易事。市长于汉卿前后两次亲自主持会议，同国营航运企业协商调人问题，最终也只为民生公司借来不到10位高级船员。一转眼，借期临近，新船又即将下水，卢国纪心急火燎。
　　这事被一位新华社记者知道了，写了文章，发表在《国内动态清样》，总书记胡耀邦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民生公司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建的。民生公司的困难，各个部门必须主动帮助解决。”书记处就派出了这个特殊的工作组。组长是刚成立不久的劳动人事部的一位局长，副组长分别是交通部组织部长范仰澜及中组部经济干部局一位处长。
　　工作组要走了民生公司拟调人员名单，然后分别找相关单位负责人谈话。一个大难题，于是冰消雪融。
　　这事在业内外引起一片哗然，人们惊乍乍地讲述其中每个细节，边讲边唏嘘不已。唏嘘声中，人才流动、民营企业这些新鲜概念，悄然融进大脑深处。
　　相跟着，川江沿江相继冒起许多船公司，集体的，个体的，大者上10条船，小的不过几条船，也有1条船的，长江上下大大小小，五花八门，一共有了800多家航运企业，一条江就热闹�，“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的局面被扭转了。
　　民生公司的故事至此还没完。因为重庆正乘势而上，把文章进一步做大，让这张牌发挥更大作用。
　　多年来，我国海运业务一直对地方航运企业说不，也难怪，同是水运，海运就比内河运输复杂，不光因为海洋的变数更多，对船舶和船员的技术要求更高，更还有疫检、换汇以及国家安全等等一大堆事。所以尽管经常有沿海省市申请开展海运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就是不批。
　　重庆支持民生公司搞海运。海运这块坚冰又被民生公司打破了。民生公司打破这块坚冰，有一点偶然。
　　民生重建，受到海外航运界关注，他们纷纷举起了橄榄枝。港、澳、台一带，多有民生遗老故旧，他们旧情难忘，况且其中不少人已在业内颇有实力，有能力援手，更何况新的民生的一系列故事他们也多少知晓，这让他们捕捉到大陆对民间资本的新态度以及大陆巨大的市场前景，所以他们都愿同新的民生公司携手，重创山河，这就为新民生的海运规划添加了推动力。
　　国家欣喜地看着这番云卷云舒，不失时机地假以援手，民生公司的海运申请得到特殊关照，民生公司很快就成为大陆首家具有海运资格的地方企业，而且是民营企业。一扇紧闭多年的大门就这样咣地一下打开了。
　　打开了就再没有关上。道理再简单不过:民生能走，为何大家不能走？于是，各省纷纷开航海运，后来还开航远洋，中国海洋运输业于是万马奔腾，一片繁荣，为改革开放注入一股蓬蓬勃勃的活力。
　　在重庆，一批航运企业紧随民生公司足迹，先走江海联运，后直接走海远，大家效益上去了，亏损帽子丢掉了，高高兴兴提回来一桶桶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了别的项目的资本，比如三峡客运，比如移民新城房地产，等等，给重庆经济带来新气象。
　　民生公司的故事还没有完。
　　面对海外的频频示好，民生公司雄心勃勃，打算向海外更大领域发展，但总经理卢国纪已然花甲，公司要处理的事情也极多，这时候市委又帮了他一把。
　　卢国纪儿子卢晓钟在重庆师院当老师，教数学，廖伯康将他调出来，安排在市外贸局，让他学习外贸业务和经营管理。廖伯良给外贸局长交待:“局里处长参加的会最好也让卢晓钟参加，处长看的文件也让卢晓钟看，有的局党组会议也让卢晓钟列席。”
　　顺带说一句，卢晓钟在外贸局不拿工资，他的工资关系在民生公司。他在市外贸局所经历的一切，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处置，那也是一种改革。
　　1年后，卢晓钟被派到了香港，民生在那里有分公司。卢晓钟后来闯出来了，现在卢晓钟已经是民生实业集团总裁和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成了“民生”第三代掌门人。
　　
　　一个心愿
　　
　　总理1984年春那次来重庆，3月3日整天听汇报。
　　廖伯康作主讲，上午他走进会场，总理向他招手，要他坐到身边，廖伯康笑说:“对话对话，要对着说话，”边说边坐到总理对面。
　　忙了1年，搞活企业的各项工作陆续到位，重庆工业正逐步复苏并走向繁荣，下一步怎么办？市领导班子已经腾出精力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有些想法和问题需要总理解惑。面对面有利于一问一答。
　　上午汇报了1年来的改革情况，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廖伯康说:“1年来取得的成绩很多，工作中也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我能不能谈点问题？”总理说:“好呀。”廖伯康就说开了，一说就放了颗“炸弹”。
　　他说:“中国现在有一汽、二汽，能不能搞个三汽？重庆想成为中国第三汽车城。”
　　总理来了精神，语调提高了几分:“好呀！你的主厂房在哪里？”
　　廖伯康说搞一个没有主厂房的“三汽”。他强调两点，一强调抗战时期搞军工，重庆集中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企业，二强调搞大三线，一批骨干工厂内迁以及国家大量投入，他说，重庆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性很强，又经过改革试点调整了企业机制，搞汽车完全无问题。他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主厂房”，但暗示军工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科技能力可以利用。
　　总理再问:“哪你准备搞什么车？”
　　廖伯康回答:一汽的卡车在重庆组装，供应西南的都是重庆装的，既然可以组装卡车，那完全可以搞汽车。红岩机械厂在重庆，还有汽车研究所，生产力量和科研力量都是国内很强的，重庆生产重型车应该没有问题。历史上重庆也试搞过小车，那还是在自然灾害时期，在土桥的一个企业，以苏联“伏尔加”作样本，一锤子一锤子敲出了小汽车，那时就能造，现在更别说了。改革试点以来，重庆实行市带县，农村比重加大，背后还有四川农村，所以重庆还应该生产农用车，满足农业发展需要。
　　总理最后表态:“你们把机械工业和军工企业联合起来，搞出了系列汽车，我就承认你的第三汽车城。”
　　下来省委领导刘西尧把廖伯康拉到一边，轻声回:“伯康，你有多大个资金，你有多大能力？什么都生产，能行吗？”刘西尧搞过汽车，知道那是高投入、高技术产物。他明显有些担忧。
　　刘西尧不知道，此前重庆市领导班子酝酿过汽车项目。改革让企业释放出潜能，全市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所以市领导想给企业提供新的舞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重庆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加快发展速度。他们想过许多项目，也作过一些调查，因为重庆的机械行业综合能力强，他们打算上汽车项目。
　　他们也曾有过搞汽车的尝试，同成都、昆明、贵阳合作生产卡车，重庆搞大梁大桥，成都搞发动机，昆明搞驾驶室，贵阳搞底盘，然后在成都组装，最终搞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由国务院“三线办”牵头组织的，之间连接靠的行政命令而非市场和经济利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昆明的驾驶室还在研制阶段，重庆就搞出了产品，一个光架架形不成商品。还有每个城市的产品都得经过长途运输，加大了成本，价格上就少了竞争力，前景肯定不会好。不过，这次经历让重庆对生产汽车积累了经验。
　　总理走后，廖伯康把管工业的几个市领导马力、周春山、刘隆华、黄冶找来，还叫上机械局一个管汽车的副局长，让他们分头搞方案，然后再来汇总选优。
　　这边把任务分派下去，北京那边又出了问题。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国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汽车工业呈大跳跃态势。上海最早捕捉到战机，抢先同德国合作，生产出大众桑塔纳轿车，给几十年的以苏联车为主的中国轿车市场注入一股活水，那崭新的车身线型和极好的操控性能开拓了国人眼界，各地都跃跃欲试。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更大手笔地进行战略调整，计划部署一些轿车生产基地，为此把大批专业力量向点上集中，重庆重型汽车厂的汽车研究所也在调动之列，500多名专业人员将被一锅端到济南。消息传来，市委赶快拦截。中汽总的的副老总先后来了两三位，廖伯康就是不松口，后来总经理亲自来谈，廖伯康还是顶着，理由很说得过去:总理批准我们搞，我们得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对方只好撒手。
　　但这一来，重庆再无退路，重庆汽车非搞成不行。
　　那些做方案的因此更谨慎，经过长时间酝酿考虑，相继拿出了方案。一个星期天，廖伯康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让各自谈方案。这个会从早上开到晚上，各种方案频爆亮点，但群星闪烁各亮各，一天下来，还没得具体结论。廖伯康说:“你们方案都很好，但5个方案都不能用，老话说‘五龙治水不治水。’我建议这事交给黄冶同志，让他先把5个方案消化了，合并成一个方案，我们再议。”并且明确今后就由黄冶主管全市汽车工业。
　　黄冶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他责任心极强，而且具有搞理工科的人那种执著和缜密。被点将后，他在近两年时间内，利用出差或开会的间隙，到各汽车厂参观学习，把自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还不是那种勉强凑合的内行，他一度将汽车零部件包括每颗螺丝，一一分解，分成10000多份，然后逐一分析哪些可以国产，哪些必须进口。真正懂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艰难。
　　搞汽车，欲想成大事，必须具备３个基础条件:资金、技术、人才。而当时重庆均没有，起码不在这上面占优势。尤其资金，那可是成亿的投入呀，靠市财政？想都莫想！
　　黄冶手头，其实是块烫手山芋。但他义无反顾，为了重庆工业振兴和重庆明天的繁荣。
　　他以自己的人品和诚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一次就得到4000汽车散件的计划，结束了重庆汽车的“黑户口”历史。
　　为了筹钱，他去了石油部，那是他的“老家”。一天晚上，他坐在石油部总经济师周庆祖家沙发上，一张口就要数千万，并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在这里坐一夜。”一付志在必成的架势。
　　周庆祖是他老同事、老朋友，事前还曾劝他调回石油部工作，说从克拉玛依到东海油田，这一辈子由他驰骋。他回答说他爱重庆，愿在重庆干下去。周庆祖见他事业心强，更尊重他。第二天周庆祖找了石油部长，征得同意，借给重庆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后又追加1000万。
　　以后黄冶还分别从5个地方筹来钱，每处都是数以千万，就连西藏自治区政府，他也借来1000万人民币。最后一笔钱，是在日本五十铃公司社长飞山一郎陪同下，从日本三和银行得到的3000万美元授信额度。附加条件很简单，就是向三和银行的深圳分行存款，如此而已。三和银行显然是给了飞山一郎社长面子，因为飞山一郎社长一再说“黄冶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其实三和银行不知道，飞山一郎社长一度是没把黄冶放眼里的。
　　黄冶第一次带团去五十铃公司，就差点坐了冷板凳。对方接待人员客气地告诉他，飞山社长有急事要飞往欧洲，只能会见并宴请重庆客人，不同重庆谈业务。黄冶有些不快。专程而来，无功而返，搁谁心情也好不起来。
　　午宴前一刻钟，飞山社长露脸了。宾主相对而坐。稍作寒暄，飞山就直奔主题，也许他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黄冶，上来就问:“你有外汇吗？”
　　“有。”就一个字。黄冶明显感到对方的居高临下和咄咄逼人，但隐忍不发。
　　飞山又问:“你们政府同意吗？”
　　“有批文。”黄冶平静地回答。
　　这让飞山态度稍微缓和了些。他换个话题:“你们中汽总公司喜欢江西汽车公司，我同中汽总领导关系很好，要不要我帮忙说几句？”
　　黄冶委婉地挡回去:“不用了。国内事好办，自己可以解决。”
　　飞山直视着黄冶，抛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们的先生购买了我们的技术，200万美元的入门费至今未交。”他指的是之前重庆同五十铃的一次交道。
　　黄冶告诉他，这事自己不知道，接着反回:“你们什么时候要？”尽管自己与这事无关，但他还是把责任接了过来，他要顾全大局。
　　飞山试着说年底如何？黄冶当即答复:“行。到时准还。”
　　飞山大出意外。开始对黄冶刮目相看。宴会后，他并没走，另选个地方留下黄冶单独谈。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了，飞山主动提到了合作。以后飞山开始同黄冶来往，但真正认同黄冶，那还是飞山来三峡那次。
　　那是1990年5月下旬，经过了许多周折，飞山同重庆的关系已经越走越近，终于应重庆之邀，要偕夫人来三峡游览。为了接待特殊客人，重庆作了充分准备，包下“神女”号游船，换了最好的驾引人员和服务人员，空船开到宜昌候迎。谁知恰恰就在这时，黄冶被诊断出脑瘤，并在市委和医生坚持下动了手术，被取掉一块头骨，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与飞山游三峡的档期撞了车。市委准备另派人陪飞山，黄冶坚持不允，他觉得临阵换将对今后不利。经过他再三争取，市委作了让步，但专门派主刀医生带上护士随行，以防万一。
　　飞山步上游船，看到头缠纱布，却一脸笑容的黄冶，一怔，当弄清缘由，他大为感动，此时他从心里认同了这位重情义的朋友。
　　就在这次航行途中，飞山明确表态，向重庆出让技术，价格由双方管事先生去谈。他们的要价低到出乎重庆人意料，连设备、模具在内，一共才170万美元。双方最后均大笑着走下游轮。
　　这一幕被历史定格，成了一个重要节点，重庆庆铃汽车公司从此萌芽破土，迅速崛起。重庆汽车工业紧随其后，舒枝展叶，以至石破天惊，最终成为重庆重要的支柱产业，为壮大城市实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一位市委老领导评价:在重庆汽车工业发展中，黄冶是重要奠基者之一。
　　在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各行各业还有无数类似的奠基人，有化工方面的，有电子方面的，有商贸方面的，等等，等等，他们的努力，成就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而重庆经济也随着现代工业发展拾级而上，最终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进而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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