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捐纳制度研究:清代捐纳制度
时间：2019-02-03 05:41: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捐纳作为清朝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其施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为国家选拔有识之士,而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弥补财政不足。所谓“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这就注定了纳捐出身的人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流人才,而只会成为一个甩不掉的包袱。
关键词:捐纳;候补;财政
捐纳制度由来已久,但真正成为一套完善的制度和科举、保举、恩荫并重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还是在清朝。顺治六年,户部以“师旅繁兴,岁不如给,议开监生、典吏、承差等受纳。”(1)康熙十四年,因用兵三藩,军需孔亟,首开文官捐纳制度。雍正初年开武捐。但武职只捐至千总、把总。至乾隆朝时,对捐纳大开绿灯,文官可捐至道台、郎中,武将可捐至参将、都司、守备、游击等职。由此,捐纳开始作为清王朝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确立下来。
按照《清史稿》作者的看法,捐纳施行原因有二:“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2)。第一条是否属于“美其名曰”有待商榷。虽然有不少名人、名宿都是捐纳出身,像雍正面前的红人“总督三杰”中的田文镜、李卫,名将岳钟琦,古文学家梅曾亮,文献校勘家黄丕烈,文学家李慈铭,清末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中捐纳知府的谭嗣同,赀选中书的林旭,此外还有魏源、陈炽、郑观应、黄遵宪、张荫桓、薛福成、丁日昌、刘锦棠一干人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科场之外,另有奇才。但这并不足以说捐纳的施行就是为了“搜罗异途人才”。据我们所观察到的,还是大量的庸官庸人把持朝政,无数候补官员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个个搜刮民脂民膏毫无半点素质可言的贪官污吏脑满肠肥。
冯桂芬在其著作《校�庐抗议》中说:“数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招乱之道也。”捐纳作为一项制度,其施行受到如此诟病,并不是无的放矢。道光时,《中国丛报》上有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这样评论:“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也曾揭露道:“无能的张德彝花了二万五千两银子谋取了出使伦敦大臣,伍廷芳将其全部薪俸给庆亲王才得以留任驻美公使,而他自己考卖领事职位、华人登记和华人保护书等大发横财。”(3)张德彝是清末杰出的旅行家,在国外渡过二十七年,写下不少航海日记,首议的很多科技用语沿用至今;伍廷芳则是著名的外加家、法学家,也是辛亥革命的见证者,主持南北议和。在外国人眼中,他们二人则变成了无能和无耻的代名词。在这里,捐纳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成为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同义词。清末著名政治家岑春煊也承认道:“从前卖官鬻爵,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4)这所有的一切都足以说明,所谓的“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完全是无稽之谈。清政府施行捐纳制度,其志不在此。所以,由捐纳造成的大量冗官、候补官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虽然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却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原因大概正是因为此吧。
所谓的候补官,指的是捐纳制度实行以后,大量某官者拿钱买到了官,但所买的仅仅是一个职衔,并不是实缺。要想得实缺,必须等有官位空出来时才能递补上。这种有官衔而无实缺,时时巴望着补侯的官,谓之候补官。
冗官的后果就是大量候补官补不到缺。候补官候补遥遥无期,户部发的印结又不能当饭吃,捐纳知县的穷人饿死冻死者大有人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很多抱有此种想法的人拼命向亲戚邻里凑钱、借钱,希望拼死一搏有朝一日咸鱼翻身飞上枝头变凤凰。可是他们等来的确是户部捐纳房的一纸公文和遥遥无期的等待。清人欧阳昱曾说他亲见亲闻的一些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许多候补州县,贫至饭食不给,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高利贷以救眼前,苟延性命,他日如何,在所不计。(7)曾捐过户部郎中的大名士李慈铭在北京保安寺街居住时写过一副对联,感慨不缺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清末文人赵之谦捐了个江西知县,候补多年也没有补上实缺,于是自题书斋名为“千七百二十九�斋”(其所刻丛书也以此斋名命名),以寄托自己的心情。“千七百二十九”代表当时全国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州、县,“�”是县令的代称。有一首《羊城候补南词》,也反映出候补官的苦闷和沮丧,其曰:你因官热闹,俺为官烦恼。投闲置散无依靠,悔当初心太高……三顿怎能熬,七件开门少。盒剩新朝帽,箱留旧蟒袍。萧条,冷清清昏和晓。煎熬,眼巴巴暮又朝。……穷通算来难预料,只有天知道!安命无烦恼,安分休轻躁,几曾见候补官儿闲到老。
朝廷疯狂卖官敛财,下层人挤破了脑袋往上钻,候补官惶惶终日期待突然有一天神迹降临愿望得逞,无数有识之士看到此种情况,却没有人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帝国之枢纽、权力之中枢、大清朝的管理者――皇帝,也同样看到了捐纳制度的弊端。所以很多人在他们即位伊始雄心勃勃地想要改良此弊政。但现实是残酷的,皇帝们或许不用担心个人的钱财不够用、不够花,但他们却要为整个国家的财政开支、收支平衡殚精竭虑,为国家的边防稳定、社会长治久安费尽心思,也要为黎民百姓生活安保、大臣忠贞尽职食不安寝;他们吃饱了自己的肚子后还要为天下人的温饱着想,手握大把花不完的钱币的同时还要为国家有没有钱花考虑,坐在全国最高座位上的时候还要为下边一帮“小弟们”做得是否安稳出心出力。所以很多新君们在踌躇满志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把停止捐纳作为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却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收回成命。
乾隆元年,“诏停京外捐例”,三年便开。五十八年,又斩钉截铁地下诏说:“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发,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他给后世子孙画了一个带刺的馅饼,有很多人尝试着吃了,却被上边的尖刺狠狠扎了一下舌头,以后再也不吃它了。道光、咸丰“御极之初,首停捐例,一时以为美谈”。然而这“美谈”并没有持续多久,道光元年停捐,七年便开;咸丰则是元年停捐,当年即开。同治初,虽无彻底禁止,但作了严格限制。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最完整的证据却是同治七年户部办法的“官照”。
捐纳屡禁不止,候补官无处不在,朝廷依旧肆无忌惮地卖官充实国库。也有无数大臣上谕劝谏,可捐纳作为一种施政方针自它出现以后总是走走停停,从来也没有在某一时间里彻底消亡过。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其目的并不在于从地途径选拔多少能人志士,当然也不会在意由此造成了多少冗官充斥社会当中。
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政府施行捐纳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所谓“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 据清代户部银库统计,康熙十四年开始文官捐纳,三年以后知县捐至500多人,朝廷财政收入达到二百多万。自雍正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户部捐纳司共收捐银182590986,约相当于六年田赋总额。
清代施行的捐纳制度,其最根本目的就是为军需、河工、赈灾凑银子,减轻财政负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国家选拔了一些人才,但绝不是统治者把它制度化的最主要原因。梁启超言:“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科举取士下,注定了要有很多有才之人要被拒之门外。不是捐纳制度成就了这些有功于历史之人,而是他们抓住了机会借机而动依靠自身的努力才成就了一番伟业。
按照乾隆时的定价标准,道员16400两,知府13200两,知县4620两。赶上灾荒年百姓收入减少,官位价高卖不出去,统治者们不惜降价出售以此来维持政府的财政支出。咸丰二年(1852)已降至9446.4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进一步降至4732.1两。另外,晚清政府还有“大八成”、“郑工捐”等古怪名目。虽然在不少有识之士的上疏建议下,捐纳制度时开时停,却从来没有在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停过一次。1901年9月11日清政府迫于当时社会各界压力发布上谕宣称:“现在振兴庶务,(捐纳)亟应加以澄清,嗣后无论何项事例,均猪不准报捐实官,自降脂之日起,即永行停止。通限一个月截款报部,毋得奏请展限。”表面上是为捐纳制度的终结下了一道圣符,但面对“库储一空如洗”和“军需浩繁”的财政时,捐纳永远是筹款的最好选择。1904年,各督抚以举办新政、赈灾等事无款,再次向朝廷请求捐纳实官。首先两广总督岑春煊请捐,得到清政府批准,自1905年12月初至次年5月底,半年的时间内,两广共捐集款银73万6千6百68两。接着奉天请捐一年也得到恩准,得款300万两,奉天由此受保举达1300余人。山东省的请捐,得到朝廷恩准后,也得500余人捐官。只要清政府的财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停捐,永远不过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魏源《圣武记》卷十一
[2]《清史稿・选举七》
[3](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4]岑春煊.乐斋漫笔[C]近代稗海 第1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徐珂.清棉类钞[M] 爵秩类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