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 [苍凉的启示]
时间：2019-02-12 05:33: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苍凉 女性 悲剧意识 摘 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性作家,她凭借着个性化的体悟和独到的笔调,创作出一个个格调苍凉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无论怎么挣扎、怎么拼搏,最终命运都是一样――苍凉凄美,没有出路。本文根据其生活经历上家族、时代、个人情感不幸的悲剧性特点,在其小说的主题与人物塑造上发现与其相似的悲剧意识风格,进而理解张爱玲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观察。
张爱玲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刻画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凄婉、哀怨、苍凉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吸引了大批读者,拥有了众多的张迷。
一、生活背景铸成张爱玲小说的悲情基调
1.家庭与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曾外祖父是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李鸿章。然而,显赫的背景,贵族的血统并没给她带来多大的幸福。父亲是个典型的封建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夫妻两人感情不和,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一个人漂洋过海,到欧洲留学。张爱玲八岁时父母离婚,她一直在父亲、后母、姨太太的夹缝中生存,父亲曾把她监禁在黑屋子里,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家”,这个本应充满温馨和亲情的所在,在张爱玲的心中,却有着“古墓的清凉”,阴冷,黑暗,隐藏着杀机。在孤独寂寞中长大,她承受着生命的悲哀,感受的是人性的卑劣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隔膜,过早地体会到亲情的虚伪与冷酷,更清醒地认识了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也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
张爱玲家学深厚,自幼酷爱文学,对《红楼梦》痴迷有加。自十来岁开始读《红楼梦》起,几乎每隔数年,她都要再读一遍。以至于后来对《红楼梦》的熟读程度,竟到了“不同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地步。在近十年的研究、考证中,《红楼梦》已经这样融入她的生命和生活之中。1943年至1945年,她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最能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风格,也是她与《红楼梦》之间渊源关系的确证。不可逃离的困境,无可奈何的式微,无能为力的挣扎,是贯穿于张爱玲作品的深沉悲叹。因此,可以说,《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性塑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而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可以说是与胡兰成的婚变。在经历了一场“欲死欲仙”的热恋之后,她和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半年后,胡便移情别恋;两年后,二人彻底分手。本来父母的离异早已在张爱玲的心上投下一片阴影。目睹很多职业女性如苏青等人的不幸婚姻,面对自己婚姻的失败,她可能潜意识中有了准备。从她成名后的许多作品来看,她对婚姻一直抱有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晦涩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如在生活速写式的小说《等》里,一位太太了解到她的丈夫在内地混得阔了,却总是不寄钱来:“我早就猜着他一定讨小了”,“我也看开了,我是过了四十年的人了”。她愁的是她的头发脱得不成样子,问旁边的太太可有治脱发的方子。“总有一天,她丈夫要回来,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啊!但不要太早,脱了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女性的命运维系在男性身上,女性的快乐便是丈夫的垂怜,她们无休止地等待盼望着丈夫有朝一日能回头转意,顾及家中还有一个等待的“她”。这是何等的不幸与悲哀。
2.时代与现实因素的影响
张爱玲所处的是朝不保夕的时代,她的成功出名也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在香港读书时,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吃尽了苦头的人们开始拼命抓住生活中更为切实的东西,有的人匆匆结婚,有的人讲吃迷穿,乐此不疲。战争的特殊环境使人类的本相骤然以某种较平时更触目的形式暴露在人们面前,这使张爱玲在原有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更加深了对人生和人性本质的认识,同时,也增加了对人自身的渺小和命运无法把握的体会。柯灵先生曾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道:“个人即使来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种意识潜在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的作品浸透了那样一种不欲言明的深刻的没落感。也正是这乱世中的张爱玲形成了她关于社会、人生、历史、现实种种问题的基本观点。她以冷峻的,尖锐的、独到的眼力发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生存目标的缺失,发现了中国人心灵与民族信仰的无所依傍。“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这一内心独白是其悲剧生命意识的有力注释。张爱玲的女性小说表现了时代的悲剧,也表现了历史的悲剧。
二、在人性探索中表现作品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最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用她奇巧的笔触为我们揭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1.对人性深处的孤独与丑恶的探索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金钱,甘愿侍候一个残废男子,她一生都在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得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笫之事折磨死媳妇。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
2.对情爱的虚无和无爱的婚姻的探索
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但在她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无真情,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身于破落旧家庭,离婚后回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在娘家难以立足。为了出口气,她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誉做赌注,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标准和目的。从海外归来的范柳原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转折的契机,范柳原对白家的六小姐流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称其为“真正的中国女人”。两个人开始了互相试探,精刮算计,真真假假的恋爱。在这里,所谓的爱情已经成为了人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全然褪去了种种美好的神话色彩,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虚无与荒凉。战争的来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桩所向往的婚姻,也一跃成为白公馆最令人羡慕的人。但这桩所谓美满婚姻的促成连流苏自己都感到迷惘,因为这非但不是流苏以青春做资本人为努力的结果,而恰恰是她对现实的认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婚姻本是美好的,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惟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是晦涩人生的一场悲哀游戏。
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薇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等等,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三、在人生感悟中映照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世界,生命命运的体验和观照上。她把感受到的人生融入创作,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读到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个故事,也不是单纯的一种生存状态,而是一种独有的忧伤与苍凉。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感、荒诞、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的“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创世纪》中年老的紫薇靠典当当年的陪嫁物维持全家的生计,贫困、孤独、子孙的不肖,使她只能无奈地幽忧地叹息:“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呀!”身陷“那死的城市”的白流苏则惊惧于“整个世界黑了一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的关上了盖。”“通入黑暗,通入虚无。”《等》中的童太太“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是无休止的妥协。她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只能是“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无形中被时代抛弃,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生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卑陋和扭曲,揭示了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人生的荒诞和不可理喻,在张爱玲笔下的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苍凉意味。
作者简介:张惠平,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大学语文教学。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2]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 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版.
(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