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星星写一首小诗_一首小诗的文学史联想
时间：2019-02-12 05:36: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薛道衡 南北朝文学 文学史 摘 要:北方作家薛道衡的《人日思归》获得南方文人的赞许,标志着北朝文学的全面提升,而他表现的是纯粹的南朝风格。由此可见,南北朝后期,齐梁文风成为南北文学的主潮。具有北方特质的美学观念只是潜流,需待时代推移,方能被发扬。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尊重这种事实,才能还原文学演化的真实脉络。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这首小诗题为《人日思归》,作者是隋朝文人薛道衡。诗作于公元585年,其时南北尚未统一,在隋为文帝开皇五年,在陈则是后主至德三年。所谓“人日”即正月初七,薛道衡584年冬受命出使江南,第二年才回朝复命。独在异乡,适逢佳节,所以写下这首诗寄托乡思。
此诗巧思精构,兴味深婉。首二句大巧若拙,所用语词浅俗直白若口语。上句“才七日”紧切题中之“人日”,就当下节气而言。“七日”,时间好像很短,“二年”,却又似乎漫长,两个时间的对比差异相当大。而用“才”“已”两个虚字强化,尤觉触目心惊。因为时间之修短,全在于个人的心理体验。诗人于前一年冬十一月奉使江南,至次年正月,究其实情,尚不及两个月,只不过恰好跨了两个年头。然而正是这两个年头的观念,让身处异国他乡的诗人愕然而生逝者如斯、今夕何夕之慨:离开家园居然已经两年了!从当下浑然不觉的“才七日”,蓦然警醒“已二年”,非如此对照不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一切又只是随口说出。两句之中的“春”对“家”,由时间到空间,也颇费心思。思乡之情,缘于空间的距离隔阂,而时间的漫长,更为乡情皴染上一片愁绪。
后两句是当时名句,举重若轻,幽微雅丽。由前两句兴发的浓郁思家之情,被诗人紧贴南方初春之物象,含蓄道来。大雁属于候鸟,秋天飞往南方越冬,春季回到北方繁衍。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雁南翔更被人们关注,北雁南归成为古代诗歌的经典意象之一。薛道衡则抓住当时的特殊情境:在南方越冬的大雁开始纷纷回到北方,而自己亦为北人,却因使命未竟,不得不滞留南方。何日是归期,恐要落在那些大雁的后面了。字面上说“后”,实际上目送归鸿,诗人的心绪早已在它们之前飞过关山,回到魂牵梦绕的北国家乡。下句更深一层曲折抒写思归心切。南方地气暖,花开本就较北地为早,然而诗人的归思却更在南国花开之前。表面上好像是诗人在南方感受到特有的物候,触动了诗情。然而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言:“其真正的涵义乃是指自己归思并非由花开惹起,它早在花开以前就已萌发”,“等于说作者在前一年十一月刚到南方时便已想着赶快回家”①。这一前一后,一雁一花,既扣住了南方正月的物象,又妙在绝不直说,将诗人思家盼归的急切表现得极为细腻深婉,非仔细揣摩难以体味。从另一层面看,诗人将题中“思、归”二字拆开,用于两句之中,与题目呼应,也别有韵致,足见匠心。
简略品析了这首小诗,固觉精巧婉曲。若将之置于六朝诗史,却也并不是第一流的作品。但如果在南北朝文学史演进的宏观视野中来看这首诗,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据唐人刘 的笔记《隋唐嘉话》记载,此诗是薛道衡使陈期间,与南朝文士聚会时所作。刚写下前二句,南人嗤之以鼻:“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作后二句,乃赞曰:“名下固无虚士。”②这则轶事虽难实证,所传达的文学史信息却很丰富。
众所周知,自晋室渡江,五胡乱华,南北遂成分治之势。南方东晋、宋、齐、梁、陈诸朝,文化水平一直高于北方,更是文学主流所在。北方经后魏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文学稍有复兴。历东魏、北齐两朝,彬彬大盛,先后涌现温子升、邢邵、魏收等文学之士。但南朝文人大多鄙夷北朝作家及其作品。著名文学家庾信由南入北,当人问及“北方文士如何?”时,他这样回答:“唯有韩陵山一片石(今按:指温子升《韩陵山寺碑》一文)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③这种心态比较普遍,也反映了南北文学发展不平衡的事实。直到薛道衡这一批北方文人成长起来以后,此长彼消,北朝文学方能与南方分庭抗礼。他们都是凭着自身的创作成就,扭转南朝文士的成见偏识,并获得认可,而绝非凭借政治军事之强势而凌驾其上。薛道衡早在北齐之时,就因接待南陈使者,诗歌唱和而声名远播。所以当他此次出使南方时,江东文人已知道他“解作诗”之名。但看到《人日思归》前两句语言浅俗质直,长期形成的优势傲慢就自然流露出来了。“虏”是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其中包含了那个历史时期特殊的民族情绪,还有文化优越感(正如北方人长期称南方人为“蛮”)。然而一旦体味到后两句那优美的意象、清丽的语言、精妙的构思、婉曲的语意,南方文人倒也心悦诚服,感叹果然名不虚传。北朝文学尤其是诗歌,获得南方的认可和尊重,薛道衡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首小诗的创作评论也可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野史笔记尚不足为凭的话,正史的记载应令人信服。《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称其出使南陈之后,“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④。
自古以来,由于自然、人文等诸多差异,南北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学领域亦有所表现。在一般的文学史观念中,南北朝时期,地分南北,政分南北,文学趣尚亦分南北。这种观念最早集中表达于《隋书•文学传》的序言:“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⑤自兹已降,遂成共识。然而薛道衡的创作实践却表明:作为一个北方作家,他却以纯粹的南方特色来获得文学声誉。
通常认为,南朝文风绮艳,重视辞藻华美、骈对工丽、数典用事。齐梁以来,诗歌更追求声律的谐和、对偶的精巧(永明体)、语言的清丽平易(沈约三易说),所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谢 )。但风力气骨较弱,偏于纤巧柔靡,其下者则流入宫体艳诗。这就是所谓“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文过其意”。北朝文风质直,辞多质朴,语多胸臆,有风骨而失之粗豪。此乃“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其词”。同时,基于不同的审美文化传统与历史境遇,南北文人在文体选择也各有偏好。南朝文人更长于吟咏性情的诗歌,北朝作家更强调经时济世的文章。有了这层背景,薛道衡以诗歌获得南人的推崇,标志着北朝文学水准的全面提升。进而言之,薛道衡《人日思归》的前两句更近于北方本色。然而这种风格却不入南朝文士的法眼,为他们所鄙夷不屑。后两句正是齐梁以来的体制,精致、优雅而轻巧,所以令南人折服。这并非薛道衡迎合观众的表演,而是他的一贯作风。薛道衡最著名的诗句要数《昔昔盐》中的“暗 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写空闺少妇的孤寂落寞,从题材到情调,无论辞藻还是构思,都是典型的齐梁风格,甚至更为精致。夸张地说,薛道衡的文学声誉得益于他比南朝文人更南朝化。这种现象又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
从后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开始,沉寂了许久的北方文学,以步趋南朝文学作为复苏的基础。北地第一才子温子升,其诗歌代表作《捣衣诗》、文章代表作《寒陵山寺碑》,“意制清绮,无殊江左”⑥。与薛道衡关系密切的北齐文坛前辈魏收、邢邵,皆一时文豪。两人毫不讳言自己崇拜齐梁文人沈约、任 ,据《北齐书•魏收传》记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 ,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 。’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⑦山东北齐如此,关陇北周亦莫能外。庾信、王褒等人入关后,缀文之士,风响景从,“荆梁之风,扇于关右”⑧。南北朝后期,齐梁文风笼罩南北,构成了南北文坛的普遍审美标准,直到隋代和唐初仍未根本改观。这是文学史的事实。在此文学风气下成长起来的薛道衡等人,虽然是北方的代表作家,未必就定然属于“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一类。
难道北方文学自身传统就此消亡了吗?如果是这样,魏征提出的合南北文学之长的文学理想岂不成为幻想。钱穆先生曾就学术史研究说过这样一段话:“论一时代之学术者,首贵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此固也。然参伍错综,有其新茁,有其旧遗,旁衍横溢,潜滋暗长于时代主潮之下,而与为推迁。逮夫时换代变,风尚翻新,则此潜滋暗长者,乃跃起而为新时代之归向。此又治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也。”⑨对于治文学史者,其理相通。当南北朝后期,南朝齐梁文风成为文学主潮之时,北方的文学传统并未消亡,它只不过是被压抑而潜滋暗长,并不时展露出来。
据《颜氏家训》记载,梁代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方文人叹为观止,而卢询祖、魏收等北方文人却不以为然。避难北齐的梁朝皇室萧悫有“芙蓉露下泣、杨柳月中疏”之句,南方来的文人多欣赏不已,而卢思道等北方作家并不认同。这些北方作家并不排斥南朝文风,魏收自不待言。卢思道是与薛道衡同辈齐名的文人,受齐梁文风影响也很大,甚至写了不少宫体艳诗。他们之所以不苟同南方文人的意见,正因为这几句诗虽然情物谐婉,精巧动人,但毕竟局量不大,气骨不高。北朝文人尽管醉心于齐梁文学的艺术魅力,但其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种特别细腻纤巧的情调。对上两组作品,薛道衡的感受可能就与卢思道完全不同。
卢思道等人的北方气质,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流,甚至他本人的多数作品仍属于齐梁体制。但其《从军行》《听鸣蝉篇》等歌行,“发音刚劲”,或慷慨激昂,或悲凉凄切,唱出了典型的北土之音⑩。卢思道的出身、经历与薛道衡相差无几,都成名于北齐,后来历周入隋。就文学才情而言,卢思道尚在薛道衡之上,现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强于薛。但薛道衡成为文帝朝的文坛领袖,声誉地位远胜卢思道。两人的不同遭际充分说明,卢思道文学中的这种特质还不能被他的时代所充分认识。
文学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美学追求,没有齐梁文学的语言美学探索,汉语的艺术表现力不会提升到这样的高度。而单一的齐梁风气,又会将文学导入柔靡,缺乏气骨,也就是抒情的力度和生命体验的深度。随着时代的推移,那股被压抑和忽视的文学潜流,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唐初魏征等撰《隋书》,将卢思道、薛道衡、李孝贞三个山东文人置于一卷,认为卢思道才华超过另外二人,就透露了新的时代信息。当这股潜流逐步汇入伟大的时代精神,慢慢由隐伏而彰显,与齐梁以来的语言实践相结合,遂奏出“声律风骨始备矣”的盛唐之音。
上面从一首小诗引发出对南北朝后期文学史的回顾,这种回顾是有感而发的,一般文学史著作对此段文学的描述往往出现偏差。南北文学不同、南北文学融合的观念预设,使很多研究者忽视了主潮与潜流的区别。穷力挖掘“文学史中的北朝”,然后把潜流和个别,描述为主潮和普遍,最终使文学史朝着南北文学融合的目的奔驰,这种目的论的模式使本来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简单化。不是那些潜流和个别现象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是新文学的历史渊源,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把潜流和个别描述为主潮与普遍,就是对历史的僭越,同时又遮蔽了历史发展的真实理路。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隋代文学研究》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07JHQ0031
作者简介:李建国,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文学及文学批评史。
① 吴小如《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②{3} 刘 、张 《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第140页。
④{5} 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06页,第1730页。
⑥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8页。
⑦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92页。
⑧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81页。
⑨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63页。
⑩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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