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 [浅论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

　　【摘要】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中,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矛盾,认识的直接起点是实践,实践的直接起点是上次实践上获取的认识;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客体是政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的战略和目的因时期不同有所差异;政策和策略选择也随战略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发展的理论思想保障是坚持马列主义,政治保障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发展的动力支持是革命与改革,发展的环境是稳定;发展的方向是“自由王国”,发展的社会定位是,发展是好的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志。
　　【关键词】建国后;毛泽东;发展观
　　
　　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包括毛泽东关于事物发展的基本理论,对新中国的基本理念,对新中国发展有重大直接意义的理论、思想、战略、目的、政策和策略等体系。它是毛泽东发展观的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观的主要的部分。探讨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有助于我们了解科学发展观的渊源,有利于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由自发变自觉,有益于我们实现从科学发展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厚重的理论、文化底蕴。
　　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其内容如次:
　　一、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直接起点
　　(一)发展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即根本、根据、始发点,最基本的依据。毛泽东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和唯物史观,坚定地坚持“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矛盾”,“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这一哲学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充分的展示了这一观点和立场。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最后指出:“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这个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2]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3]
　　(二)发展的直接起点
　　毛泽东关于发展的直接起点说,集中体现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毛泽东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4]“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后来毛泽东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5]人们对某个事物从茫然无知发展到感性认识,又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的每一步的发展或提高都依赖于实践,而且其直接起点都是实践。由此可以认为,毛泽东是坚持“认识及认识发展的直接起点是实践”这一哲学命题的。那么从此次实践到后面高一级的实践,这个发展的直接起点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答案是唯一的,即“认识”,在上一次的实践基础上获得的认识。后面的实践之所以较前面的实践“高级”,是因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源于前面实践的认识的指导。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更主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样一个更高级的飞跃。
　　二、发展的主体和客体
　　主体与客体,在哲学上构成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主体指认识者或实践者(人),客体指作为主体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客观事物。整个世界,包括人本身及其身体和生活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成为认识的客体,它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但是,只有进入人的实践活动范围和认识活动领域的那个部分,才是现实的客体,它与主体的能力密切相关。
　　(一)发展的主体
　　毛泽东关于发展的主体说,也属于其“群众路线”的内容。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6]“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毛泽东不仅认为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且认为,“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动态的,它随着国内外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基础(工农大众)不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次胜利,都是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结果。建国后毛泽东仍然认为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民主革命胜利后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国民党腐败政府遗留下来的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烂摊子,面对新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要坚决地依靠人民进行建设。毛泽东深信,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发展的客体
　　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中,新中国发展的客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军事、国防、生态、民族宗教关系、国际关系、国家统一等。
　　从党的七大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发展最大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发展的客体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国防、民族平等和团结、正常宗教活动、国际关系、国家统一等;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关注民主政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
　　三、发展的战略和目的
　　(一)发展的战略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指出,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战略的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 “使新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国家发展的战略主要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来表述。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指出了过渡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战略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含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及战略任务有着更为明确的表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1958年3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六个基本点。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步骤勾勒出新中国发展的蓝图,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总之,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强国,任务是完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二)发展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发展的目的的表述包涵在战略目标和任务内,即独立的国家,民主的政治,自由的经济,繁荣的文化。过渡时期,发展的目的是“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9]总之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巩固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有关发展的目的主要载于党的八大文献。党的八大认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时期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就把我们党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目的区别开来了。
　　四、发展的政策及其策略
　　毛泽东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他不仅通晓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阐明了制定与实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准则,即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和实行政策与策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完善政策和策略。
　　与新中国发展有重大直接意义的政策及其策略如下:
　　(一)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其策略
　　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我们党和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最大的政策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内容因其历史使命不同而有所区别,大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是反对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的统一战线,抗战时期是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对建立统一战线形式的策略。毛泽东对建立和维护统一战线的方法、手段的策略也有系统、深刻的见解,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既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实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战略目标,毛泽东为我们党确定的最大政策仍然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并于1954年将统一战线载入了宪法。毛泽东还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策略即民主的方法适用于统一战线。[10]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和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毛泽东对各个党派也提出了要求,即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各个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跟上时代的要求;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不能企图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11]
　　(二)正确判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政策及其策略
　　毛泽东认为,全国解放后,我国仍然面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确判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也是我国最大的政策之一。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策略,即人民内部矛盾适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适用专政的方法。在过渡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经济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的策略是和平赎买“整个匪帮”(恩格斯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变资本主义工商业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对于弱小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社的策略。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在一个泱泱大国和平地过渡过来了。这与毛泽东和全党正确分析形势,采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仍将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判为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视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在互助合作组织与单干农民的关系上,在粮食、灾荒、就业、教育、知识分子、民主统一战线问题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上,毛泽东主张适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策略。[12]对其它的人民内部矛盾形式,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行经济建设优先的平衡发展策略;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实行统筹兼顾的策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上下之间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均实行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的利益统筹兼顾;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利益统筹兼顾。[13]这种统筹兼顾、协调、平衡发展的策略到底还是“民主”,不过它是对事物矛盾的民主。
　　总之,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适用民主的策略,它对人来说,是团结――批评――团结;对事是充分兼顾、协调,允许一定条件下的非均衡发展;处理敌我矛盾适用专政的策略。
　　(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政策及其策略
　　实现工业化更是既定政策之一。其基本策略仍是“民主”,对事物的民主,即重工优先的统筹兼顾和适当安排。它以重工业为中心为前提,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既不走西方国家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传统路径,也避免像苏联和东欧那样的重工太重,轻工和农业太轻的失衡,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这个基本策略是完全符合当时国情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大的偏差。1959年以后,我们党和毛泽东从提法上和具体把握上都有所调整,但实质未变。第二条是掌握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动态平衡,也即统筹兼顾。[14]第三条是,要靠农民的援助,主要是靠农业税和“剪刀差”形成积累基金发展工业。第四条是,反对教条主义,根据我国的实际真心实意地学习和应用苏联的先进经验。[15]第五条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6]
　　(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促进科学进步的政策及其策略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促进科学进步,这也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确定的政策之一。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促进科学进步,毛泽东的基本策略是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和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要有民族特色,要有属于自我的风格,要独树一帜,要“标新立异”。对于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按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衡量,然后按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解决。[17]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古为今用,要认真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洋为中用,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同时毛泽东也认为,我们学的是人家的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有批判地学,有选择有目的地学,要辩证地学。[18]学习其它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更不可以邯郸学步,数典忘祖,全盘西化。[19]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20]
　　(五)发展友好、合作的国际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政策及其策略
　　发展友好、合作的国际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的一贯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力主结成国际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族国家的亲密合作,巩固和发展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团结合作,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争取与帝国主义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多做些互利互惠的生意,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也是国家基本利益所在,更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贡献。
　　五、发展的理论思想保障、作风保障、政治保障和人才保障
　　(一)发展的理论思想保障
　　毛泽东坚定地认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坚持马列主义是我们的事业胜利的理论思想保障。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1]“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2]1963年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则,绝无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总之,马列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和发展的理论思想保障。
　　(二)发展的作风保障(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全党和人民都适用)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3]1957年全党整风开始之前,毛泽东说:“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革命党……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24]
　　(三)发展的政治保障
　　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和发展的政治保障。 “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25]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入和平时期后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有些人表示犹豫、担忧和怀疑。对于这种疑问,党和毛泽东作了明确的回答。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全国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三大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事实证明,我们党不但有能力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在中国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担当此重任。1956年过渡期结束后,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标准,其中“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一条。1957年至1958年的党的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借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公开要求“轮流坐庄”。我们党和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击。虽然有扩大化错误,但也捍卫了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1957年5月接见共青团三大代表时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6]毛泽东还认为,从共产党自身来说,要保住执政党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首要的是民主集中制建设,这是党的组织建设,共产党员还要加强自身的理论思想建设和三大作风建设。[27]
　　(四)发展的人才保障
　　发展的人才保障,毛泽东认为它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党务人才等各方面人才。抗战开始一年多,我们党就遭遇到人才尤其是领导人材匮乏的困惑和威胁,毛泽东主张尽力尽快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毛泽东在此的人才概念,包含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方方面面的党内外人才。一年后,毛泽东又主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建国后,毛泽东的人才观又有发展。1955年毛泽东说:“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都应当办起来,……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28]1956年毛泽东同藏族人士谈话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29]
　　六、发展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哲学概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意义与形式渗透、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发展观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发展的“活的灵魂”。
　　(一)实事求是
　　毛泽东是我党实事求是的典范,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带领全党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主观主义倾向不懈斗争的胜利结果。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8]“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31]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也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实事求是”,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客观上背离过“实事求是”,但毛泽东从指导思想上仍然信奉“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没有背离这一思想路线。1953年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32]1959年,针对大面积的浮夸风,毛泽东说:“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务必做到三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坚持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本质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对世界对自身的改造,反对唯理主义、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对革命理论的束之高阁等。
　　(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路线,也是促进事业发展的根本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努力践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是人民的主体,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基本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群众属于我们党”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要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还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就镇压反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土改工作毛泽东指出,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就“三反”、“五反”毛泽东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同民主革命一样,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复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等斗争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无一不是我们党实行群众路线的结果。1957年春天,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3]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脱离群众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新提倡贯彻群众路线。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34]实行群众路线务必开展三方面的斗争,一是跟“英雄”创造历史和人类历史是“天意”(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外在表现的唯心史观作斗争;二是跟崇拜群众自发性,放任自流疏于管理,不对群众实施经常性的、正确的灌输教育,对于人民的缺点甚至也不批评的“尾巴主义”和不作为作斗争;三是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作坚决的斗争。
　　(三)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自己独立地寻找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政策。毛泽东认为,要发展我们的事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务必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迷信和依赖外国,言必称希腊,另一种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什么都是自己的好,“自恋”。即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七、发展的动力支持和环境支持
　　(一)发展的动力支持
　　利益分配制度的严重失衡造成分配不公,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直至“固化”的社会格局,引发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终会引起社会革命与改革,是革命与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事业的发展。这是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至于决定作用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始终把发展的动力定格在“革命”与“改革”层面上。
　　1921年初甚至更早,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1921年1月1日至2日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新民学会一会员)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5]建国后,毛泽东和我们党又及时发动和成功领导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其它民主改革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具备完全革命意义的“改革”或“改造”,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不流血”的正义战争,绝非一般意义的“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了。”[36]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容置疑的。之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这些革命无疑是技术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体制改革是指在既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对其不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进行调整和理顺,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支持和开拓空间。它不触动根本的制度层面。1956年苏共20大后,毛泽东总结与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开始了反思,初步显露了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动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主张要有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毛泽东还主张企业要有点“独立王国”。对企业管理,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管理问题。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在如何对待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把这种政策称为“新经济政策”。他还怀疑我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主张和观点大都没有很好的贯彻下去,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
　　(二)发展的国内环境
　　关于发展的国内环境。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制度是进步的前提下,发展的社会环境是稳定,“乱”只能破坏发展。50年代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沉痛地说:“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37]很显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民主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的一心一意、全社会的齐心合力,即稳定、“向上”、和谐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动乱不休、太平无望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搞好建设的。上世纪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国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则从反面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
　　(三)发展的国际环境
　　关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认为非和平莫属。195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代表团时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38]
　　“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39]“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指出:“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40]
　　八、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定位
　　(一)发展的方向
　　发展的方向,即发展的趋势或总趋势。毛泽东曾说过:“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41]“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42]“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43]毛泽东认为,世界是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发展是不间断的,是向“上”的,发展的大趋势是人们渐近于“自由王国”,最终达到自由王国。
　　(二)发展的社会定位
　　发展的社会定位或社会认知度是指人们将“发展”定在一个什么高度上。毛泽东说过: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4]所以,“发展”是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标志,是好的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志,是政党受到人民拥戴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前提。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和主张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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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0][22][28][32][38][3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33]毛泽东著作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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