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旧体诗词】 中华诗词网

　　一、引言 　　 　　新文学运动那一代人是把“创造新诗”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攻坚”战役来打的。其他文体,如散文、小说和话题,他们都取得了胜利,然而新诗却始终没有取代旧体诗词(以下多处就简称其为“诗词”二字)。“五四”之后至日寇大举入侵之前,新诗在主要报纸的文学副刊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在新文学的作家中郁达夫、老舍、茅盾、周作人和鲁迅等仍旧都写一些诗词。新诗名家闻一多尤为突出,他在1919年和1925年都写有旧体诗存世,同时又正在精心地创作新诗,其新诗集《红烛》(1923年)和《死水》(1928年)是早期新诗的里程碑之作。两集中的诗篇既用尾韵,也有自创的格律,既有音调之胜又有形式之美;自觉地带上镣铐,而又不同于旧的枷锁。
　　学衡派和南社的精英们自然仍旧以诗词唱酬,但何以新文学家们也有不少人写旧体呢?对于这一质疑,茅盾有过明白的回答。他说,“谈到诗,我向来提倡写新诗,不主张青年学旧体诗,但作为个人的爱好,却也有时口占几句,聊以志感”〔1〕。为什么“志感”就偏向于用旧体呢?我认为这是由于诗词的格律提供了一个架构,而志感在旧体中有用不完的话语,如果以写新诗志感就实在难以口占成句了。闻一多说得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疆做旧诗。”
　　新诗作家中不乏浅尝辄止便回归古典文艺者,沈尹默是其中的典型,他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了《三�》等四、五首作品,颇得好评,但不自喜;后来致力于诗词书法,自印《沈尹默诗词选》并成就为一代大书法家。
　　历史注定了新旧诗体并存的二水分流之势,于今已过九十余年。本文中用的“当代”二字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岁月。
　　
　　二、改革开放前的当代诗词
　　
　　人民共和国建政后党和政府的威信如日中天,新诗诗人纷纷为革命抒情,为盛世作颂,而旧体诗词逐渐有沦为大学文科师生讲习和批判对象的趋势,直至1957年毛主席的诗词十八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后,情况为之一变,同时在致主编臧克家的信中,毛着意声明:“诗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层中陈毅、叶剑英等都是诗词能手,毛主席的诗词既广为人民所传诵,版本亦有多种,陈、叶的作品亦所在多有,兹不具引。其他革命勋旧有诗词见于报刊者有朱德、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熊瑾玎、李木庵、续范亭、钱来苏、林伯渠等。其他如郭沫若、柳亚子与毛主席唱和之作亦即时发表。新旧诗对立的局面无形消失。
　　革命人的诗词多数流露着斗争的豪情和胜利的喜悦,类似的豪壮的风格在前人诗词也曾见到,但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风格的宏伟远胜于昔,试举出几则断句,如“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眼青山夕照明”(叶)即可领略其一般。
　　“文革”前十七年,报刊上不发表一般文化人的诗词(很少例外),大约这是执行毛主席“不宜在中青年中提倡”的指示吧。既然毛又说过“旧诗也可以写一些”,则爱好诗词者仍然敢于不废吟哦,并私下抄示友好,互为品评;此种敝帚自珍之情怀使1949―1976年相当多的诗词新作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人为了避免“文革”时抄家焚稿,事先将其一生诗作抄成三份分别隐藏着(钱钟书的夫子自道)。
　　“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视为当然,新诗作者满怀热情为新时代高唱颂歌,有的篇章不免浮夸失实。其时政治运动几乎连续不绝,1955年的胡风冤案和1957年的反右,前后计有上百位的知名新诗作家受到整肃。一旦划为胡风分子或右派,其中从轻发落者被迫搁笔二十余年,重者则贬徙劳改或家破人亡。对比之下,能藏拙寡言的诗词作者则比较幸运,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竟有地下诗词敢于讥评时事者。例如:
　　
　　春阴二首
　　袁洪铭
　　苔痕青上碧纱窗,燕掠残红故故斜,
　　多少闲愁春不管,半帘疏雨打梨花。
　　
　　耐尽春寒换袷衣,逢春忍又送春归,
　　杨花似解离人意,细雨东风不肯飞。
　　
　　诗意委婉,但寓意清楚。著者为广东文史馆馆员。又如更直率的:
　　
　　 反右有感
　　 杨一华
　　百花齐放百家鸣,纳善从流剧可亲。
　　谁识翻云覆雨手,一时才俊尽沉沦。
　　
　　 参观马桥乡高产亩将达十万斤
　　 杨一华
　　信口直说夸短长,千斤棉与万斤粱。
　　由来咳嗽成珠玉,泥土也能自化粮。
　　
　　1966年“文革”降临,正当破“四旧”、抄家、夺权、武斗的狂乱中,弱势群体中勇于思考者反而清醒地摆脱了“最高指示”的魔咒和一切教条的桎梏,转而追求人格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他们禁不住要以文学抒发自己的感受。1968年二十岁的知青食指(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而在牛棚中的中年诗人绿原(刘仁甫)写下了《往往》和《但切不要悲伤》,地下文学以新诗带头成为一些在“文革”中受难者的精神食粮。四人帮覆灭后,知青文学和牛棚文学仍得不到在报刊上发表的机会。直到1979年随着因划右而沉寂二十多年的知名诗人艾青的新著在《诗刊》上发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年轻诗人北岛、舒婷、顾城等的所谓“朦胧诗”以及归来者(幸存的右派和胡风分子以及五十年代自动搁笔者)的作品也相继在各官方报刊上发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文化界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均闪烁着从未有过的辉煌。旧体诗词并不例外,在此期间《中华诗词》月刊于1987年开始筹办;早年划右的王以铸等九人的诗词合集《倾盖集》亦公开面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尔后知名学者的诗词集相继印行。
　　
　　三、新旧体诗在新时期的消长
　　
　　十年浩劫结束后,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大小干部都渐入老境,回首前尘不胜怅惘,往往在读古人诗词中得到慰藉(相比之下新诗不易背诵,其读者青年人偏多)。各地的老人大学纷纷开设诗词班讲授古典诗词,让离退休人士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和老有所学。
　　1987年古典文学大师、加拿大不列颠省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叶嘉莹利用暑期回国讲学,前后在北京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和应各地社会团体的邀请讲解古典诗词,受到了七八十岁的学者到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和赞许。1989年她从哥大退休,并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之后,在南开大学定居。1996年她用在海外募得的捐款,在南开建成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大楼,她自己捐出了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驼庵是她早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业师顾随(1897―1960)的别号。她不只在南开培养了本科生、硕士、博士,还热衷于推动幼儿及中小学生的诗词教育。叶先生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理解甚深,因而她关于古典诗词的阐释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她关于汉魏六朝唐宋诗词以至王国维《人间词话》和其长短句的讲稿,还有她本人的诗词选均先后付印。叶先生生于1924年的北平,为蒙古裔满族人,二十余年来,她的热情奉献对诗词的大众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提高了当今诗词的读者和作者的审美能力和谨严精神。
　　《中华诗词》月刊与新诗的《诗刊》半月刊遥相对应,同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刊物。《诗刊》的上半月刊中还辟有“诗词栏”,每期约选用来稿二、三十首。各省市有诗社和诗书画院,亦有定期发行的刊物,如四川省的《岷峨诗稿》为季刊,可以邮购。至于近、当代诗词选本则有钱理群、袁本良编选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日益笼罩着人们的生活,新诗的读者日渐减少,作者却快速增多。《诗刊》和《星星》等都相继扩充篇幅以容纳来稿,同时订户却大幅度减少。其实来稿增多并不即意味着诗坛的真正繁荣,究其实质就应看到新诗界弥漫着浮躁的气氛,有不少泡沫稿件也得到发表。故尔十多年来,新诗界无法摆脱“诗多好的少”的评议。无可讳言,新诗的创作已进入低谷。
　　自艾青(1910―1996)上世纪三十年代成名以来,新诗中自由体相对格律体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及至近些年来,在浮躁气氛的影响下,自由体竟自出现散文化的不良倾向,经常见到一些分行书写的蹩脚散文以诗之名发表,令人啼笑皆非。目前在新诗刊物中尚偶尔见到用尾韵的作品,格律体则更为少见。“文革”中带头写诗的食指一直以自创的格律体写作,可惜其同辈却都用自由体。格律体的音节响亮,易于背诵。海峡彼岸知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民歌》等都是格律体,在大陆是不少人能背诵的名篇。今日欲挽回新诗的颓势有必要提倡格律体的创作。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只一位学人谈论到格律体新诗应受到重视,其中有解放后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诗人何其芳(1912―1977),他在195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现代格律诗》的论文,明白阐述了切实可行的规律:每行大体相同的顿数(不是字数),采用尾韵(比诗韵适当的放宽)并允许必要时换韵。1960年他本人从写旧体绝律入手,实践音节的审美。“文革”初期他被隔离审查三年之久,余年仍处在乱局中,只好从事旧体诗的写作,故在他的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旧体诗占有相当的篇页。显然,他当初设计格律体现代诗时颇有注重承继的用意。
　　下面转录几首新文学家晚年所写的旧体诗:
　　
　　 成都杜甫草堂
　　何其芳
　　文惊海内千秋事,家住成都万里桥。
　　山水无灵添啸咏,疮痍满目入歌谣。
　　当年草屋愁风雨,今日花溪不寂寞。
　　三月海棠如待我,枝头红艳斗春娇。
　　1971年
　　
　　此诗推崇老杜于穷蹙中念念不忘人民的疾苦、贫士的流离;首句点出文章传世乃千秋事业,著者似有感于忙碌终身而成就不多。
　　
　　 老〓〓至
　　 钱钟书
　　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
　　迷离睡醒犹馀梦,料峭春回未减寒。
　　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
　　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
　　1974年
　　
　　和钟书
　　王辛笛
　　杜鹃声里怯馀寒,为爱轻阴但倚栏。
　　水绘一生呼负负,风鬟双照路漫漫。
　　奋挥尽羡如椽笔,僭和偏拈险韵丸。
　　莫笑吟诗淡生活,沉酣无事不心宽。
　　
　　诗中第七句借用苏东坡句。
　　最后,再录叶嘉莹先生的一首广为人传诵之作:
　　
　　 高〓〓枝
　　 叶嘉莹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
　　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
　　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起亏。
　　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八十年代中期
　　
　　四、聂绀弩其人与聂体打油诗
　　
　　自五十年代直到“文革”结束,其间遭受左祸的文化人不少用新旧体诗记录流放劳改,或长期囚禁、老病得释的日常感受。旧体诗词以其语言曲折多喻,可以寄沉痛于诙谐,这一点文学基因被杂文家聂绀弩演绎成教外别传的变体。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十八岁参加革命,黄埔二期毕业,参加东征后退出军旅,赴苏联入中山大学,返国后在上海加入“左联”从事写作,以杂文知名。继而入党,投新四军担任宣传工作,与陈毅为挚友。临近解放前,受周恩来的委托赴港任《文汇报》主笔,1951年调回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后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三个月,1957年划右,1958年遣送北大荒劳改。适逢当局号召人人写诗,他提笔试写旧体,在劳累不堪之余,以诗抒写自己倒楣的生活;他以写杂文的风趣入诗,苦中作乐,“滑稽亦自伟”。1961年得允许回京,给以闲职。乃精研唐宋诗词,磨砺旧作,腾挪文字,成《北荒草》油印分赠友好。其中诸作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文化界中人见之者惊为新声。他一度南游,过武汉至广州,得访海丰,沿途以诗纪行。
　　1967年聂绀弩因妄议林彪和江青犯了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读书、作诗不辍,被囚九年有余;提前释放后已成病残,卧床将其前后诗作编为《散宜生集》(1982)。出版之前,胡乔木主动为其作序,称聂“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作为党内领导层的一员,他讲这样的话有意表现自己的开明,但也是出于对聂的敬佩。
　　九十年代初,罗孚就《散宜生集》加上先前未收入的集外诗和断句以及一些与友好论诗的通信,并朱正等人签注,编成《聂绀弩诗全篇》(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抄录聂诗两首略见其风格:
　　
　　赠周婆(二首选一)
　　添煤打水汗干时,人进青梅酒一卮。
　　今世曹刘君与妾,古之梁孟案齐眉。
　　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
　　岁慕郊山逢此乐,早当腾手助妻炊。
　　(作于1976年出狱时,周婆即周颖,聂妻。)
　　
　　清厕同枚子(二首选一)
　　君子舀来仆自挑,燕昭合畔雨潇潇。
　　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作于北大荒劳改时。以燕昭王筑黄金台招天下士,戏指厕所。枚子姓万。)
　　
　　聂诗中写劳动形象之句甚多,在旧诗中从未见到的,其语意幽默,对仗工整,选抄如下: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挑水》)
　　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
　　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与曹刘。(《清厕》)
　　看我一匡天下地,与君九合塞边泥。(《脱坯》)
　　冬至袄冠争蝶舞,夜深弓锯共龙吟。(《伐木》)
　　
　　自《北大荒》问世以来至聂得释出狱,聂诗已不胫而走,文学界好评如潮。聂的诗作有打油而又严肃,自我调侃,信手拈来,自成一体,故世人称其为聂体或绀弩体或聂体打油诗。聂体作家有邵燕祥、杨宪益、黄苗子、李锐(秦城狱中过来人)和香港的高旅。已出有邵、黄、杨的《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宪益《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高旅诗词》(身后其家人自印本)。启功用口头语写的《渔家傲・就医》、《沁春园・自序》等,以及马识途、荒芜(李乃仁)、何永沂的某些诗,亦有聂体的风格;前面引的钱理群、袁本良的书中有聂体诗词多首。知名新诗作家邵燕祥近若干年来所写聂体打油诗有不少可传诵的佳作,例如:
　　
　　 从〓〓今
　　 邵燕祥
　　从今谁复补苍天,梦里星芒坠百千。
　　文字焚余呈妩媚,笙歌劫后亦疑嫌。
　　耻同魑魅争光焰,甘以锱铢点俸钱。
　　天若有情天亦老,茴香豆飨李龟年。
　　1989年
　　
　　忧时伤世,举重若轻,尾句中兼用今典“茴香豆”与古典“李龟年”。
　　
　　五、展望
　　
　　《中华诗词》等刊物中发表的作品大多风流雅正,格律中规中矩,但其中很少超越前人之作。但来日方长,后继有人,二十一世纪的诗词创作自必有对新生事物的咏叹而传世者。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诗词新声的聂体打油诗一直未见到在旧体诗词期刊上发表的。爱好聂体者则认为其成就是一场改革,打开了新局面,影响深远;也有人说他的创新不过是旧体的回光返照。值得一听的是钱理群评论,他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序第十页里说:“打油诗的形式及自由、随便,为个人的创造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或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程中一直按照文学革命的传统,只讲新诗而不提现、当代诗词。八十年代初文化界思想大解放之际,有人提出这一做法应该改变,老一辈的新文学家唐�便明确反对,认为“五四”培养起来的文艺界绝不走回头路;尔后谈论此事的年轻一代态度十分缓和,但一直悬而未决。钱理群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序第十一、十二页里有详细的评述。
　　无可否认,自1917年到未来的数十年内,新诗与诗词的共存和各自发展是事实和必然。旧体诗词的当代史仍值得有人研究。自早期新文学家的志感到“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壮,至聂体之兴起,风格已经三变(其间还有周总理逝世引发的群众运动中的政治诗)。此外,重量级学人留下的诗词如《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年版)、黄万里的《治水吟草》(见赵诚《追寻黄万里》,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都应受到重视,这些资料中反映了当时学人们所处之逆境和他们后半生的忧时务世,遗恨无穷;既是诗史,又是学人的心灵史、思想史。
　　以上所举的几种书中,《槐聚诗存》是作者生前删订的,于二千多首诗中只留下二百首,所存心迹无多,幸而集中最后一首《阅世》(1989)竟未忍删去。陈寅恪诗最为难解,经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指出其中的深意,去年才有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面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十分受人重视。此外,李锐在秦城狱中写的《龙胆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王辛笛《听水吟集》(《香港文学》2009年二月号)、邓步峰主编的《诗词净土》(期刊,澳门学人出版社)和早年出版的《倾盖集》也值得注意。
　　总之,当代诗词文学史是一门有待梳理和发掘的学问。
　　
　　注释:
　　〔1〕《回忆录二十九》,见《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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