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头松风石】

　　白云山头的新景点 　　 　　广州的白云山被称为“广州的市肺”,林间山野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每年的重阳,“登高转运”的各界人群,更是以十万为计数点,痴迷于此者,甚至留在山间望月清谈,彻夜不归。我中年时候还喜欢走盘山路上山,老来腿脚不济失去那种雅兴,转为从山下的云台花园,坐缆车走索道直上山顶。走出缆车的山顶站,有一片独处的小松林,树干掩映间,兀立着一尊我国古代山水画大家马远笔下常见的那种插云山峰式具体而微的黄色巨石,石上刻着“松风”两个行书大字,这便是渐成一处新景点的“松风石”,石下埋着一代赫赫名人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的骨灰。
　　我近年每一次上白云山,都会来瞻仰这尊“松风石”,都会在这尊“松风石”上流连一些时候。开头我曾想过:这尊巨石为什么会取名叫“松风石”?是陶铸同志的遗嘱?还是晚几年才去和他“团聚”的陶铸夫人曾志同志的命名?我以为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可能是出于《松树的风格》和《岩石的坚定性》这两篇陶铸同志的散文名篇。我还记得当年我曾好奇地偷偷问过陶铸同志写这两篇散文时候的秘书、已故著名散文家林遐(真名江林):“是你替他写的?还是他自己写的?”林遐说:“你可不要瞎估计,是他自己写的,我只是帮助抄清,留下了他的手稿。”我不太信得过,又问:“是真的?”林遐说:“你我老战友了,我还会对你说假话?”后来我查过一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名录,其中有见“陶铸”其中,还不知道这位“陶铸”,是否就是埋骨于“松风石”下的陶铸同志。
　　陶铸,湖南祁阳人,他健在的时候我没去过祁阳,他去世以后我倒是特地去祁阳,瞻仰过他的故乡,当地人民在浯溪为他立了一尊青铜全身坐像。浯溪,是注入湘江的一条俏丽小溪,有道“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唐代大诗人元结路过名字也叫浯溪的山村,见到这处江山之美不可尽言,就落籍不再离去;要说浯溪的景色有多么宜人,还需要再多费口舌。这里应该提一下著名的浯溪“摩崖三绝”,刚好就在陶铸同志坐像右前方不远、湘江之滨一座小山的摩崖之上。“三绝”者:大诗人元结撰写的《大唐中兴颂》,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每个字十五厘米见方、共三百三十二个大字、占地十平方米。这自古就被称为浯溪“摩崖三绝”的文化古迹,千百年间名闻遐迩。在浯溪一带,还有四百八十多块这种镌刻上石的我国清代以前历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和绘画。难怪从这处书卷气十足的地方走向革命的陶铸,一生酷爱书法,并颇有成就,出手的文学作品也每每不凡。
　　
　　一朝成为阶下囚
　　
　　我是陶铸手下“八竿子打不到”的“小萝卜头”。最早见到他,是1949年新年过后,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在北平外围先后召开“四野”各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北平和平解放与部队相关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我奉命去给两会作记录,那时候我是“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的干事,天知道干吗会让我去给这两会作记录。其时也不过是坐得离陶铸同志近些。至于有机会和他对话几句,是1949年6月“四野”总部进驻武汉,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以后,当时陶铸同志已经是政治部主任。一天,他突然到《战士生活》杂志社视察,这时候我已经调任《战士生活》杂志社编辑组长,地点是在滚滚长江之滨的汉口沿江大道一百一十八号二楼杂志社办公室,社长王建楚(已故)陪着他。编辑们一见到他不声不响走进屋来,都“刷”地起立,立正,向他行注目礼。他说:“坐下,坐下。”他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来到我面前时有问:“你在连里干过?”我想一定是王社长事先已经把社里的工作人员向他作过简要介绍。我慌忙“咔”一声(军中已有皮鞋穿)再一次立起,立正,答道:“1947年在南满部队做过连政治指导员,时间不长就被调到辽宁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学办《进军》报。”他又问:“你的文化程度?”我答:“伪满‘国高’,没毕业。”再问:“日语还行么?”我答:“现在有了‘拦路虎’,一是美国大兵在日本弄出大量日文中的英文外来语;二是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词儿,我不行。”此后他没再问什么,去了隔壁通联组。想想在军中,我大概就这么两次和陶铸同志近距离接触。至于在武汉听他的时事报告、《社会发展史》讲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政治部在广播喇叭下和北京天安门同步开会,听他那一次饱含深情、让人止不住热泪盈眶的动人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在先,广州解放在后。广州解放,陶铸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之后,华南分局和华南军区撤销,陶铸同志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更是在1966年夏天调去北京,坐上了中共中央的“第四把交椅”。有文章写道:那是因为陶铸在建国后曾经因为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三次直接顶撞过刘少奇,毛泽东一时欣赏陶铸是“党内的一条牛”,头上长了犄角,说是中共中央需要陶铸这头“牛”来顶“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是过了年,1967年1月10日,前后也不过是刚把椅子坐热,大街小巷就贴出“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于是这位中共“新第四把手”,随即也和堂堂的中共“老二把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样,不经任何国家法律就一言定罪,成为阶下囚,秘密发配异地,送上死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没有条件往深处琢磨,长长七年间,我也失去自由。还有点儿“便宜”不过是因为我出身、历史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不用时不时被“红卫兵”、“造反派”拉去,让跪到毛泽东大画像前“请罪”,挨他们的鞭子抽打。至于没有资格参加跳“忠字舞”,没有资格参加掏腰包献忠心制作“忠字幡”、“忠字牌”,没有资格半夜三更爬起来打着“忠字幡”、举着“忠字牌”、冻得瑟瑟发抖还要装出“无限忠于”的乐得一路鞭炮齐鸣游街庆祝接新的“最高指示”发布……这我倒是“阿弥陀佛”,求之不得。
　　被揪斗的滋味儿?多被揪斗几次也就不怎么在乎。事先吃上跌打药,抗殴打;在批斗中,尽可以任“红卫兵”、“造反派”胡说八道加上拿“最高指示”压人,可得切实注意答话,不要不慎被他们用“最高指示”“引蛇出洞”,套出有什么空子可钻的话来,严防被加以歪曲,上所谓反对“四个伟大”的“纲”。须知一旦上了他们的当,他们就会歇斯底里地吼叫着群起打人,以显示他们对“四个伟大”多么“无限忠于”。
　　
　　真希望多出几个陶铸
　　
　　说老实话,我当时虽然处在“半囚徒”地位,心里大抵还有数,心想陶铸同志既然被“定性”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就是说:他必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反对江青这个亘古丑类为所欲为、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而敢于如此这般的“超老干部”、“超大干部”,就已经很值得竖大拇指。一时我还偷偷想过:像陶铸同志这种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戎马一生、不惧中外的老将老帅们,本来还颇有一些,怎么就不多出几位“陶铸”?
　　我暗中很为陶铸同志不平,当然是毫无用处的不平。不过像我这种小人物,“半囚徒”,还能怎样?我一时很怀念陶铸同志,当然也是小人物的难得有什么“大眼光”,多半是从以往的一些切身经验事实,感受到他对我军我党的不可多得。如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前夕,陶铸同志曾经组织在“四野”部队开展对美帝国主义鄙视、蔑视、仇视的“三视教育”,《战士生活》为配合这个教育,还指派我写过一部比较生动的《美帝侵华史话》,先在《战士生活》(半月刊)上连载,后来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单行本。6月间朝鲜战争爆发,稍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旗号大举入侵朝鲜半岛。朝鲜人民军在强敌高压下节节败退,美军接近了鸭绿江边。入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主要是原来“四野”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军等,志愿军总部也是由“四野”第十三兵团总部扩大组成。年尾,我奉命入朝采访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不止一次在战士们的战前班会上听到战士们作这类发言:“片面地、简单地说什么‘美帝是纸老虎’,不管用。你来和美国‘纸老虎’交交手看?‘坐着打围(苏按:东北话打猎)不怕腰疼’。问题是咱是革命战士,还是讲‘三视’管用,美帝‘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腔了’,它是铁老虎,咱也得砸扁它!”我切身见证陶铸同志组织开展的“三视教育”,在朝鲜战场上化作部队的虎虎生气、同仇敌忾的誓不与共,这就是战斗力。
　　1951年我从朝鲜前线回到武汉,在第六十一陆军医院“半坐卧位”住了五个月零七天。出院时还头痛,医院建议给我离开一段文字工作。这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正放话要夺回海南岛,我见可能还有一仗打,1952年春,经我要求,获得批准,去驻守海南岛的第四十三军做了加强步兵营的政治教导员。部队按照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要求,经过整编,换装,一时突显连队文化水平的不济。这时,陶铸同志最先提出:每连配备两名文化教员,在部队增加正规文化教育。那时候海南岛部队还没有营房,以班为单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海南岛的雨下起来比吃面条还顺溜,下起来没完没了。军事训练在野外,关系不大,我们全营六个连加营部,淋得没有一件干衣服,照样摸爬滚打。上政治课,一个连有一棵大榕树遮着,也就对付过去,海南岛乡下多的是这种百年以上树龄的大榕树。可是搞文化教育,要摊开书本、纸张,这可打湿不得。第四十三军兼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魏佑铸传下来福音:上级暂时没有经费下拨,陶铸同志以私人名义打借条,向华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借了一笔钱,发给我们解燃眉之急。发下来的钱不够一个连盖一座大草棚用,得我们自己进五指山原始森林伐木,解决最花钱的大草棚梁、柱。战士听说别提该有多么感谢陶政委。那时候是战士们正苦恼于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顶不住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对战士的起码要求!如今的高科技作战,更是要博士、硕士、学士上马。陶铸同志对我军的建设,好像总能看远一步。
　　
　　忽然见到陶铸
　　
　　1957年,我又有机会偶然近距离接触陶铸同志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从解放军转业为老百姓,落户广州,当时在华南缝纫机械制造厂任厂长。这家工厂规模不小,一时还多次见于传媒。一天,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突然下厂视察,省委秘书长张根生陪着。他轻车简从,来到工厂厂部,噔噔噔直接上了二楼的厂长室,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见了面,我还没脱军中的“积习”,有些吃惊地“咔”一起立起,立正,向他行注目礼。他好像也有些吃惊地问:“哦,是你在这里……”我更是吃惊地反问:“陶书记,您认识我?”他说:“怎么不认识,在汉口,在《战士生活》社,咱们谈过话。”我有点儿不大相信七八年前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他还能记得,我怀疑是他前任秘书林遐提醒他。这天林遐也有跟来,他当时是《羊城晚报》秘书长,和副总编辑秦牧一起编《花地》副刊,顺便“搭便车”来看我,兼约稿。我知道陶铸同志怕�嗦,便极概括地向他汇报了工厂的近况,就带他下车间实地巡视,边巡视,边补充介绍相关的情况。他好像颇有兴致,发问不断。巡视完毕,重回厂长室,我最记得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我说:“刚才我指给您看的那座交电公司仓库,像恶虎掏心似的把我们厂搅乱,使得工厂的生产流程不能更合理安排。厂里向有关方面打过多次报告,始终得不到解决。”他一听,笑了,做手势学说一句:“恶虎掏心!”又笑了。回头对张根生秘书长说:“张根生,你通知他们,限一周内搬走!”说完,也不让送,噔噔噔下楼,径自离去。当然,老战友林遐向我约稿,我也写了《高潮随笔》一、二、三篇,标题还用我的手写体制版,文章上了《花地》头条。
　　我有幸又领略了一次如战争年代将军下达攻击命令式的、快刀斩乱麻处理自找烦恼事务的“卡布拉差”(苏按:东北方言的干脆)风格。陶铸一般比较重视调查研究,他的一言九鼎,令行禁止,这在广东官场的上上下下人人皆知,谁敢轻视违抗?张根生一个电话打过去,不到一周,“恶虎掏心”的交电公司仓库就日夜连轴搬完。
　　我说陶铸同志“一般”、“比较”重视调查研究,是一句对应的话,因为他有些时候会明明知道事情并非那样,也不敢逆“龙鳞”,甚至同样是“随大流”、“跟风”。如毛泽东号召“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全民大炼钢铁”、“各行各业大放卫星”的“大跃进”,广东连县星子临时集六十亩成熟稻谷栽在一亩田里,放“亩产三万一千零二十八斤”的“卫星”,我听陶铸同志身边的一位朋友说,陶铸即使明知道此事有假,也只能长长叹一口气,哀鸣般地向身边人说:“放,就放这一回吧……能不能下不为例……”
　　我在的华南缝纫机械制造厂,盛时有六千多职工,这在因为地处国防前沿、国家一时不怎么安排较大规模工业建设项目的广州来说,“矮子群里拔高子”,也算一家“大厂”。六千多职工,亲友遍广东,信息遍广东,我们这些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的基层“小小领导”,耳朵一般说来比高高在上的“大领导”灵一些。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以后,我就听到在厂里职工中关于陶铸的“微言”渐多。那些夏天一顶蚊帐、一铺草席,冬天外加一张毯子就OK的年轻工人,还没体会到“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是什么滋味!反正不管是《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把“反地方主义”宣扬得多么“马列”,许多人私底下都不“买账”。就连我这个反不到的大军南下干部,也感到有些批判的“论据”实在不怎么样。如批判领导琼崖(即海南岛)人民“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冯白驹搞“地方主义”,“反党”,批判的重要“论据”之一,是解放前琼崖军民开大会曾经并列挂毛泽东、冯白驹画像。其实,1946年新华社报道海南岛、内蒙古人革命斗争的消息,还是称冯白驹为“琼崖共产党领袖”;云泽(即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领袖”。海南岛并列挂毛泽东、冯白驹画像的事,也可见之于当年新华社正面报道中,不信可查看当年报纸!而广东头牌老资格著名共产党员之一的古大存,是中共的第七届中央委员,我也不相信陶铸会在“反地方主义”中完全自作主张轻易把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所以,后来我曾试过探索:陶铸在广东话“乞人憎”的“反地方主义”中,到底是“流”还是“源”?
　　
　　他是“流”不是“源”
　　
　　我开始确信广东的“反地方主义”陶铸也是“流”,不是“源”,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战争年代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采访的著名新华社特派记者、和平年代原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过后第一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王匡同志(已故),委托我替他编他的文集。我知道“文革”前这位大才子很难“侍候”,不知道当今如何?就“出难题”想借故推掉,说是若让我代编,就必须放权给我取舍。没想到他竟同意,还亲自到接受出版此书的花城出版社交代:“一切听苏晨同志的。”我失算了!只得认真进入代编过程,仔细阅读全书稿件,帮助他出版了那一部大部头精装文集《长明斋诗文丛录》,连书名都由我代取。阅读书稿时我发现,有一篇毛泽东称赞有加、原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大文章他没拿来(当然他拿来我也会抽掉),问他女儿、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王晓吟(当时我也是该社顾问):“……怎么没见那篇文章?”王晓吟说:“那是写反地方主义的。当年不写不行,现在他怎么还会拿出来?”也是在那时候,王晓吟写了一篇毛泽东在中共广东省委左侧珠岛宾馆召见王匡的散文,写好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我见写得挺好,以为可以发表。可是王匡看了坚决不同意发表。我又问王晓吟:“为什么?”她说:“还不是这次接见关系到《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事……”广东人有话:“画公仔不需画出肠。”事后我写了大同小异两篇散文,都是题为《又见松风石》,一篇发表在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一篇发表在石家庄的《杂文月刊》。我真的不为多“捞”几个稿费,只为含蓄地表述一下我的广东“反地方主义”“源”、“流”观,能多有几个人看看。
　　我没有想替广东“反地方主义”前台“总管”陶铸减轻责任的意思。他虽然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但是当时大权在握,到了中共广东省委更是第一书记,大量及人、及事、有血、有泪的责任,谁能推脱得了?倒是最近看到陶铸同志调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四野”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候最初的秘书、著名军旅作家、老战友宋群的大作《远去的背影》,见第十五页竟是明明白白地写着:
　　
　　据郑笑枫、舒玲撰写的《陶铸传》中记叙,“反地方主义”开始于“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为解决广东土改缓慢(苏按: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是“爬不上岸的乌龟”),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的“广东问题小型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搞地方主义。按照这一指示,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了对当时土改右倾(苏按:“土改右倾”是否也得打上引号?后来赔偿华侨好不简单)和方方“地方主义”的批判。随后,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的其他地区,也陆续开展了这一批判斗争。
　　
　　人得死个明白
　　
　　我也常想:“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不管能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也得死个明白吧。特别是像陶铸同志这样一位堪称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忠诚服务了一生、功勋劳绩卓著的中共党员来说。我长久不清楚他怎么就前一些日子还坐在中共中央“第四把交椅”上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常务,后一些日子就被拉下椅子掼在地上成为“阶下囚”,经过“七斗八斗”,被秘密流放到安徽,未几便悲惨地死去!
　　我是一个消息闭塞的离休白发小老头,还是三年前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上看到两报先后连载的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才知道这位“不知死”的陶铸,竟敢不怕“得罪”江青!陈丕显的回忆录里说:
　　
　　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吐了内心的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我们深受鼓舞。
　　可是期待到了什么呢……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传出令我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有的大字报还传出了1月9日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
　　
　　这为什么?陈丕显的回忆录里说是:在1966年12月25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陶铸和江青为保护老干部问题发生了争吵。不过,也说道:“争吵过后,性格直爽、刚正不阿的陶铸气愤至极。经过思考,(12月29日)他去找毛主席,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要求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还让陶铸:“过罢新年,你到省市去考察一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狄秋,云南的闫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讲话作用会大些。”而事实却是陶铸被稳住没过十天,就立即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毛泽东提到“要保”的第一书记,也没有一个不被打倒!
　　我一时想到“文革”盛时的一个小插曲:江青实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喉舌是《红旗》杂志,《红旗》杂志的具体负责人是林杰。一次,林杰传出过一句“最高指示”:“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语气、风格倒是酷似。可是所谓“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江青“江大旗手”,立即跳出来否认,说是林杰“伪造‘最高指示’”,红极一时的林杰被打倒。我写了一篇《读陈丕显回忆录的七嘴八舌》发表在《粤海散文》杂志上,使得陶铸的到底为什么被打倒又透了一些亮,可没敢提及林杰事情的小插曲。
　　又是后来读老战友宋群的著作《远去的背影》,读到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页,见有一段可能会让每一位正直的中共党员读了脸上都会火烧火燎的记叙:
　　
　　江青指责陶铸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学部支持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陶铸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去支持!”江青气势汹汹地说:“历史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忍无可忍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
　　江青被陶铸的正义言词噎住了。他从未遇到过有人敢如此顶撞她。
　　“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她直截了当地下命令了。
　　“我就不去!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陶铸也是盛怒了。
　　于是,江青大哭大闹:“我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给我说明白……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所谓“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江青,竟然是这样一副嘴脸。
　　毛泽东逝世,“中央文革”垮台。党和国家拨乱反正,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制定决议,彻底否定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公审,叛处江青死刑。
　　
　　冒雨瞻仰“松风石”
　　
　　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传奇老革命,离休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逝世前嘱咐女儿陶斯亮,在她去世后把她的骨灰也归葬于白云山头的“松风石”下,和陶铸同志一起。我应陶斯亮之约,那天登上白云山参加在“松风石”举行的仪式。
　　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白云松涛”景点漫山坡的大片松林遇雨升腾起白茫茫的水气,仪式会场的氛围天成的庄严肃穆。“松风石”所在的小松林里,团团集聚着几十位来宾,打着各色各样的雨伞。来宾多是级别较高的现任或离休干部,越近“里圈”,官位越高。我是离休布衣,自觉地站到最“外圈”。陶斯亮开始诵读祭文,我立足的地方在风雨交加中什么也听不清。于是一时走神,不由地进入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心境。
　　曾志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1954年落户广州的时候,她新任中共广州市委第四副书记,稍后兼任工业部部长。我先在广东苎麻纺织厂任代厂长,接着到华南缝纫机械制造厂任厂长。这两家工厂都是市的直属厂,她正管着。她给过我不少有益的教诲。“反右”时可也差一点儿给我戴上“右派”帽子,多亏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第二副书记吴有恒、第三副书记杜星桓说了公道话,才得幸免。我那位大学毕业不久,在工厂做技术员的妻子,传奇般地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已“改正”),为上级下达的“反右”指标凑数(她没有“鸣放”过,也没有写过大字报)。“半个家”毁了,两个在幼儿园的孩子……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可也因为“该同志在运动中表现态度不好”,党内外都受到处分(“文革”后已平反)。那时候一个较老的中共党员,连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电影都不许看……不过曾志老人都去了,还想这些干什么?罪过,罪过!松涛飒飒,山风习习。我一时想到,美国威尔逊总统说过:“理解无疑是培养一切友情之果的土壤。”那么,就理解吧,理解吧!曾志同志处分我,与那时候自上而下实行着一整套极左政策的大环境有关。接着我又一时想起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如果不忘却许多,人生无法继续。”那么,就忘却吧,忘却吧!我还得继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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